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层次性改造
传统哲学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层次与领域混淆不清，受到的挑战却是层次与领域的迅猛膨胀与扩张，不仅层次越来越深，而且领域也越来越多。层次是一个演化的立体性层次结构，而不是模糊、混沌的一个黑箱单元，结构内逻辑是存在历史性的，这个结构既具有外在作用逻辑或外部关联逻辑，也有内部的结构逻辑。例如历史研究中的层次方法，不同波长的波浪各自的运动、相互之间的“摩擦”，特别是后者导致了我们时代性的剧痛。
古希腊哲学中的改造与革命自不必说，既有泰勒斯的“惊奇之问”，又有智者学派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伟大的古希腊三杰接过哲学的衣钵，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通过柏拉图对理念、共相的追问，开启了胡塞尔所谓“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学革命”。亚里士多德是革命的总结者，进一步辩护了人类理性的发展方向：哲学是科学、思辨科学，而不是实践，不是感觉经验或者技术的描述，并对哲学、各种具体经验学科进行了层次性的划分，被公认为现代许多科学门类的奠基人或者先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哲学形态是人类第一次哲学科学化的革命尝试。能够与这次革命相提并论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笛卡尔-康德的哲学革命。康德通过认知理性的范畴分析，揭示思维如何通过范畴把规律加诸自然，从而实现了“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是这场革命的总结者，对凝聚在范畴与二律背反上的理性诡计进行了思辨的考察，用宏大的思辨哲学体系展现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与一切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并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历史辩证的辩护。
哲学革命从来都是对思维方式进而对思想指导的经验与实践的革命，而非简单指向纯粹的外在世界。对外在世界的具体改造是农业与工业生产的事情，是农民与工人的任务，现在则是科技工作者通过遥控机器人去实现的工作。但哲学革命则首先是哲学家让自己的思维变得更复杂，更有层次性与秩序能力，从而提出对外在世界与社会各种秩序的最根本的秩序安排的根据，然后将这种思维形式或者结构的革新传播给其他人，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对世界、人生与社会的合理认知与行动根据。胡塞尔在《回忆布伦塔诺》中说，“不能以激烈的语言方式换取强词夺理的思想简化”[11]，唯有层次性思维才能在整体观下带倾向性地安定于特定的层次与领域，对于个人如此，对于人类社会全体更是如此。
其实，实践转向就是在呼吁一个全方位的立体视角、层次理性的建立。因为，这个实践不再是扁平的、单层次的实践（与知识相对立的那个行动实践）。如果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实践论了，但是，过分倡导行动而轻视认知与思想的倾向会导致悖论：强调实践和革命的最后结果表明，呼唤革命的根据除了现实的残酷，则是依据激进思想而构造出来的美好图景，这仍然可以被归结为从单纯想象出发的谬误。因为，所谓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实则变成指挥行动的教条。而规律性的根据不是真正的现实实践，要真实体会当下正在流变的实践，没有曲折的道路是不可能的。迄今的认知无论如何伟大总是有问题的，因而，教条化的实践其实带有虚伪性，而这个虚伪性就是二律背反的根据之一。所以，问题变得清楚明了：实践转向之后的实践的问题所在，要在结构性的分层次模式上才能看得真切。
哲学革新有两条路径：一是面对哲学内部研究的范式改造；二是面向外部世界与社会实践的参与角色与社会功能的改变。如果说在哲学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哲学改造必须观照到的两个层次，那它们相互之间就存在越来越多的交互。曾经为了更清晰地研究具体问题的方面而进行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划分，可能有助于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现在则走向大融合。例如，以前相对比较独立的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历史观的批判之后，也携带了更多的社会批判的成分，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历史诠释学中则与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显示出三合一的态势。现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些词语概念都是跨界的，跨越了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只是，在面向外部世界的学科分类时为方便起见划分为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不同的方向，但即便在这样的划分中，也有越来越明显的跨界趋势。
个人与社会之间若即若离的张力关系也是哲学的改造所必须考虑的。对于个人来说，需要对各种剧变的时代、各种膨胀的空间持有一种层次性的思维结构，才能进行整体性的分层次把握，既总体性地把握世界整体，又把握特定层次或者领域（感兴趣的和不得不关注的）。对于人类社会整体来说，则需要有一种总体性的理性辩护，才能让各种具体的分工各得其所，各种组织群体、个人在人类全部历史的最高总体性中获得其独特的价值与定位。如果说整体是人类精神一种特有的自我观照与统摄意识所规约的自恋，倒也有一些道理，因为那的确是人类的，也对于人类才有意义。然而，那不是病态的自恋，那是人类的独特思维的一种层次性创造，也正是人类的“崇高”之处。我们由此将自己与自然界、动物划分开来，由此确定了一种历史的秩序——“前进的方向”。在历史的维度上，整体观的价值和意义恰恰就在于那座“亚历山大港灯塔”，给所有承载社会及其全体成员的文明航船照亮方向。
层次思想需要把社会不同范畴、要素的时代性变迁纳入一个统一而公正的框架中来。当人类社会整体上受困于物质财富的贫乏时，那么建设与生产财富更为紧迫和重要，当物质丰富而思想与人性滞后时，思维与价值就尤其重要；当财物丰富而人人善良时，人生活的空间（包括外在的与内在的）可以通过科技与艺术来实现。而总体上，哲学是看护这种公正总体性的平衡的，并在适当时机给出某些方面是否贫乏的警告。分析哲学带动哲学的理论经历“实用主义”的洗礼，其号召力在于有效性，在于解释和效果，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真理的追求。绝对的本体论已经随着简单的单层次思维的过时而结束。本体论的死亡就是指外在的“本体世界”的瓦解，但不是对我们的精神整体的抛弃，也不是对表现型的生活世界的抛弃，更不是对经验整体的否定。理论与模型的有效性就是基于这个经验整体的世界。
对世界的根本解释仍然属于哲学的使命，但哲学的事业不止解释，解释远未穷尽哲学所积极参与的认识功能与社会改造作用。改造世界当然重要，但哲学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恰恰在于：理解、说明和正确地解释世界与社会，并促使其“时移世易”的合理改变。经历19世纪至20世纪波澜壮阔的政治革命、世界大战与共产主义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仍然是一些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改变的方方面面，例如，其福利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设计。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仍将延续，在改造世界与认识世界的两个层次上根据时代变化而变化；在社会制度方面，如果说不再限于只通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通过认识和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也会形成强大的道德批判与社会批判，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而且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与信仰，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实践也起着探索性的积极作用。
哲学就是明知其难，却要迎头而上的人类精神，就如愚公移山的故事、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中的那个著名隐喻。在世界复杂而分化的趋势下，只有能够理解这样复杂结构，即人-社会-世界（自然加社会）-历史的思维才能帮助人类解决现实问题。而我们对其中当前层次的认识总是直觉的，而不是反思的，要反思就必须在逻辑上更深或视域上更宽的一层上进行。我们总是在更深或更宽的一层上才得到了对当前层次本质的真正认识。例如，我们对某个具体实在物的深刻认识是在对抽象的实在世界建立哲学思维之后；我们对人性的认识是在把握动物本性的层面基础上，对动物的认识则在理解生物的层面之上；我们对科学的真正认识也是建立在科学哲学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则必须建立在历史科学的基础上。因此，哲学必须建立层次性的思维模式，否则，面对时间的维度，就会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要么远远超出当今，要么把当今回复到肇始之初”[12]。在面对世界的宽度上，要么远远超出当下，要么把当下纳入不变的创世纪之中。哲学当然不必变得时髦，亦步亦趋地追赶时尚，相反，哲学要对时尚进行层次性分析，把它回归到更大尺度的时代与世界中来理解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