历史解释的结构与层次
在历史解释中，因果关系是最重要的解释关系，因为它基于的是时间和相似性原理。曾经发生的可以延伸到未来，为未来的人类经验提供判定依据。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是用假定事件来解剖事件链条，用边际效应来寻找次级“因果关系”，例如，假定李自成-吴三桂联盟成功，对短期历史和长期历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与改变？假定乾隆1793年与英通商，后果如何？这很有趣：要先假定大历史背景1840年前后必然出现中西实质交往，这是受到西方工业化的驱动的必然浪潮，或迟或早而已。只有假定这个更大层次上的历史背景才能够对次级的历史事件进行条件假定、因果分析，按照概率增减来判断（寻找）关联事件。对事件置换来判断的依据是：相似性原理。这就消解了绝对的因果关系，同时保留了弱因果关系，从而为历史事件关联链条和历史解释进行了合法性辩护。同时，按照边际高低可以继续开拓寻找更有效的解释路径。
历史因果关系的确定性随着层次的不同而形成一个差异性的谱系，例如，在对中国历史中的王朝更替现象进行的解释中，就有竺可桢提出的气候变化的周期性、社会阶层固化而导致的矛盾激化、“偶然性”的灾害与军事政治决策的失误等不同的层次逻辑。毫无疑问，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在不同层次上的解释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协助、解释的，物理性的时间因果材料占有客观性尺度上的最重一端，而所谓根本性因果关系（如绝对精神学说、生产力-生产关系学说）却处于另一端。对历史学的研究总是试图把后一端还原、归结到前一端的要素中去，形成可度量的和外在化的标准。但是，若“还原”太简略，那么随着这种还原行动的累积，整体的历史变成了零碎的事件堆，整体的历史时间性被拆解成为物理性的时间因果关系。可见，要保证历史的整体性，就不能用物理性的时间单元来替代哲学的时间性，就如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因子不能与哲学的时间相混淆一样。
即便爱因斯坦智商高，相对论放在物理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也不过是时代物理精神的一个时代必然表现。他自己也说：如果没有他，狭义相对论很快也有人搞出来了，广义相对论虽然有点“超前”，但几十年后也会被人提出来。其实，希尔伯特也几乎接近在数学上提出相似的场方程了。但在微观层次看，随着视角越来越近，会发现其发展的轨迹不是平坦的，充满高低不平的坎坷。这里存在一个容易被宏观层次忽视的问题：前前后后的科学家在一共同的科学研究范式下形成的分工与累积性成果本身具有历史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宏大的历史性潮流或范式对于历史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对于潮流或范式之后的人来看却不同，在历史能动性视角下应能看到客观之外的一种群体的主体性力量。拿相对论来说，它不仅是爱因斯坦的贡献，还是当时人们（最直接的是物理学家群体）的集体选择和接受的结果，虽然看起来这个选择与接受是主观的，但由于它在大尺度上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这里表现为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相关，因而表现出后者的客观性。后者又离不开前者，因而形成一种从大到小的层次性关联：人类历史发展、科学研究、相对论的提出。
对历史进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是相互助长，而且缺一不可的。在个体的历史性——社会的历史性在关联机制中，每个人的历史意识包括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就像生物学胚胎发育的基因顺序激活——重演进化历程。然而，对于任何历史的理解又都是通过一个独特的主体，任何一本严肃的历史书都是有限人物的有限事件的记载。虽然在社会物质生产与社会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层面上，人民群众构成了主体，但是，绝大多数人除了在军事层面上能够成为军事将领与帝王的群众性力量的工具，难以超出这种被历史编纂所忽视的所谓“简单存在”的历史存在层面，难以进入历史叙述中的政治、文化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的层次。换言之，在这几个构成人类文明历史主体的层面上，大多数人显得可有可无，即便那剩下的少数，大概也只是在提供着生产各种精英的土壤。实际情况可能是，极少数的精英才是能被后来者看到的历史主要层面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书写者。就统计数据而言，地球文明的历史中曾有数百亿人生存过，但历史书籍中的人物总数不过百万。
由于历史运动变化的加剧，从过去得到的结论推演未来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因为越来越激烈的变化所涉及的要素与内容越来越不遵循传统的认知逻辑与经验，知识的更新频率也快到让人窒息，有的领域短至几年前的知识与方法就已经变得陈旧了。今天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甚至认为，他们所学习的学科自1909年以来的改变，超过了以前有历史记载的所有时期。19世纪农业的发展和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观点。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个时代的道德松弛是衰败的先兆，还是已经失去了农业社会基础的道德规范，而向着工业文明所熔铸的社会秩序和常规的道德规范进行着痛苦却又值得庆幸的转变。[37]的确，当前社会剧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失序，而这种失序又常常被解读为道德沦丧之类，可是，即便是相比于传统来说的沦丧，我们仍然缺乏有根据的因果分析，仍然是在一种表象层次上进行的简单归类：这是传统的、美的，那是非传统的、糟糕的，等等。对此类现象的分析，需要历史分析，需要针对道德、社会经济和组织形态、人的本性等进行层次分析。
历史学有足够的层次、视角让不同的观点和说法都能立足，譬如，布罗代尔可以说不喜欢叙事。因为他认为叙事是幼稚的，让人迷幻丛生——显然，他还没有以历史实践的眼光看待历史叙事。如果你是后现代派，喜欢诗意化的隐喻叙事也没关系，对历史的文学化书写与艺术创造也需要人做。同样，道德责任也是有意义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激发人们的良知。无论是宏大的，例如黑格尔的抑或马克思的那种分析，还是微观的历史分析，都蕴含层次性地解读历史的内容。18世纪后期英法之间的冲突虽然明显地表现为政治层次，实质上它已经包含了好几个层次上的冲突与发展，其中有的层次超越了国家政治，例如法国支持的最后导致对自己政权的负面影响，这对于英国来说也是一样，而且诡异的是，这样的弯道表达常常借助于美国等第三方的媒介，这就使得问题所涉要素尤为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性，我们只能以层次分析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开谜团，或者说，只有在层次的历史认知模式中，我们才能对这段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极其重要的时段有更深刻和恰当的理解。
在霍布斯鲍姆眼中，“双元革命”虽然比其他事件更有历史意义，隐含深层的必然性，但并不是历史各个层次的“水到渠成”。在某个层次上看似乎表现出历史的发展规律，但在其他层次上却可能存在相反的趋势。“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因为，在法国，科学受到革命的鼓励，而在英国，反动派则怀疑科学。”[38]看来，并不是科学技术的先进导致了工业革命，活跃的氛围和工业化圈地运动等可能更为重要。同时，这也说明，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不是强烈依赖于科学的。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类似地，法国大革命由于美国独立战争、自由宣言等，也不是绝对超越时代的伟大创举，所谓伟大的历史事件在其发生的时刻是断然不能从历史的趋势中那么容易地看出来的。
这更凸显出历史发展的某种超出人类预料能力之外的“魅力”。一方面，历史学家还没有像物理学家了解天体的运动轨迹那样确切地了解历史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本身内含的“隐德莱希”是一种超越性的变量。“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在结构上和价值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换言之是自我造就者的社会。”[39]其实，法国大革命不但改换了政权，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内部生活，但当时中古时代的社会形态依然存在。不过，贵族虽然还保留着爵位，但已失去了全部权力，由于种种特殊的制度和各个集团特权的存在，法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40]可见，当时法国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而不是只有革命才能带来根本性变化。就层次而言，米涅也认识到长、短利益之间的矛盾性。社会从多个层次发生整体性的变化，才是真正的社会大变化，就如中国当下社会正在经历的复合层次变迁的看似发展却又徘徊的过程。将历史划分为经济、政治与社会与文化来进行解释的方式并不是相互分离，更不是绝对重要性的排序，划分只具有逻辑上的次序，而没有时间历史上的次序，即便有也是很小的，是微观层次上的时间差，而不是宏观层次上的时间差。当按照经济阶级之类的范畴进行大划分时，其实忽略了这个范畴内不同时间段内的差异性，而这个差异性却是另一个范畴内的内容了，显然，对后者而言这种处理是粗糙的。
历史就是人类在各个层次的相互碰撞、问题与克服之间的狭窄缝隙间前进。“为了进行这样巨大的改革，革命要克服许多阻力，因此在它带来的长远利益之外，也曾有过一些暂时的过激行动。特权等级曾想压制革命；欧洲也曾试图阻止它；而在它被迫进行斗争时，它既未能量力而行，也未能在取得胜利时适可而止。内部的反抗，导致了人民大众的最高主权，而外来的侵略，则导致了军事统治。尽管产生了无政府状态，尽管产生了专制主义，但目的是达到了：在革命的过程中旧社会被摧毁了；在帝国时期建立了新社会。”[41]历史的观念也随着面对的问题而有不同的面向，表现出不同层次上的观照。被视为这种道德民主政治奠基人的罗伯斯庇尔成为党普遍赞扬的对象、共和国的伟人，人们普遍谈论他的道德、天赋与辩才，可是有两件事情在今天看来应该有损于他，而那时却提高了他的地位与声誉，其中一个是一位名叫塞西尔·雷诺的少女要求面见他而被捕，糟糕的是被发现包里有两把刀子，结果上了断头台，甚至全家也遭到连累。[42]
在历史变迁的洪流中，依靠人民大众进行自我历史调节的能力而得到有效反馈是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的，而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集体力量施加于历史的反馈，几乎就是随机的，难以看出理性的主体性表现。具有足够相应知识和理智、经验的人群才能比较有效地控制历史波浪，否则就要留给自然这个上帝来主宰了。大众是很容易遗忘上一个“精神神灵”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什么是神灵的稳定观念。大众的确左右了历史洪流的根基发展，但是，他们的“左右”是通过某种势力、理论或者情绪的鼓动宣传，即观念的力量来实现的。帝国建立以后，政府更加独断专横，社会风气逐渐转变反而趋于贵族化，而非革命所倡导的等级消除。人的变化，表面变化和深层变化之间的分离，社会也存在如此的分化。表面的、短期的趋势受到政治宣传的影响。但是这种波动真正内化成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力量却需要反反复复的、长时间的、跨越代际（可能至少三代以上）的巩固。
按照布罗代尔的划分，历史可以根据历史时间的尺度分成3个层次，历史时间区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后来他明确地称之为：长、中、短时段。对应的历史概念是结构、局势（10、20、50、100、200年周期现象）、事件（突发的）。[43]其实，三个层次或者时段的历史无非是三个时段的辩证关系。在历史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结构。其次是局势的变化，周期性的经济消长，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人力无法控制，不能改变这种客观趋势，人的“自由”是永远受制的。“事件”只不过是深层振荡中翻起的浪花、尘埃而已，对历史起不到重大作用。布罗代尔坚持认为：“研究历史的主要途径就是将它视为一个长时段。这当然不是唯一的途径，但借助于它，可以揭示出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所有重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它是唯一能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整体的语言。”[44]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就是对应于历史的宏大结构，而且这个结构包罗了全部历史与现实，是一个整体。但是过于强调一种结构，而且是不变的结构整体，会消解现实的开放性，把未来变成单调的过去的结构性延伸，而不是基于结构的开放性展开，和对新的历史意义的建构与寻求。
对古代世界进行层次性的分析，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被片面的局部利益所支配的刀光剑影终不能成就全球化的帝国了。在基本的生产工具、交通运输、通信工具等都不能支撑一个政治系统所必要的广域联系，从而建立有效的权力以及作为其保障的武力投放能力之前，政治层次的全球帝国就只能是一个单纯政治的想象，停留于历代帝王的头脑中。雄才大略的帝王穷尽一生试图达到其所处历史时空的各种客观条件的极限，在给自己带来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的同时，却让众生如奴隶般地生活几千年；而半心半意配合他们的传统社会精英似乎满足于日复一日的稳定生活却不曾跳出局限于单一层次的思想牢笼。间或有偶然好运把握到天赐良机的帝王如成吉思汗，但帝国的坍塌也不过瞬间。对于他们头脑中社会空间已经展开的观念而言，不可能单独依靠一个军事层面的暴力就可以持久维系，也更不能用马背上的人生观来关闭他们更加丰富的多层次的文化与社会生活。对比元朝统治与清朝的统治可知，元朝试图将社会军事化的统治注定是不可能持久稳定的，糟糕的是他们只有军事化一个维度的社会生活，少有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甚至政治生活也是高度军事化的。清朝则引进了汉文化的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历史事件需要在层次框架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