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历史的层次互动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时-空结构中，纵横两个维度引发双重的动态变化。在历史上表现为波动性，社会随时间波动形成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冲突，即层次摩擦；而横向表现为共时态的普遍交往，社会内部与外部表现的作用、影响的关联网络，其生成需要在时间序列中探寻，而且一时稳定的网络结构在另一时间会遭到破坏，需要重建。以这个结构的静态分析的基本模式迁移到动态性的研究中，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学话题。纵向时序上因社会各种意义上的分层而表现出不同层次的历史，如宏观历史、微观历史、国家史、全球史。针对社会与历史各自不同层次的相互作用的考察则有诸多不同层次的论题。
历史是有关人类社会的历史，对历史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及其历史变迁的运动规律的分析与把握，无论是静态的社会学结构分析，还是社会运动变化的机制探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方法。对历史问题的分析既需要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也需要社会视角等不同方法的综合运用，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譬如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变迁等历史现象。通过对历史问题的社会分析，我们还能够揭示停留于人们常识层面上的一些基本认识的局限性，分清问题的实质与层次，寻找到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性。历史学缺失社会群体在历史时间中的表现和有关联的前后变迁，因此历史研究还需要社会动态分析。
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动态分析，但是，这种动态与社会的动态分析不同。历史学虽然诞生很早，但是对历史进行理性的规律性把握的研究还是近代维柯开启的。黑格尔更是对市民社会情有独钟，不过他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系统的考察与论证虽然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但目的却在于论证绝对精神以自由意志的现实化为线索的历史归宿。马克思则在充分吸收黑格尔辩证逻辑与市民社会等精神养分的情况下，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头脚倒置”，从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社会观转变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8]
虽然也存在帕森斯《社会系统》这样解释社会均衡的理论体系，但历史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因为社会变迁的动态转型而非常紧密，因为社会学就是一门以历史及其取向为基础的学科。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西欧资本主义时代早期，“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种历史范围的构想与充分利用历史资料”[19]。对文明历史的研究不能排除对社会进行动态的分析。中国、西方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不乏社会、政治和思想各方面的改革，凡是伟大的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成功的改革者，改革无非是对政治、军事、经济措施、文化等方面的社会结构性变革。有的社会体系改革并不很多，从社会结构的平衡来说，那是因为政治制度本身的完善性省略掉了改革的需要，如果没有足够的改革，一个失衡的社会必然出现激烈的变动甚至革命。拿苏联行政机构的改革来说，次数并不少，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总体性失衡的根源问题，最终导致解体。
所以，社会基本层面上的平衡要素决定了社会的稳定性，而非次于基本层面的具体政治机构的调整。晚清政府虽然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在各种改革的呼声与社会的急切需要下，也不得不在1905年进行调整，开始进行改革，甚至在一些方面的改变幅度还超出了几年之前戊戌变法提出的诉求。然而，绝大多数精英与民众已经对晚清政府感到失望，加上民族主义的勃兴、来自西方新思潮的影响，英国、法国、德国与美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化的示范作用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得到的传播和彰显，使得革命派主张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立宪派大势已去，中国近代历史上戊戌变法倡导的改良运动也变得不合时宜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决裂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时代剧变的浪潮运动的结果，它掀翻昨日保守的精神领袖，召唤与时俱进的变革。社会思想领袖人物康有为与梁启超都曾周游欧美各国，可是，康有为思想僵化，固守“保皇”“保教”，并没有深入西方社会，对西方各种社会新思潮不深入探究；梁启超则不同，他与时俱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坚持民主启蒙与革新的道路，最终与康有为在辛亥革命的到来中决裂。
一个社会内部的革命一定会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波及社会整体，这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部冲突有所不同，后者并不一定波及国家内部的社会层面。有学者对鸦片战争背后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让人诧异的结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次中国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因为在深层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清朝已经明显地不能与英帝国对抗。[20]不容否认，西方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从政治、经济、科技，尤其在军事上与东方传统文明大国拉开了距离。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冲击更大的当然是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因为它对于这个社会实体来说是外生变量，无法通过内部机制调整或消化。发达的文明实体在军事上并不一定虚弱，但是在某些波动过程中，层级间力量的渗透和各自不同的运动规律可能引发混乱局势，这会给其中的反序力量提供显现空间，可能一直隐而不发的内因将会得到激发机会。这个机会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由于它自己缺乏突破技术瓶颈的能力。其二，对于整个社会说，它是一个积极的力量，是对社会发展不同路径进行选择的机制。站在微观层上看，人们总是会想象地把整个社会的某种时代性悲剧归结到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个利益集团的身上；但跳出来在宏观层上则有开阔的视界，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也就不同。纠缠在个人命运上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更为根本的还是个人或者集团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以及历史时代为何会产生两种不同而相互对抗的路线。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要素来解释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就是抓住了社会的最宏大要素，就是试图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历史发展中的问题。
就人类社会的整体历史来说，虽然在古代就有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文化传播，但严格意义上的全球通史或者世界史是从近代（16世纪甚至晚至19世纪）才起步。这涉及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论题——现代性问题，即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方式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虽然从欧洲开始，但呈现出向全球扩散的发展趋势。根据吉登斯的看法，三大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与涂尔干分别从理性、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等三个重要的方面对现代性进行了原创性的解释，从而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本范式：解释主义、批判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是一个分层次的整体，马克思与韦伯的理论是绝大多数有关阶级和分层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马克思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阶级”是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决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决定生活资料的生产。韦伯则发展出一种更复杂而多维的社会层次冲突模型，其中不只是生产资料决定的阶级，还有社会地位与党派，三种交互重叠的作用决定了社会的层次属性。韦伯也认同社会是以围绕权力斗争与财富分配而展开的活动，但其中不只是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还有社会地位与党派政治的参与。
从社会变革的上层着手，即在缺乏大众社会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指望通过简单移植西方的政治军事和思想观念就可以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现代化，结果必然是不合中国国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社会底层力量缺乏变动，社会生活方式没有变化，想要从传统的无政治生活形式转向具有普遍的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活即便是一种善良的“顶层设计”，在面对传统生活模式的回归压力时也不能得到持久维系。有些时候，在人民高度的拥护与信任下，可能动员社会大众，但是，如果这个社会状况还离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很远，那么离开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就还有相当的距离。马克思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21]换言之，还不是现代型的，没有经过现代生活方式与思想的洗礼，那么就不能说是一种能够参与交互建构的能动性力量。正是由于社会基本形态对于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与中国近现代史最有相似性的很可能是俄罗斯、日本和印度，西方是社会和经济基础先行从而推动政治变革的，而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则不同。
与历史上革命家的意愿相反，革命并不能替代社会改造、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甚至并不能够显著地缩短这个过程。法国近代史与英国近代史走的不同道路表明了这一点，断头台的确不能够真正消灭阻拦历史车轮的保皇力量，工业革命及其导致的社会变型运动更有效得多。如果一个社会基层并没有发生变迁，那么任何上层的变动最终将化为乌有。
不同的社会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冲突，冲突的发生并不是坏事，而是促进相互交流、达成更大共识的过程。冲突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沃勒斯坦在其《世界体系》里主要根据世界市场——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来定义全球化的分析层次，从而扁平化了三个层次——阶级关系、国家行为、世界体系，试图把三者都压缩在世界体系的动力模式中来获得最终解决。显然，经济政权与政治、军事外交乃至文化思想都是密切相连的，因此，政治、军事外交等层次上的制度安排与国家经济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国家来说，即使高超的意识和文化也必须以社会自身的存在为前提。遗憾的是，古希腊群星灿烂的智慧大师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过度追求自我的精神和思想的小天地，而遗忘了自己身边的其他社会群体的存在与诉求，他们时时刻刻都可能与自己发生冲突，毁灭自己。他们没有将国家的命运置放在整个人类的社会之中，至少没有寻找到如何在世界中生存下来的现实方法。就像尼采所说，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22]古希腊过度地追求社会小圈子阶层内的民主生活、民主的形式，让高昂的运作成本最终毁灭了整个国家。如果说从这个社会变迁中能够有历史的规律性结论的话，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它的任何行动都必须要保持自身多层次利益的协调与整体性均衡。
对历史规律的探寻绕不过社会理论，绕不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或者对抗。即使在文明程度上看起来落后的部落，也会在基本的求生本能支配下对发达的文明进行顽强的抵抗或者少有成效的进攻。布洛赫对一种相当落后的文明最终抵抗失败而缓慢地转向一种新的信仰的内部原因进行了探究，并指出，“斯堪的纳维亚人没有相应的团体来对抗基督教民族组成的强大教士团体。各血缘群体或民族群体的首领是仅有的祭司。……对于首领来说，与迁徙运动和国家形成相连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对他们作为祭司的威望也许是个沉重打击。……多神崇拜本身也使他们容易接受新的宗教，不管新的宗教来自何方”[23]。
虽然唯物史观运用了时间上的辩证法，如适应-促进的过程与结果，但是，时间上的花样并没有得到深刻的揭示，而是社会整体结构上的动态性得到了解释。所以，与其说唯物史观是真正存在时间上的历史观，不如说它是辩证发展的动态性社会结构观。也就是说，时间上的辩证法只是表现在一个形态的社会结构中的几个基本概念之间的互动。唯物史观对社会的结构性分析，阶级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类似法国结构主义、社会学。考虑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意识-自我意识-精神每个阶段都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要素。而唯物史观所阐述的几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变迁，每个都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的差别不仅是其中的名称变化，如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其内在的本质内容表达于生产方式的差异上，社会化生产与分工的不同，所有制度不同，在另一个社会关系的层次上则抽象为一种阶级之间的对抗性，虽然其具体的规定性在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所不同。
唯物史观实为一种辩证的社会（阶级-经济结构）运动观。一个社会的变迁有四个基本的层次：经济基础、政治治理、社会组织形态、思想文化。每个层面上的变化形式不同，对其他层面的作用与影响不同，变迁速度也不同，但集中地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因为，它是经济的载体，是政治的平台，是思想文化的物质性基础。文化层次的表现并不是虚张声势，它一定有来自经济或政治层面的巨大问题。总体上来说，社会组织形态作为一种外在表现，并不是先于社会实质性变迁的前导性原因，而常常是作为一种滞后的社会外在表现而呈现为社会变迁的结果，或者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配合，适当地巩固、刺激于经济、政治层面。思想文化固然能够对所有这三个层面起到先导性的指引，或者摇旗呐喊或者如警世醒言，但不是能够独立单行的外化于社会表现的力量。
从长远来说，社会在经济与社会组织形态层次上变化的基础性作用是政治革命不可替代的。后者只有在配合前者的情况下才能够起到实质而有效的作用。法国大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政权的胜利结束，而不可能是第三等级代表的革命民主政权。法国在1789～1795年就被资产阶级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后拿破仑时期把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巩固起来。中国从1895年到1949年之间大大小小的革命和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变革的上层：即在缺乏大众社会生活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指望移植西方的政治军事和思想观念就可以实现现代化。结果是不合中国社会真实的国情，社会底层力量没有被动员起来，如果没有底层社会的变动，不经过现代思想的改造，就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政治需要，也不可能对上层建筑形成有效的反塑。
毋庸置疑，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模型是长时间尺度宏观社会变迁的有效理论。一定社会的运动是由包含在该社会本身内的基本矛盾来说明，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所有权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包括三个部分：被人掌握的自然力（水力、风力等）；人自身，即作为自然力的人类和作为社会力的人类（社会组织、社会力量、革命阶级等）；人类的生产品，即物质生产品（生产资料）、精神生产品（科学、艺术等）。如果说黑格尔的外化之源归根结底是“上帝”，马克思就是宣布“上帝死了”，并将之归因于社会矛盾自身。但是，这个解释中必然要把一些黑格尔那里出于“上帝”而不归属于人的东西如自然因素，归于生产力或者生产关系的概念范畴之内。对此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生产力成为社会的历史发展动力，然而生产力包括的要素在马克思那里却是非常分散的，如有自然要素，人、人的社会阶级属性、科学技术等，需要将生产力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明确区分。其二，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中是基础性的决定力量，但是，生产关系是一种结构，社会机制就是结构主义的。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难以解释马克思那里作为社会力的人类组织、阶级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一定社会存在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结构表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但是，社会是历史唯物主义链条上相互关联的环节，而不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实体存在，基于社会本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其哲学基础。最基本的要素当然是社会或者历史，不过，这个历史却是社会的历史运动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是人类活动的实践过程，以唯物主义观点看，是社会本体；以历史主义看，是人实践的历史过程。如果考虑到社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历史之间的运动关系，说“社会”为最基本的概念仍然会有分歧，但是，说“实践”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实践的主体是人与社会，实践的踪迹表现为历史过程，而实践不可能是抽象的，它一定要归属于某个具体的社会或者人类、历史时间之内。超越这些之上的“实践”和“共相”岂不就是一样的吗？虽然我们仍然可以把人、人类社会、整个历史都置于“实践”之内，但是要说实践究竟如何产生出了后者，却是很大的问题。
解释体系的基本要求是直观性、解释性。但实践显然不如现实社会、现实中的人那么直观，也非实体化的事物，看不见摸不着，是个抽象概念但又有丰富而真实的内容，是对一个真实展开的社会活动的概括，同时也在历史的时序中不断运动变化，产生出丰富多彩的现实结果与各种层次的表现。实践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但过程学说的根本缺陷就是抽掉实体性要素之后的抽象过程被实体化、空洞化。同样，如果我们把实践当作哲学的基础对它进行基础化、实体化，就有同样的危险。所以，如果一定要用一种本体论来称谓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要考虑遵循本体论的传统定义还是称之为社会本体论（称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就更恰当了）。
而革命发生的条件为社会体内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冲突加剧，导致社会体的破裂。任何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带来这样的问题，看来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层次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过是一种社会整体性发展欠佳的表现，不是说只有那个“很窄”的收入区的国家才极可能如此，那个陷阱所覆盖的中等收入其实很可能是普遍的，覆盖非常宽、几乎跨了一个数量级，也就是说所有这个收入的国家都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不再有经济单方面的快速发展，而是表现为社会整体的发展。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的批判，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层次分化现象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反过来进行社会改革。例如福利制度、薪酬改革改善劳资关系，降低了经济危机的危害与风险，再一次释放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空间，让其得到了进一步的生产力发展盈余。恰如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所表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是不断循环和相互建构的关系；而马克思以后的资本主义实践恰恰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意外后果”：社会的建构来于行动者所构成的社会现实与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甚至让所谓必然灭亡的历史过程得到延长。
因而，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革命时期，马克思社会阶级分层理论更为适用，而在诸如资本主义社会平稳发展的时期，例如当下时代总体上处于世界相对和平的时期，韦伯的多元化社会分层模型有更精细的现实解释力。当然，正如韦伯所承认的，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仍然是有效的，“货物获得和货物分配的基础某种程度上（相对的）稳定，有利于等级划分，而任何技术的——经济的动荡和变革就威胁着它，并把‘阶级状况’推到首位。赤裸裸的阶级状况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和国家，一般都是技术的——经济的变革的时代；而每当经济的变革进程缓慢立即就会导致‘等级的’形成的增长，社会的‘荣誉’又会恢复其重要性”[24]。在历史变迁的轨道上来说，这浮现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运动的脉搏，从而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运动层次，叠加两者的结合作用而显现在社会现象上就是阶级分化与阶层分化的共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