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进程中的层次互动
从历史哲学反思的深层来看，还可揭示全球史观、世界史编纂的历史学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需要。这个层次的逻辑超出历史文本之外，关涉我们对历史理论与历史实践之间关系互动的现实，还关涉传播与受众的时代精神。全球史话语的特殊时代背景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文化趋同与民族本土文化认同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62]。从历史观念的变迁层次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大，对宏大叙事的反对，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历史写作的文学化与隐喻手法，把高高在上的看似严肃学术背后的有限性揭示出来了。反之，严肃的历史研究也让后现代主义从消解的极化走向积极的建构，可以说，这是不同层次的思想观念之间互动的典型范式。
这里不是事无巨细的完整的历史叙述，也不是像黑格尔的历史观那样，采用一种固定模式来进行“存在即合理”的历史合理化叙述，而是参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整体观，以层次性视角，描述历史进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层次上发展的演变及其规律性，对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进行刻画。当然，由于人类历史是从几个中心地带不断外扩至全球的过程，因而基于地域的国家政治实体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在历史学家、哲学家与道德家的眼里，历史却显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有的认为历史是人类不断进步的进程，有的则认为历史充满了丑恶与倒退的人性。人类的历史是时间性的，在时间的进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事物、新层次的内容。火的使用、石器工具的制造、陶器制造，农业革命、文明诞生（政治）、古典文明（轴心时代，核心是宗教理性）、15世纪迄今的现代文明，都是不同时期的人类成就。比如，陶器制造虽然看起来简单，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的文化层次，在其上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技术创新与手工业发展，反过来重塑人类社会的分工与组织方式，对社会生活与人本身加以改造。越是古老的发明文化意义越是明确，因为数量稀少、关系层次简单，如火的使用给人类本身带来巨大的进化后果：人的消化系统变短，大脑容量增加，蛋白质等对人本身带来的物种改变，这些都改变了人的生物体本身，为后来的智力提升奠定了神经生物学基础。这并不是说从前的文明只有单一的如石器工具制造这样的活动，而没有经济、政治、文化与艺术的实践。只不过后面的实践在原初社会显得单薄而已，历史或考古的材料证据也更少。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依赖人造的技术器物，如陶器制造、瓷器制造，也许还有新的未知空间所隐含的层次尚待历史与考古的发掘。而近现代以来的文明创造受到更复杂因素的影响，需要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看才能全方位、全层次显现出来。
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的演化历程，会遭遇一系列的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人类不只是摆脱了生存的暂时威胁，而是永久性地创造出一种人为的生存手段，使得人不再像动物那样依附于上天的恩赐。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因为它们不是单一的技术革新，而是一套包含挑战和乐趣的伟大的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在一系列基本的技术（新石器、驯化动物和种植物）支持下，人们逐一地破解一道道难题，而这些难题既不是难得不能克服，又不是容易得像猴子简单摘取树上的果子那样在一条似乎规划好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就行。定居和管理城市生活要求创造出书写系统，从而开启了教育与信息的传播。
人类的历史以其特有的文化继承性在本质上同动物世界的自然历史区别开来。每一代人都会继承上一代人的成果和经验，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展望与开拓未来。随着人口大量增长，人类有计划地大规模驯养动物和培育植物，打磨石器，开始农业革命。动物只遵循自然的法则，拥有遗传学上的继承性，个别生物体在为生存而战时所获得的性状特征都不能得到后代的继承，其后代又重新开始学习它特有的那些技能和习性，比如鸟儿筑巢在今天同古代没有什么不同。而人类积累起来的经验与知识总量是任何一个天才一辈子也不可能学完的，这也是一个看不见的挑战，激发人类社会作为整体来承载知识，并建立人际、代际传承，从而把人际关系从血缘与小圈子空间转移出来，在一个无比宏大的文化知识的空间中重建个体与社会他人的新关系：师生关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社会分工。其中具体的知识内含丰富的宗教、道德、审美、情感等各种层次，每个层次有自己独特的逻辑与表现形式。
文明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层次、新形式的人类活动，当然不是天赐的现成物，它离不开先民能动性的应对挑战，而且早期的文明发展带有偶然性，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又有不同的特征与发展程度。在文明中心的周围是一些仍旧停留于酋长国水平的共同体，不得不在“文明”与“野蛮”之间进行带有一定主体性与偶然性的抉择。只要没有压力，人们可能宁愿局限于小而和谐的群体内部生活而不愿冒险，文明化要么通过主动接受（征服和治理其他文明体），要么通过被动接受（被文明世界征服）。但在15世纪火器时代之后大概就不可能再现凭借冷兵器开路的前一条道路了，通过文明交往而实现和平过渡者需要的条件苛刻，难以满足。文明似乎就是通过某种内在的“生命冲动”不断生长，生命冲动面对挑战通过应战到达另一个挑战。这种生长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宏观上，生长本身呈现出一个逐步控制外部环境的进步过程，微观上则是一个逐步自决和自我表达的进步过程。[63]几乎所有的文明史都表明，地理扩张与文明本质上的解体更新相吻合。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图书馆就是知识的仓库，在文明史上很早就诞生了，例如古代商周时期就在王室宗庙设有藏书处，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创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托勒密三世时期，有文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丰富的藏书，古代波斯也有悠久的藏书历史。它们为当时的精英阶层传播公共知识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如果没有伊斯兰世界对古希腊典籍的收藏与传播，很难设想文艺复兴的发生，而且，西方世界在公元8世纪、12世纪的文明进步都离不开图书馆的作用。知识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不仅促进了西方世界从“千年中世纪”的迅猛崛起，在现代文明的诞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7世纪开始，公共图书馆的创建更是把知识信息的传播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且是自由传播与获取。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传播已经超出图书馆的空间范围了。但是，在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形成的知识精神，与人类的信息需求体系相对应，是人类追求知识信息自由平等的体现。近代以来知识人的历史活动，知识（信息）的采集、加工与社会共享，体现了知识分子不断开创新的公共知识及其运用的新层次的历史创新精神，不仅有职业精神、尊重学科知识的精神，更有实现公民信息自由权利的图书制度精神。[64]
文明的新层次是在人类应对不同的挑战与危机中诞生的。战争、饥荒与疾病一直是危及人类生存的大敌，至少自农业定居以来是如此。不过在古代，战争的发生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复杂化的加强，因而仍须把它视为导致文明产生的一个步骤。[65]文明与战争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么，最初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全世界的人类外在的社会性的同质化，通过强力跨越山川河流的阻隔让世界变平。而内在具有层次性的差异化，则是社会结构的内在要求：主流层次的规范认同，差异层次的多样多元与开放。对此体悟深刻的民族一定是受异质性文明影响最深的。在这方面，日本文明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在其并不悠久的文明历史中不断吸收外来文明，使其文明表现出当下独特的欧亚融合的多层次的文明形态。简单而言，日本有4种文化基质：一是土生土长的神道教天皇制文化，这个建国神话是日本国民性格的基石；二是自汉唐传入的中华传统文明，中文汉字与儒教、佛教；三是现代化进程中西化的文明品质，在“二战”之后变成美国化的形式；四是日本神道教之外的各种繁多而混杂的特殊性，武士道精神、“和”的精神就是其代表，这些源于小盆地宇宙世界。[66]
对历史产生意义影响的效果并非单一的层次，例如15世纪的征服者帖木儿可能拥有超过亚历山大大帝的战争指挥水平，却几乎没有产生积极的历史影响。相反，后者由于在文化传播、世界普遍交往与融合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名垂千古。也许亚历山大的成就并不是作为个体的独特行为，而只是其浸润的古希腊文明本身的价值观使然。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承载了古希腊文明的代表。而帖木儿并不能够拥有这样的身份，他也不如彼得大帝那样积极主动地追寻。我们知道，马镫在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因为它使骑兵能够稳定而自如地腾出双手使用长矛与弓箭，让奔马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这让历史上的蒙古帝国成为可能，并让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能够不断地南下。但是，这个传统社会的战争机器不能脱离“军事-农牧业复合体”的支持。蒙古部落即便全民皆兵，也仍需要四倍的人口才能支持蒙古骑兵的供给，中世纪德国直到很晚还保持骑士采邑的封建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镫创造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了。领域扩张结束，开启了层次扩张。首先是地理的领域扩张的结束，终结了传统的领土侵略，传统民族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转向民族国家之间在普遍接触的世界体系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次的活动与竞争，竞争遵循基本的市场原则。这种市场原则相比传统的国家冲突，具有更好的效果，表现为更低的破坏与成本，传统冲突导致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战争与毁灭。而在新的市场原则下，首先是经济层次上的理性逻辑的更充分展开，有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技术、人与资源的世界流通，从而达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其次，文化层次上的世界普遍交往，不同民族国家与地区的文明传统交流互鉴，通过文明创新实现现代化，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时代浪潮中淘汰或转变其中的糟粕，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即使在最显现的政治层次，基于国家实体基础上的权力也发生了现代化的转化。
汗牛充栋的历史书籍更多的是有关人类的政治活动，而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政治与各种利益与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有关，直到马克思时代，才把人类社会历史最深层的经济活动凸显出来，解释全面展开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时光。政治活动本身的内涵在适应新技术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中不断地自我否定，否定自我的暴力“利维坦”，增强更多的契约精神、市场与协商机制，“政治不是简单抵制，而是重新组织、引导，通往新目标”[67]。虽然政治层次自身的原本逻辑是自主构建一个反帝国、全球流动与普遍交流的政治组织。但是，这个逻辑在政治层次的新历史境遇下会导致与其期望相反的结果。因为，在全球化的自由流通中获得更多层次资源与新思想的大众不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的要素，而是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驱动力量，是创造历史的最大主体。他们“通过斗争，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与新的宪政力量”，从而超越、否定原有政治层次上的帝国逻辑，改变世界面貌，并修改政治层次本身的逻辑，进而通过政治层次的“帝国力量”实现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完全的社会生活，乃至康德所构想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
在科技与资本主义逻辑驱动下，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分不再能阻止世界范围的生产与经济要素的市场配置，也不能真实反映现实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与资源分配。沃勒斯坦、阿明等人关于世界中心、边缘与半边缘国家的划分更多是形式上的，因为具体到不同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产过程，资本的流动伴随着不同的文化与民族国家，表现出潜在的不同，绝非“反资本主义战线”之类外在看来的所谓单一性质的中心-边缘的同质化范式所能包含。例如，非发达国家的中国、印度却是当今数字化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如果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曾经真正沿国境线区分开来，而今它们清楚地互相融合，将不平等和限制散布在众多断裂的界线上。[68]
多层次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而不是用上层的单一的“善”压制或者否定下层的善，上层的善是下层善的现实化。每个人的自在实现出来就是全体的普遍性。文明可以被看作一个由如下四个要素构成的四面体：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每三个要素形成一个平面，每个平面具有一定的弹性——即任何一面不能过度膨胀，否则会破坏与其他三个平面的某种均衡状态。如果说人为内核，社会则为球体。军事要素虽然属于强力，但要承认其他层次的独立性和存在，它们才是军事的基础。文明的进步表现为军事要素逐渐让位于政治及其管理。政治则逐渐依赖于经济和文化的支撑。历史的成熟首先表现为政治层次的理性成熟。古代人上层之间的钩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但结果导致了大量的资源损耗，而这些资源都是来自劳动人民的双手。这表明，人们的实践理性尚不能面对存在层次间隔的现实问题：政治生命的结束不应直接导致自然生命的终止，法律对生命的惩罚也要有理性的限度。因为，自然生命也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源，对其任意处置就是对劳动的不尊重，不尊重社会底层的逻辑，毕竟上层政治上的逻辑运行依赖于自然层次上的财富积累。
历史上政治与法治的去残酷化路径采取多重层次性的模式，例如汉文帝因感动于孝女缇萦救父而去肉刑，还有普遍采用的死囚改劳役、登基大赦等，基于人性化的理由本身也指向层次渗透的多层次逻辑。正是由于政治不成熟的片面层次霸权，古代社会的政治与一些愚昧习俗（如陪葬、大规模丧葬）的结合，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历史进步的缓慢。这种非理性只是出于维系社会秩序的需要，以及来自传统的政治起源的逻辑。当然，现代社会政治也有很多难题，例如还不能很好地处理自由、民主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将不同层次的要素放置在单一层次（例如经济或政治），并用单一层次的逻辑来处理，这种单一层次观念的残留显然是不可能找到出路的。
历史的成熟还表现在对层次之间关系的认识上。近代哲学中的二元分离模式也消失在思想的历史长河中，但它仍是一种自然的思维模式最初的基本形态。因而，人们总是把层次之间的关系放置在次要的地位，甚至归属于层次的内在属性。对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而言，上面的各种层次相互之间构成了绝非从属性的关系，而是直接规定着层次的逻辑演化。就如霍米·巴巴所说，“当文化上和种族上的许多边缘团体准备戴上黑人的面具，不是要否认他们的差异性，而是大胆地把文化同一及其差异的严重欺骗性公诸于世”[69]。构成世界的，不是中心与边缘，一、三世界，而是无数不完整的、流动着的差异。简化的强制性逻辑从来没有囊括所有要素，而层次之间各种线索的交织与互动以差异的方式表达出来，显现出主体的“超越性”，即所谓生命政治的兴起。这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各地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如此，对于政治层次更是如此。对于文化层次而言，真正的世界化还远未被实质地触及，只在紧密接触的新兴城市生活的中产阶级中发生着明显的文化的世界潮流化。对此，了解一下远离城市的印第安部落现状、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在扶贫过程中对“财富”的认识就可想而知了。所谓“世界文学”更似一个受全球化发展鼓励的指引。
对于各种主体而言，无论是国家、群体与个体，其相互之间的边界划分越来越模糊，原来界限分明的内外之别在各个层次受到侵蚀。如果说在原始社会的诸多话语将自我与其他部落划分开来并界定文明世界的边界，那么，现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一种有限度的低级秩序的公民原则是受制于更高外部秩序的自然世界的。但在全球化的全方位渗透的过程中，连个体的精神世界也参与到社会、自然世界的逻辑之中了。现代心理学家则给出独特的解释，“从空间角度理解欲望、感情、本能和无意识，隐喻化地把它们理解为心灵的外界，自然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延伸。自我的主权就在于由欲望构成的自然秩序和由理性或意识所构成的公民秩序的辩证关系中”。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0]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外界内化的过程，把自然纳入我们的理解之中成为文明的要素的过程。主权国家的边界已经千疮百孔，而每一次规范移民的尝试都遭遇强大的压力，经济学家试图拿出公式，建立模式以解释这一现象，但即使他们的公式和模式完整无缺，也无法解释在这一流动之后的不可抑制的欲求。[71]所以说，全球化世界不是单一的片面层次的逻辑完成，而是复合层次的展开，因而不是某个单一层次的逻辑所能解释的。
随着各种新科技的发展，考古学、进化论等新成果的出现，未来将会揭示出历史更丰富的层次，“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多是葬品丰富的华丽墓葬或辉煌的城址，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偶尔也会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72]，黄河边深埋泥沙之下两千年的村落遗址再现出繁荣的乡村生活的大量细节信息。在历史层次之外也存在自然历史的演化史，存在自然历史的层次：进化论，人性的变化，人自身的历史等层次。它们一直存在并发生着作用，只是其变化在我们以年月日的时间计量尺度上，太过微小而不易被察觉到，例如，我们的大脑据说在近年来容量有所减小。我们对身体各部位、器官的运用也因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一个局域性与普遍性的进化论研究表明，狗在被驯化之后，开始了一种“高于自然”的进化路径：狗依附于其亲近的人，而反对主人周边的敌人。这让人联想到，人类在20万年至7万年前出现的认知进化的层次性突破特征：通过语言而形成的认知进化，导致小圈子内的进化开始超出种属性的进化；考古学发现现代人战胜尼安德特人，是因为语言形成的认知进化——合作。动物中也有很聪明的，如黑猩猩，但就是不能形成语言的认知进化。而认知进化导致许多在自然进化看来是“异常”的事情，例如小圈子的合作逐渐扩大，从自然状态的数十人的小圈子能够发展到10倍的数百人，通过氏族之间的碰撞而形成部落，直到今天的全球化，这也是认知进化的合作扩大。总之，认知进化导致工具性异化、目的性异化的效果不容忽视。
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提出的共生进化理论表明，共生与合作在生命进化中的重要性，对生命起源和进化的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科技不仅帮助我们通过考古发掘与鉴定澄清了历史认识，而且直接参与改变了人类自身。最近研究发现，人类的大脑容量在大约两百万年前开始迅速增大，从之前的大约450毫升，增长至大约1800毫升，几乎翻了两番，科学家们认为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有关。在两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食肉，并且人脑也在逐渐地得到更多利用与开发。人类在使用大脑的时候，脑细胞的代谢速度会加快，与此同时脑血液量也会得到显著的增加。也就是说，当我们对大脑的使用越来越多时，大脑的发育也会变得更加完善。这是符合进化逻辑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耗费掉大量的能量，而此时肉食就恰好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来促进人脑的发展，于是人脑的容量就逐渐变大了。
然而，在大约三千年前，人类的大脑容量开始下降，直到缩小至我们目前大约1500毫升的大脑容量。科学家通过研究蚂蚁这种与人类在群体规模、集体治理、分工劳动和生产食物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社会性动物，发现了其社会性合作对大脑进化的影响，发现它们大脑体积的大小会根据群体水平的认知和分工发生变化。由此推测出，在信息高度共享与高效分工的社会，为了使大脑节省更多的代谢成本，就会缩小大脑的容量。所以人脑容量的减少，或许就受到集体智慧的影响。在三千多年前，人类进入高度共享知识的社会，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根据群体决策产生的适应性群体反应，就超过了个体决策的认知准确性和速度。于是，在这样的发展之下，人们对集体智慧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了，尤其是在互联网成为日常生活与工作标配的今天，即便很多知识并没有储备在大脑中，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来获得相应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