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的层次理性
历史学试图以理性的科学精神把握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科学化运动，包括维柯、康德、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有最后的思辨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他们与历史学家兰克、柯林武德、克罗齐等人一道推动了历史科学的进步，从“规律史学”“事实史学”转向“理解史学”。除了用规范性的模式把握历史之外，还通过“心理移情”体验式地理解历史，或者如所呈现的那样“现象学”地进行历史叙述。前者看似有个人性的情感或情绪等非理性的参与，但这些要素并不直接表现出结果，而是落实到经过“理性层次”过滤的历史经验中；后者的理性则在现象学方法中得到辩护。历史叙述不止是一种理性方法的补充，为历史理性所遗漏补充可有可无的历史材料，而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历史叙述并不是对历史理性的一种谦让，而是对更深层次的历史意蕴的“诗学”表达。
历史叙事也可称为历史叙述。历史叙述能够将过去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甚至民族国家的种种遭遇编织成有趣的故事，没有了强势的意识形态的压力，历史的书写将成为与理性的历史研究形成互补的历史实践。例如，史料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可是对于同样的史料，他们却能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且个个振振有词。但这并不说明史学家可以对史料进行随意解释，尊重史料和独立思考并不矛盾。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都是从原始材料出发的，尤其是如今面对史学界“生产过剩”的现象，许多研究实际上是从阅读二手材料开始的，从阅读中产生研究兴趣与问题意识，然后才寻找一手材料。而且，不断的引证模糊了历史作品与历史材料的区别。“为了使资料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历史学家使用的唯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的技巧。”[70]
语言的修辞和虚构功能把历史文学叙述化了，有关过去历史事实的争论在本质上似乎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正所谓“文史不分家”。诗化的历史文本写作似乎是一个反感科学主义的格式化而要“回到”荷马史诗时代的诉求。中国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提出过“六经皆史”的说法，试图消解历来高于史学的“经”之权威性，如果再激进一步，按照海登·怀特的“历史皆是文学”的主张，那么高高在上的四书五经同演义别传无异。隐喻就更是随处可见，中国历史材料中就充满了隐喻和类比的语言功夫，比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用“可惜死了告子！”来吊唁陆九渊是自比孟子和对自己失去辩论对手的叹息，同时也不忘贬低对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叙述就要表达事件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仅仅拿出编年史或者名人大事列表。对历史事件及其之间复杂关系的叙述还要配以有趣的解说和意义解释，最好能够达到琼瑶小说那样的故事性，委婉曲折又动人心弦。
后现代主义史学认可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对材料的意义理解，但反对历史存在融贯的整体意义的说法，而且，对意义的理解不再依赖于所谓的“客观材料”，而是转移到关注历史写作的思维范式、语言结构，尤其是关注文本。简言之，历史写作由史料观转换到文本的语言结构，文本不再是透明的和无生命力的纯粹传递工具，而是有着开放性和生产性的意义散播的“在场”。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说“文字比说完就消失的语言更稳固持久，是一种写下的存在”。作者、读者、历史材料和文本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舞台提供了变幻莫测的要素准备。用“历史叙事学”代替“历史科学”、倡导史学的叙事化，还蕴涵着这样的一层含义：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叙事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总是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反叛，叙事的知识与科学或抽象的知识相对，这是一种前资本主义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相对立的隐喻。
虽然怀特对史学家的语言形式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如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样，不存在一个确切的定义。任何规定性的不变的词语描述都可能被它自己所反感而抛弃。与其说是个概念，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过程，一股强调相对性、流动性的思潮。它与20世纪的其他史学思潮也存在相互影响和关联，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是主体而不是客体事件，关注历史学家如何认识客观历史的机制和过程。反宏大叙事并非后现代所特有，在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思想也有类似体现，历史写作的人物从决定历史发展的精英转移到老百姓。宏大结构当然不可能在老百姓身上体现出来，所以，结构就变得微观化，以政治军事等重大历史题材的社会主线细化到宽泛的文化史中的细细涓流，性别史、妇女裹足史、某种民族习俗如饮食服饰的演变等，从小处着手，研究对象范围也缩小，地方边缘化、个例化，试图“以小见大”。
这些转变必然导致对历史中心的消解，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以及零散化、文学化的叙事方式。但无论微观史学还是新文化史都没有如后现代史学那样挑战历史真实性。“去真理化”实际上针对的仍然是本质主义，不管是基于主体认识论的内在真理，还是带着科学光环的外在客观真理，抑或各种各样的上帝崇拜；人随着其主体性的消解而被先在的身体所替代，福柯的解构中心的权力微观分析就是从身体的规训与行动的策略开始的。文学化，尤其是小说叙事性质的使用彰显了文学语言的隐喻价值，虽然语言的逻辑空间和后现代文学所主张的开发差异性的可能领域是完全开放的。在抵制任何以中心自居的旨趣上，与其反本质主义是相辅相成、前后一贯的。
历史学家总是在一定的文明体系里从事写作的，总是拥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历史背景以及立足特定的立场和意图。就如海德格尔所说，“世界总是已经”于此在诞生时存在着的，“从历史学上开展历史……按其存在论结构来说，其本身就根植在此在的历史性中”[71]。而这个文化体系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要素。而且，外在于某个文明体系的视界可能带来迥异的观念，直接触动并消解文明共同体内的自我理解，比如史华慈等外国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解读。这种观念的交往和冲撞更新着陈旧的历史观。对于读者来说，历史作品是双重要素的交集：其一是读者所能理解和“还原”的作者写作时的历史情境，其二是读者自身的解读和视界融合。[72]不仅历史作者与“历史”本身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而且历史学家的作品与其读者之间也有一个差异存在。时间间距的历史疏远化作用得到了伽达默尔的肯定，这进一步改变了早期历史解释竭力要克服的历史性看法；他相信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永远面向着未来的新经验，“经验的辩证法的完成不在于确定的知识，而在于由经验本身激起的对新经验的开放性”[73]。
试图从读者历史境遇直接进到作者的思想世界的想法也是天真的，反而正是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导致心理移情。心理重建不可实现，传统占用我们每个个体而不是我们占用整个传统，作为中介的时间连接着历史和作者以及读者。时间使得历史文本受到“历练”，逃离了时代的局限性而超越历史时间，从而获得普遍价值。而且，后现代主义者也同样认识到对既往历史的认识所倚重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更新正是历史被“现代化”的理论源泉。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层层包装的知识的累积，都不过是人类面对当下境遇状况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展望。总之，对历史的解读最终归结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以及基于语言交往的社会实践活动。
近年来，空间转向给历史叙事带来了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逻辑层次的衍生，在叙事的空间中更能展开层次性的立体结构的叙述宽度。这与传统的线性叙事显然不同，这样的历史叙述本身需要以层次性的空间思维来建构历史，建构历史理性，并把这种层次历史理性运用于历史叙述的实践中。层次空间的历史叙述既有历时性的线索叙述，也有共时性的横向跨层次、领域的关系与事件叙述，而且更侧重于历史中某个特定时段里从空间展开的横向关系网络，对这个共时性的历史结构进行内在关联的叙述，从而为探讨某个具体历史阶段复杂进程的层次性与多样性提供合适的叙述框架。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历史叙事层次性展开的空间化，在于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多元历史、多种现代化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同时并存的合法性基础，走向对地方性历史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的尊重和肯定，破除西方中心论式的历史观与话语。[74]
历史叙述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想象或作为文学创造的题材类型，而有其独特的历史使命。它通过层次空间化的历史叙事来帮助大众理解社会现实、帮助人们把握越来越复杂的、分层次空间化的社会结构及其在科学技术与资本逻辑推动下的快速变迁，让历史内在的当代性在叙述的层次之间流露出来，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话语之中。当今社会与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重新组织与塑造时空关系，空间的结构与功能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社会的快速变化，时空呈现出高度的压缩状态，技术重塑了时间与空间及其意义。“时间之被替代、时间之空间化。”[75]社会的跨越性发展导致历时态的现象共时态呈现，改变了过去的时空体验，不断凸显和强化时间的碎片、时间的瞬间、即时性和加速节奏。时间和空间的形式、内容、意义、影响发生重大变化，空间的重要性突显。而且，全球化与城市化的空间重构使得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并导致历史理论的当代化重构。在复杂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多样并存的社会理论语境下，现代社会日益呈现出深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非线性。“对时间范畴、时间思维的过度依赖，使批判理论、激进理论无法解释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世界。”[76]
以中国的历史叙述来说，以层次性的历史叙述方法来处理复杂的中国社会分层展开的历史空间，从而建立独特的中国历史叙述风格，既拥有普遍性的历史理性，又为更深入地通过叙述来探索中国复杂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历史理性的叙述智慧。首先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有个层次性的理解。中国文化本身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具有层次性的空间结构，对文化的理解是对历史认识与历史叙述的必要前提，因为历史意识的解释功能与其目的通过历史文化表现出来。对于中国人来说，艰深而严密的逻辑哲学肯定不如说教的体验式哲学更容易接受。但层次逻辑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比起纯粹思辨的逻辑来得直观，但比简单的令言式说教更有现代社会生活的贴近性。
中华文明的优点在于多层次性的包容性思维，恒山悬空寺里有同堂供奉佛祖、孔子、老子的三圣殿。佛教、道教、儒家思想与儒家科考的制度化等社会制度安排，使得中国传统文明在几大文明中是最有生命力的。因为它的多层次性，而且相互之间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有机的关系，所以社会稳定的弹性最好。就如吕森的三重维度的“文化历史意识统一体”，中国历史文化中内儒外法的“道统”就是政治层次上的秩序合法化，它与科考制度、佛教、道家思想的流行，一起从不同的层次共同塑造着社会的稳定与运动的机制。
要详细叙述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还需要更清晰地划分层次，更具体地把复杂性展现出来。通过层次对比，可知在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层次性是复杂而圆融的；而现代制度的西方，由于法治的形成与执行（通过民主制度的外化），才使得西方制度稳定而成熟起来。自由在传统社会里并不是一个那么积极的社会力量，只是到民主法治社会里才有实质性的发挥空间。中国经验或者中国道路必须用层次复合来解释，进行源于历史的叙事可能更为妥当。对中国四十多年经济改革成就，不能单单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需在中国在政治和经济、社会等多个层次上的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伟大转型的历史叙述中，把握其中改革主体的创造性，充分运用国内外有利环境与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在多个层次上纵横捭阖、智慧运筹的历史经验。中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结构的社会，在这样一个拥有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庞大国家，在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历史中同时推进或开启三次工业化的进程，共产党如何有效地运用毛泽东时代在统一的共产主义思想下建立起来的大众社会权威，并延续传统文化中的简朴实用的经济精神，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叙述也需要长、短尺度把握时代精神的历史理性。
总之，作为历史理性把控下的历史叙述仍然遵循历史理性的基本规范。我们不可断言对历史的说法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它只是根据历史与考古的材料基于我们有学科规范的逻辑进行的推断。追求历史真相重要，但在目前的有限条件下，更重要的是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因为历史认知理性仍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而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对我们把握历史的多层意义来说是更基础的自律。随着一些具体历史材料的易得、借助于语言多样化形式而提升了社会公众的历史兴趣，进而促进了历史叙述的进展，叙述视点也从宏观领域转移到微观领域。
这是历史理性的自觉，对自我有限性的自觉认知，既然不能在宏观层次形成有现实意义的规律性把握的更大突破，而且在宏观层次上的叙述也显得空洞无益，那么在一个限度的微观层次通过叙述以呈现历史各种要素的相互关联与作用机制，进而为这个层次上的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逻辑把握提供历史的可靠材料，这总比停留于大而空的概念或抽象范式的争论更有现实可行性。而且，历史叙述通过一些代表性的著作让宏大的历史逻辑线索更加清晰，从下往上的层次逻辑让历史认知与规律性的把握也变得更加牢靠。
【注释】
[1]维柯（Giovanni B.Vico，1668～1744），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代表作有《新科学》《普遍法》及《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2]〔法〕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8页。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序言第46页。
[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页。
[5]陈新：《简论历史理性与历史叙事》，《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
[6]约恩·吕森、尉佩云：《历史叙事、历史研究与历史伦理——访约恩·吕森》，《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1期。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6页。
[8]于沛：《历史认识的辩证法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9]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1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11]也许生活在晋朝末期或南北朝时期的人更清楚究竟在发生了什么：王莽篡位后，虽然想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但最终还是败给刘家后代刘秀，又延续百余年。东汉衰微，董卓、曹操都想取而代之却未能，因有刘备的存在，曹丕篡位不久病死，政权也很快旁落司马氏，而西晋短命于刘渊。
[12]历史不可能有自然科学那样的预测功能，也没有社会科学的预测信度。但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根据既有历史层次的发展脉络，建立一定的预测，例如层次内的逻辑清晰情况下的层次内预测，或者层次之间在相互作用明确的情况下一定限度内的逻辑外推。但总体来说，历史并不能够提供预测，原因在于太过复杂的层次内逻辑、层次间的相互关联，难以进行准确的科学模型，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主体性的人与人类社会对未来就是一个创造的行为——突破任何既定模式的不确定性。作为群体的复杂性现象来说，预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规向度上的事情。而在有限尺度上，可以理清线索，进行有限度的基于单线索的指数发展的预测，并对长期趋势采用Logis tics曲线规律表征；拐点是线索／层次转移的标志：此线索／层次的指数发展结束、通过直线过渡到衰退阶段，而焦点舞台让渡给其他线索／层次。不过，对这里的线索是适应，但层次还需要进行分析，否则与线索重复了，每个层次、层次之间可有诸多线索。
[13]〔美〕梯利：《西方哲学史》，第137页。
[14]〔德〕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陈志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15]〔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3页。
[16]J.Rüsen，Historik，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Koln：Bohlau，2013），pp.221-234.
[17]约恩·吕森：《历史意识的心理学：一个论纲》，《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第2期。
[18]〔美〕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5页。
[19]这种差异即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表现得十分强烈，无论是在广大农村，还是城市市民中，抑或各种精英的思想观念中。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在19世纪40年代就被强行拉入世界文明体系的发展轨道中，但在经过近二百年的复杂历史经验之后的今天，社会群体意识中仍然残留着源于传统“儒表法里”的强烈威权主义，出于自身强大的规模、深度与惯性，漠视世界文明普遍主义精神的东西，有着与苏格拉底主张的“反思性的生活”相异的、自足的、自然的个体性生活取向。
[20]〔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15页。
[21]胡静等：《历史实在与历史想象：近现代史的叙事方式转变》，《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22]Michel Foucaul t，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ed.Colin Gordon，p.131.
[23]安焕然：《先民的足迹——郑和在马来西亚的史实与神化》，载陈信雄、陈玉女：《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稻乡出版社（台北），2003年，第307页。
[24]但是，后者作为自然存在，具有更强烈的刚性，它可能在历史反思性的活动中表现出层次反卷，而成为对前者层次的“纠偏”与矫正。在这个历史实践的活动中，则表现出层次反卷，颠倒了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两种历史实践是不同性质的，但可能同时发生在同一历史实践之中，作为辩证的两个方面而共存。
[25]张荣明：《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26]John Passmore，“Narratives and Events”，History and Theory，1（1984）.
[27]参见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中华书局，2011年。
[28]参见〔英〕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9]仲伟民、邱永志：《数据估算与历史真实——中国史中GDP估算研究评述》，《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
[30]参见吴晗：《吴晗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31]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2]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3]作为认识论的一个最新成果，知识论就对传统知识进行了更细化而深入的发展，对作为被确证的、真实的信念的知识，从认知对象、认知主体、认知过程的环节入手，揭示了知识最终依赖于自然条件、认知主体本身的认知能力、证明手段与工具以及内在的信念。
[34]徐兆仁：《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学术研究》2008年第3期。
[35]〔美〕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
[3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77页。
[37]〔美〕杜兰特：《历史的教训》，第63页。
[38]〔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23页。
[39]同前，第243页。
[40]〔法〕米涅：《法国革命史：从1789年到1814年》，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页。
[41]〔法〕米涅：《法国革命史：从1789年到1814年》，第4页。
[42]同前，第235页。
[43]〔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44]〔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viii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页。
[46]〔英〕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47]〔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4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2页。
[50]〔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51]参见〔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2]Alain Badiou，The Century（Cambridge Polity，2007），trans.Alberto Toscano，p.152.
[53]汪海：《行动——从身体的实践到文学的无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54]〔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50～52页。
[55]张汝伦：《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56]杨国荣：《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5页。
[57]俞吾金：《一个被遮蔽了的“康德问题”——康德对“两种实践”的区分及其当代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58]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59]李猛：《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60]蓝江：《元宇宙时代的赫耳墨斯：论被媒介化的灵魂》，《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61]Jugen Habermas，Hannah Arendt，“On the Concept of Power”，Philosophical Political Profiles（Cambridge：MIT Press，1983），p.174.
[62]〔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63]陈伟：《行动及其救赎——汉娜·阿伦特的行动理论》，《世界哲学》2016年第5期。
[64]王晓升：《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
[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78页。
[67]宋学勤：《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68]〔美〕杜兰特：《历史的教训》，第3页。
[69]〔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410页。
[70]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94.
[7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43页。
[7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96页。
[73]〔美〕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74]任政：《历史叙事空间化与线性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及超越》，《哲学动态》2022年第9期。
[75]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吴美真译，时报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
[76]陈忠：《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与城市社会的正义建构——为纪念爱德华·苏贾而作》，《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