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的多重维度
自从人类历史进入文明之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从而导致了阶级或阶层的划分。古代世界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社会划分标准。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按照社会不同职责，把成员划分为统治者、武士与大臣、平民百姓等三个不同层次，而且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是各司其职的合理安排。这是人类社会早期理性精神的一种理想表达。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观，亚里士多德根据现实中参政人的财产状况来划分人的社会等级，这个标准是根据人参与政治这个在他看来是第一实践活动需要的现实，那时的情况是大多数平民参政的实效甚至不及少数精英，因而他认为，中间贵族阶级对民主与法治至关重要。当然，古希腊时代的自由公民不包括妇女儿童与大量的奴隶。孔子也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所谓“君子、小人”。孟子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具体按社会角色分为从天子到凡人的金字塔社会等级结构，仁义道德是为不同等级社会建立礼制的社会秩序。
自从社会学诞生以来，社会分层一直是社会学的一个经典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概念的界定；另一个是识别的指标。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不同形态将社会划分为阶级社会与无阶级社会，在如资产阶级社会这样的阶级社会里，阶级的划分是基于经济基础。韦伯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了他自己的理解与改造，并认为社会群体有三个不同的方面：政治、经济、综合性的社会影响地位，因而，按照这三个不同的方面也就有不同的划分标准；而且社会分层是合理的。涂尔干把社会分工与人的才干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当然还有一些不同的标准，帕累托从社会效率出发基于精英视角把社会分层为精英与大众，并认为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个体的自然禀赋差别，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精英的理想主义表达。而功能主义基于社会是一个层次分化的复杂结构，每个构成部分或者社会阶层都是社会有机体运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与相应的功能职责，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运行，因而认为社会分层是正当的、合理的。帕森斯把社会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同体等四个子系统，它们都已经从早期的人类社会原初一体状况分化出来，而其中每个都走上不同的分化过程，导致社会分层。不同的是它们的重要性有差异，例如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活动是最重要的方面，因而这个方面的分化占主导地位。帕森斯这种多元社会分层范式反映了这样一种时代社会背景：美国长期处于稳定的社会状况，因而人们对多元价值体系持相对开放与宽容的态度。而在革命或者社会急剧动荡时期，人们则倾向于压倒性的权力指标。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社会快速发展，个人与社会都在多层次展现出多元与分化的趋势，而且相对于社会而言，个体更彰显出主体性的存在。个体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个体主导的普遍交往及其重新提出的价值主张反过来重塑社会整体的功能与价值观念，例如，霍夫曼、布劳的交换理论把社会交换的行为目标界定为交换所得利益，一旦分层系统确立之后，权力关系将占主导地位，而非交换关系了。现代社会各方面的流动性与传统社会有极大不同，固定的社会阶层分化模型变得不合时宜，每个维度或者层面上的划分标准都受到其他层次的影响而变动不居。相对而言，职业结构更外显出一种人群分别的尺度。有关社会分层的类型，还有希尔斯等人关于社会声誉分层的荣誉类型，马歇尔等人关于公民权分层的公民类型，贝克尔等人关于人力资本分层的个人类型。
对于现代知识社会，布迪厄、埃利亚斯等人关于文化分层的文化类型也很重要。在布迪厄看来，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逻辑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核心范畴，但资本本身的内涵与外延却在不断变化。我们仍然可以用资本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但资本不仅有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而且文化资本在当前最为重要，因为教育、生活习惯等都是文化资本。社会因资本占有情况而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基于这四种资本在社会中的分布情况，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重要概念：其一是四种资本的数量，其二是资本的类型，其三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时间尺度上的变迁，如代际关系等。社会空间虽然是由每个个体的行动场域所组成，但个体的场域本身也具有某种层次上的独立社会空间，而在另一个“惯习”宏大层次上相互联结在一起。显然，独立层次意义上的个体空间具有超出社会整体的意义，这与马克思有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区别开来，而带有“公共空间”“私有空间”的意味。
社会分层是随时代发展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流变的，在工业革命以来物质生产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市场机制中消费方已经成为主导了。鲍德里亚这样描述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景观，“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5]。在他看来，消费品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分类体系，对“物”的消费反映了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的逻辑。
中国自改革开放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与科学的发展而出现了社会各方面复杂的分化趋势，备受大众关注，也是学术研究热点。但在学界，主要是社会学方面在做有关社会分层现象的调查研究。相关研究从现象描述不断向理论解释的深度进展，而且超出简单译介与模仿西方社会理论，针对中国现代社会经历的几次重大社会层次变迁的历史，从社会层次变迁的宏观结构逐渐下沉、深入微观的“民间社会”地位行动与分配规则。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表征为从政治层次转向经济层次为主要价值取向与实践场域。[6]相应地，社会层次分化的变迁也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经济主导的机制。
简单社会的问题比较简单，复杂社会的问题比较复杂。这是复杂思维观察的结果，而在简单思维看来，都是一样的简单或者复杂。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或者三个层次，宏观法则与微观机制。就像历史包括宏大历史与微观历史一样，社会并不是超越单纯个体之上的一种抽象结构，社会既是如此这般的一个结构，又蕴涵于每个个体之中的内在逻辑、微观机制。也就是说，社会构成除了社会结构这个宏观法则之外，其中的若干人与物就不再是社会构成之前的那些人，而是经过社会性形塑之后多了一个部分：社会性的微观机制。从事实与研究的角度来说，一是事实分层，指社会主体由于占有不同的资源数量、种类和质量，从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的层次分化；二是指社会研究者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将社会主体划分为不同等级的过程和结果。这是针对各种不同社会层次划分的标准本身的一种尺度的分别。例如，从研究动态与静态的角度来说，一是动态分层，指社会分层的过程；二是静态分层，指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结构。还有从微观与宏观来看，一是个体与群体分层；二是民族与国家分层。从功能来说，阶级倾向于政治学意义，阶层倾向于社会学意义；从划分标准看，阶级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标准，而阶层的划分标准是多元的；从社会动员上说，阶级倾向于自为状态（即结构化），阶层倾向于自在状态。
社会分层形态从等级、阶级到阶层的发展，在社会学领域被概括为从“金字塔型”或者“倒丁字型”向“橄榄型”或“纺锤型”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有机体学说看，它反映了社会多元分层从机械分层向有机分层的发展。社会分层形态的发展与社会结构形态的发展是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发展，在这双重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感性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的界限，也不断瓦解历史上存在的政治经济统治和今天仍然存在的物的统治，人的自由个性得到日益丰富、日益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文化观念空间，社会有机体不断地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7]
因纽特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斯巴达人，通过尽可能抛弃无限多样化的人性而坚持一种僵硬的动物性完成他们所要完成的使命，由此走上倒退的道路。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使自身严格适应高度特殊环境的那类动物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在进化过程中是没有前途的，而这恰好是这些停滞文明的命运。[8]一个停滞的社会，即便在许多方面已经成熟，也可能伴随等级制度与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类似蚂蚁这样的社会，在外在表面的等级制度之下，恰恰是没有层次感和丰富内容、单一性的社会生活。
人类社会经历过从小到大的规模发展，同时也展开了层次性的深入，从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和全人类社会。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9]不同范围对应的不同社会层次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要素，而且，在当前的每个人来说，都拥有这所有不同的社会层次上的社会生活。如果不计最原始的家庭单位性质的社会层次，[10]那么社群、国家、全人类构成了三个基本的社会生活的层次。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是指对世界的一体化宗教性统治与解释的解体，它发生在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现代性转型（理性化）中。自世界“祛魅”以后，世界进入“诸神纷争”（价值多元化）时期，人们对世界的解释日趋多样与分裂，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逐渐分立自治，而不再笼罩在统一的教权威之下。韦伯所谓科层化的社会也就正式在现实中开始展开了。
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突飞猛进，而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展缓慢，常常停下脚步，自我批评。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资本主义的确是当时社会的发展需要，被普遍接受，所以很快很顺利。而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取得普遍的共识，还不是大众意识，甚至被认为是相当“观念的”构想。马克思对政治革命的看法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就不断地进行调整，到晚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对议会的态度。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倾向于现实的民族主义，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投票支持战争。各个无产阶级思想流派提出的主张达不到一致，得不到经济、政治层面的支持，也得不到社会的整体支持。
正确地理解政治过程需要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进行恰当理解，因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经济活动都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其实它们都是一个社会内部彼此不曾分离的层次，因而，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社会利益；经济研究资源配置、收入与财富分配、个人利益，“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找到把制度主义解释和理性选择解释重新结合起来的各种方法”[11]。当代社会层次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而活跃，因此，把握当代社会需要层次渗透，有效结合政治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要想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多重层次上形成内在一致的制度性安排，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整体性和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层次的快速发展，相应的政治层次没有跟上，而导致政治相对于经济的脱节，政治出现严重的问题。对此用层次来解释，似乎比社会制度论更有效，因为它几乎发生在所有国家，而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
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开辟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宏大层次空间。科学研究也有社会分层，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有科学的制度结构，奖励系统和社会分层等。因为科学活动是一项有高度人为参与的活动，规律性在于人活动本身的规律性，人有意识地规划的结果自然会表现出“规律性”，这其实只是康德所说“规律”从内向外的外化结果的表现而已，这与物理学规律不同，后者没有意识性的显性参与。科学的进步主要是依赖于所有“社会阶层”的劳动还是主要靠“精英”阶层的工作？很可能是后者居多，即使后者对于前者有社会基础性的依赖关系，但这种关系也比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空间里的依赖性更弱。马克思学说所肯定的人民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其次是社会生产空间，这两个空间是基础性的社会空间。如果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有从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社会教育、社会科学、社会技术、社会艺术、社会思想等不同的层次的空间，那么可能形成一个强度差序的谱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智力开辟的各种空间里，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力量更大，比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来说，理性差异性更大。它们能够建构空间本身，虽然仍受制于日常生活空间，但是，理性空间的马太效应显然更大。人们的思想不单促进精英的思想，反过来更可能是后者的解释和注脚，是后者建构的表现结果。虽然在日常生活层次我们主张人人平等，但在思想和历史性价值空间中则有显著的不同。而且，政治家的重要性与价值常被夸大，思想家、科学家们的价值则被低估了，因为从古到今，大众们关注更多的是此在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空间，而非历史天空中的各种思想空间及其价值。
奥尔特加假设，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的看法是，小发现为天才铺平道路。但是，“美国实业界的奖励系统似乎与科学界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官僚工作的能力、对公司的忠诚、家族关系是奖励的主要根据”[12]。所有的发明或者发现都是杰出的个体所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30％的人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13]温和的哲学家所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社会分层本身也许不是什么罪恶，只要它不妨碍人们能够公平地拥有资源进入各自不同的价值领域。这一点在现代社会里人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可以清晰看出，由于有了各种不同的趣向，人们各自都能够在不用担心生命安全的基础上进行不同领域的研究。也就是说，基本的物质性社会分配不能阻碍人生真正价值的实现。实现的路径在于社会各种不同分工的通道。原初的价值可能基于社会和物质基础，但总有在一定社会层次的结构中显现自我主体性的诉求。
进入20世纪之后，社会学家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时，不再诉诸传统所谓包罗一切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和毫无理论性的描述性经验研究，因为它们并不能在更细化的层次上给出具有实质性的指导。重视实证研究的培根非常强调中层理论，“在科学研究的上升阶梯中，从具体事物进展到低层原理，才到中层原理，最后达到最一般的原理，最低层的原理几乎与纯粹经验没有什么区别，而高度概括性的原理往往是抽象的纯理论，缺乏坚固的基石。只有中层理论是真实可靠和富有生命力的原理，人们的实务和机遇都建立在这一原理上，最后才是概括性最强的高层次理论……中层理论的确可以起到限制作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