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历史规律的理性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超越了某个理性的拐点之后，人类的自我筹划能力会越来越强烈地参与到文明历史的建构中。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于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自我认知中，使得人类社会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性或者理性重塑的色彩，文明的进程超出自然的生物学规律所支配的层次。对历史进行自然层次的规律解释也就逐渐被纳入理性主导的历史规律的深层探寻中，围绕马克思指出的理想社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与社会普遍交往而展开的历史层次的整体演进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为解释许多历史规律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范式指南，譬如，中国古代的朝代更替不能说是文明的更替，因为朝代之间其实是同一文明，其基本要素是同一的，从物质生产的主要工具到基本生活方式，从文化形态到精神信仰基本保持不变。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更像是自我的一种新陈代谢活动，是内在的需要，正是因为没有更大尺度层面上的变化，就只好在小的层面上进行更改，政治上的变化是满足社会对一定程度的廉洁有效政府的需要。这种朝代更替的中期循环规律延续至今，政治层面上的变化随着生产方式上的快速变化而加速。当然，除历史唯物主义宏观层次外，还需要次级层次的具体规律性研究。对历史性的力量和结构的作用机制缺乏明确的、可实证性的分析，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进行发扬光大之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告诉我们，“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马克思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45]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市场方式主导的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当作一种自然规律来理解，而且马克思赞同考夫曼的说法：每个时代有其不同的规律。
（一）历史规律最终落实于社会层次性理解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减少美国在民主政治层面的国际外援，以国内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这首先是美国国内状况的改善，是美国政府在双重社会责任上的一次实用主义性质的调整。虽然民主政治具有道义上的崇高价值，是所有现代国家、全人类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应该采取何种模式，如何实现这种目标？相应的答案千差万别。至少美国或者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推行还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才能与社会其他层次形成同步共进，或所谓社会多层次的“协同进化”，否则会导致其他层面上的过大落差而引起负面结果。譬如，社会组织上的家族等级与宗法制度下现成的集团利益，在上层现成的代理人制度会极大抵消民主政治的好处，甚至扭曲民主政治的本质。以前的美国总统等政治人物可能在此问题上过于“焦虑”，或者过于看重民主政治的外在理念，而忽视了具体的社会复杂性与进化道路。也许在原始社会里，正是某种“社会”的事物阻碍着技术的发展和剩余的生产。劳动生产力不仅依赖于技术，而且也依赖于社会条件，只不过技术是面对具体问题情境的层次，而社会条件是在一个更宽广的社会关系层次起作用的。
一些社会改革运动试图通过改变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或者层次，如政治或者经济政策，进而希望改善整个社会。这在层次结构相对比较简单的古代社会里是可行的，但在层次已充分展开而相互关系已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就显得简单了。任何一项社会改革都必须同时在社会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等各个层次上协同进行，甚至还需要观照到社会分层体系的适应，从而达到社会整体性的联动效果。否则，结果就只是一些层次上的逻辑合理，而同时伴随另外层次上的混乱。行为措施对社会整体性层次的渗透越大，改革运动的影响就越大，对社会变动的幅度就越大，社会变迁就越彻底。社会变革的原因可能很多，如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人口膨胀，甚至自然灾害都会对有许多层次构建起来的社会整体大厦产生动摇，而且在传统社会里，人们通常只是在遭受到变革时才意识到它的到来。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各种层次上变革的层出不穷，人们已经认识到，变革也可以由人类发动，科学知识、技术储备和物质财富的积累都让人们信心大增，人不再是任由自然灾害宰割的弱者，我们也能主动地管理控制我们的知识与技术，通过对科学与技术的规划，以有利于人类的方式表现出其力量，让社会朝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社会变迁的单线模式已被抛弃，因为它对经验事实的过分简化而缺乏可验证性，容易遭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复线模式则更合理，因为社会变得更为复杂，层次更多。由于社会层次的不同特性，对技术或者突发事件的响应与变迁的步伐也不一致，因而在不同的层次上产生不同的表现结果。对其各个层次的动态发展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越来越表明，虽然有些情况下可以对某个层次进行局部性的内部研究，但总体而言，需要在复合型的结构中才能克服直线发展的单层次模式的缺陷。如果能够把变化的复杂性结构性或者分析性地解析为一种明确的框架，则是系统性的了。
对历史规律的总体把握，拥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结构比在低层次上支持其中的这个或那个对立者更为重要。如果认识到一种社会制度与另一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那么，在容纳它们两者的一个更高层次的结构中，无论你是拥护前者还是后者就变成次级问题了，因为对结构的认知表明心智已经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能够分别看到前者与后者各自的优长与弊端，尤其重要的是，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它们的冲突所在，并在一个更高的整体视角来把握这个冲突的本质。但也有一种情况是两者根本不具可比性，而是虚假地放置在一起形成一种冲突幻觉，换言之，看起来好像在发生冲突，但其实是无效的冲突，要么各说各话，要么是在一个更低的层次上发生争执。
如果说结构主义强调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文化的结构性，那么，解构主义则试图重新回到个体的层次，把凝聚在结构概念上的文化意义、社会精神生产的功能与过程“还原”到个体，似乎单独个体的研究能够取代文化、社会性整体结构，文化或者社会必须要有实体性的人身体在场，才能支撑其意义与文化的大厦。在文化层次上，宗教也许曾经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因素，在西欧源于宗教的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转变为世俗形式而延续下来。但是现代社会对自由氛围的张扬与宗教直接抵触，因而强烈要求对传统宗教的改革。宗教不仅退出政治，而且还要退出社会层面上对人自由行动的约束规范，最后只能在人们回到个体宁静生活的缝隙之间扮演行为与精神之间的平衡调节剂角色，给予个人精神与内心的安慰，或者直面死亡之类的诀别时做祷告的仪式。在经受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之后，宗教曾经的历史辉煌一去不复返，但是，它进行怎样的改造才能求得和解以保留其一席之地呢？看来在科技咄咄逼人的趋势面前，它只能选择与经过现代理性洗礼之后的文化和解，以求避免科技发展与经济侵蚀所带来的社会双重强制性迁徙压力。
在面向未来的历史预测中，什么层次的力量具有最强的渗透力呢？基于历史的过去与当下现代社会的经验，也许是技术与资本。但是，经济要与技术、交通、交流能力，甚至是军事能力融为一体，才能将能量送达各个层次。历史上，“科学研究渗透工业的重要后果，使此后教育机构在工业发展上越来越具关键性。英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先驱者，并不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他们的技术和高等教育制度也离杰出还有一段距离……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完善的初等教育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价值”[46]。世界一体化的口号叫得很早，实际行动很晚才开始但发展得很快，而世界历史唯有这样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是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精神双轮驱动的历史。
无论如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对社会重构的强大威力。除了整体上推动生产力发展之外，科技在社会层面上正在制造新的资源分配不公：在未来社会，更加扭曲的金字塔式结构会在所有资源分配中轻易形成，极少数精英将掌握更多的“资源”，不仅是传统结构层次的物质性资源，而且是超越物质性资源之上的更具有流动性与侵蚀性的资源，如数字符号。工业革命本身制造的“工人”身份将慢慢消失，而科技革命下不再需要大量劳工。关于工人身份的时代变迁，马克思提出“总体工人”的思想变化提供了一个参考，工人不再局限于产业工人，而是包括了新时代各种形态的生产劳动者，如数字劳动。概念的扩容才能让伟大理论的解释力与时俱进地获得新的生命力。
（二）历史规律把握的限度
规律性地把握人类社会的整体历史，对于现有的人类理智来说不可奢求。其一，对整体历史进行规律性把握，迄今仍被认为是一种历史学的形而上学。整体历史的观念现在还属于思辨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更适用于思辨哲学的研究，而康德说过形而上学不可能。但这是在纯粹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在伦理和审美的意义层次上，对整体历史进行思辨把握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那就是历史道德和历史方向，以及历史审美的层次逻辑。其二，在实证方面的理由是：宏大历史规律的把握需要宏大模型，而这个模型的周期尺度超出了每个人的智慧成长的内在周期，如果人能活千年，那么他的理性精神的智慧也许是可能把握千年乃至万年的文明进程。在空间维度上也有困难，虽然这个障碍由于现代发达的交通工具而越来越小。其三，在认识论上，说形而上学不可能，是在根本意义或者形而上学意义上说的，不过也可以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不断接近那个本体层。原始人的认识是单纯的，而现代人的认识是结构化的、层次感的。这就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提升，它不仅表现在对历史规律探究的理性上，还表现在对历史客观性认知的知性，表现在对历史实践的体验与历史审美的感性上。
对历史规律的追求在于某种时间尺度或者某种层次上的兴趣。兴趣表达为定性、定量分析才可形成历史知识，进行交流与传播。而究竟采用定量还是定性的表达需要根据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心理学所负责解释的，有的则是历史学的。历史研究当然不会去管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细枝末节，如煤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树是否足够承担得起崇祯的重量之类。历史学的规律性主要就是针对历史时间维度上的历史展现进行规律性研究，如果以自然时间替代之，那还是历史规律吗？对于过去、即当下之前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为了某种需要，可以采纳，从而得到有关过去的“规律”，但本质上来说，这是“伪”历史规律，它不是真正的历史规律。然而，是否可以通过现象学的研究揭示：时间与空间的本质统一性，从而把历史规律性问题对时间的依赖难题转换成为另外一种容易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依赖于空间的物理学规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同等程度的存在断裂，不多也不少。差别只是在于：其一，对规律性的期望不同，物理学中本来就是假定性的规律，而历史研究中对规律性的要求则需要有主体性参与的实践产生的现实结果的验证；其二，补偿方法、验证、校正手段的不同，物理学有丰富而有效的工具箱，社会学和经济学中都有自己特有的经验方法。但是历史学却缺乏足够的方法积累；其三，历史学中的道德、美学价值与历史写作实践对历史规律性结论形成了干扰乃至“致命”的破坏，虽然这种干扰放在经济学中也会导致科学性的下降。
历史中许多事情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但后果更重要的历史价值却不是那个问题本身的解决，而常常是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线索、一个新的逻辑场域的层次、一片新的可能性空间。如此一来，这些事件的历史价值被额外提升到一个更本质、意义更重大的层次，如文字的发明本是为了记数和记事，但历史发展导向了符号与文化诞生，其历史后果的重大意义远非记数和记事可比，这样的事情充斥了文明社会的历史，火药、印刷术、计算机、工业机器……但有些事情却不是，如农民战争，毁灭性大于建设性，如果说摧毁了旧王朝的统治是建设性的，还不如说是更高层次上的历史规律起作用的一种表象，因为农民的意识局限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简单层次，古罗马的斯巴达奴隶起义也只有狭隘的简单目标。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事件比单纯为了某个原因而发生的暴动可能更有价值，如果后者导致的是失败，而不是双方最终妥协并达成文本一致的结果，那么社会灾难情况就更加恶劣了。在约万年之前的农业革命时期，选择小麦或者水稻来培育种植，在于其自然的演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诸多要素的共同效应，其中至少包括气候、自然回报率，最终选择的也许不是门槛很高但效益更好的作物，我们要有意识地避免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中的事情，因为常常看不到这个标准带有许多时代性的、变迁条件的印记。对所谓“环境决定论”的历史意识，阿隆认为，有关过去的意识是由历史的存在构成的，人只是意识到有一个过去，才会真实地有一个过去。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发现了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又诚如尼采所主张：重建过去不是目的本身，它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具有一种现实利益的目的。
时代的变化并不与思想的变化一致，无论是变化的节奏，还是变化的幅度、时间与样态。假如一致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将完全与政治家们站在同一条没有差异的逻辑线上。如果历史学家进而认为，从精英到大众的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完全一致，那就绝对只有当代史，而不存在任何历史的资料，一切历史的资料只是打上了强烈的当代色彩，或者说是被当代精神完全漂白的复制品了，所谓历史厚重感、历史厚度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对所谓“时代精神”不能按简单的线性逻辑来理解，历史意识恰恰就是因为存在历史性差距（历史意识与当时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差异性），才让我们认识到历史具有厚度。这个厚度与这个差异性相关，历史材料中的这种差异性的踪迹越重，历史厚度感就越强烈。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到超越当下意识的历史，在于这种历史意识的存在，在于历史学家的社会职能与历史传承之间的不一致性：前者表达了时代精神，后者表达了历史精神。因此，历史真实有两种：一种是“客观主义的”追寻；一种是历史意识自身的反思，历史存在的真理，历史意识的踪迹的规律性。
剧变时代的人们更看重变化及其节奏。在变化过程中、在差异性中寻找快乐、福利和价值，而不是在千百年不变的事物中寻找心情静谧的根据。但是，忽视历史则可能无法正确理解现实，无法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密芝勒曾说：“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47]因为现实包括源自过去的种子。但也可以说，谁把思想局限于过去，谁就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因为对过去历史的解读包含着现实的要素。在历史研究中，过去与现在就像客体与主体一样，偏执于任何一方者都是片面的。莱布尼茨曾通过在事物的过去中寻找事物发展的根源来研究历史规律，认为“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状况”，这与工业革命之前的“静态”社会的观念相符合。人们倾向于把历史的发展与大树的成长相提并论，种子当然是真正的源头，变化的观念非常薄弱，几近于无。
直到近代，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科学革命、进化论和现代物理学革命等一系列的革命改变了人们的“静态”世界观和历史观。持续不断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基底，即对世界和历史的根本看法和体验，难以估量地扩大了几代人之间的心理差距。许多新东西对老人来说完全是新的，是他小时候所不可能看到的、难以想象的。老人能亲身体验到似乎身处几个不同世界的断裂感，因为他的思想倾向于过去的陈旧模式而不是现在流行的，而年轻人在思想上没有传统的痕迹，会毫不怀疑地认为一切新事物都是理所当然的，倒是纳闷过去的思想为何无法包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