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历史观念
近代以来，明确的历史反思是从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开始的。作为历史哲学的开创者，维柯在其名著《新科学》中首先采用理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阐明人类历史中的现象与过程，这也标志着用理性精神来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理性的真正诞生。维柯的历史观念十分丰富，既有对人类历史认知的反思，也有对历史学本身的反思，更有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哲学思考；从神到英雄再到凡人，“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12]。这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历史唯物主义对劳动大众的经济活动的肯定，其中也蕴含历史本身以及我们认知历史的理性精神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演进。凡人的时代仍有英雄的存在，也有宗教与神的位置，但时代精神的主要载体发生了变化。而且，如布鲁纳所说，现代欧洲在思想上与中世纪存在明显的观念裂隙：即便两者运用了完全相同的词语如“国家”“历史”，其所指之物在概念和事实上都有显著的差别。[13]因而，其内在结构与逻辑也当然是不同的，在重要的核心范畴上会形成层次性的概念谱系。
当然，从思想渊源的历史线索来看，维柯的历史理性发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14]批判精神向历史领域的蔓延，对宗教文本的勘定和有关城市市民社会的历史记载，“正是在对待过去的文化，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明确地确定了人文主义的本质。这种态度的特征并不在于对古代文化的特殊赞赏或喜爱，也不在于更多地了解古代文化，而是在于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历史观……发现古代世界就是衡量自己同古代世界之间的距离。他们首先应同古代世界脱离开来，然后再确定同它的关系”[15]。在分层次的视域下，从更大的背景来说，西欧的文艺复兴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经过漫长的、被称为“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之后，一切都在发生快速的改变，从15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如此。在经济上，英国率先走上从农业转向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欧洲典型的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解体；社会组织形态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更多的人从农村走向城市。整个社会在不同层面的剧变如此深刻，这让千年静谧的乡村社会对人们变得陌生，引起人们对曾经“静止不变”的人类历史的思考，探寻变化的背后根源，进而预测未来的变化。
维柯的《新科学》在自然世界之外为人类构造了一个历史世界，并且宣布只有这个世界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是人类自己的创造物。[16]而且，有关历史观念的理性，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了分别，在自然与历史之间也有分别。维柯的新科学方法对理性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关历史的基本观念也逐渐丰富起来。康德最重要的哲学贡献是对“纯粹理性”的辨析，为科学精神与人类知识提供哲学的解释，但他也很关注人类社会的政治状况。康德晚年更多地思考社会历史，他有关历史哲学的观念“丝毫也不次于《纯粹理性批判》在其自身领域的至关重要性”[17]。这也是启蒙时代的基本精神格调，毕竟康德也是人文精神觉醒的典型代表。如果说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把启蒙精神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代表法国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的开始，那么，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提出主体性的自由道德律令主导历史的目的论则具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受卢梭“人是生而自由的”影响，康德深刻地领悟到，“自由是人文世界历史的前提，历史乃是自由人民的自由事业，它绝不是自然世界中那种被给定了的必然”[18]。何兆武高度肯定“第四批判”的观点，而李泽厚认为，尽管康德的历史观中具有辩证法因素，但其“历史观念”不够健全，“不是作为自然存在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唯心主义化的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能动性”[19]。邓晓芒也认为康德没有系统而融贯的“历史观”。虽然康德明确地意识到人类的历史的存在，但对于其如何展现为历史的过程没有清晰的了解，缺乏历史观念层次上的成熟建构，还停留于历史本体与历史现象相分离的状态。
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之一、德国“民族主义之父”赫尔德继承了维柯的历史理性，其历史观念影响深远，并展开了层次的深入。一方面，在当时康德哲学强调先验的普遍法则的理性主义的大氛围中，赫尔德对康德的启蒙主义历史观念进行了批判，并另辟蹊径地主张从事物本身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来进行理解，这就是典型的历史主义思维模式，认为从内容到形式而不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历史，更有说服力与内涵。另一方面，尽管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轨迹与历史价值，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也具有超出单个民族的整体性意义与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基督教神学的，而是赫尔德式的人道主义的。赫尔德不仅主张历史是复杂的、多线条的，充满各种偶然的可能性，还强调历史的整体连续性，每个民族的价值都体现在整体之中的部分性上。“追溯传统链条的历史哲学本来就是真正的人类史。没有它，一切外部的世界事件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或者成为可怕的怪异现象。在地球上的变革之中只看到一层又一层的废墟、没有终点的开端、没有持久意图的命运变换，这种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只有形成的链条才从这些废墟中造成一个整体，即使一个个的人类形态在这一整体中消失掉，但人类整体依然不死，依然发挥着作用。”[20]
赫尔德还在方法论上主张在理解和描述历史时运用“移情”方式：“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为找到适于描述一个民族和行动的词句，要思索它们丰富的多样性，就必须同时感受这些愿望和行动。否则，人们读到的就只是词句而已。”[21]此外，赫尔德还受到当时日益兴起的、包括生物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影响，结合莱布尼兹有关“自然是一个发展的有机体”的思想，把历史与自然相类比，提出历史的有机体概念，被卡西尔称为“史学发展史上的哥白尼”，其著作《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历史哲学创建的标志。
从康德到赫尔德，历史哲学的新思维试图在各种杂乱的历史材料与历史现象中发现一种理性——普遍规律性与普遍目的。康德从先验的理性逻辑出发，赫尔德则偏重于现实的生活、感性的直觉判断，主张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认为“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因为它是一种心灵的或精神的生活”[22]。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旨趣：把历史的复杂多样性统一于一个完整理性的运行框架。费希特与康德不同，他认为历史主体是一个实体，正是这个实体决定了历史不同时段的不同表现特征，进而能够形成一个具有逻辑性的连续序列。这种“主体即实体”的观念影响了谢林，并通过谢林影响黑格尔，因为谢林把自由与必然性归属于“绝对同一性”，更加接近于辩证法的历史观，这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做了准备。
黑格尔的历史观直到今天仍被学界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典范进行分析。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有关历史必然性的观念，他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具有规律性同时又合乎目的性的理性运动的必然过程，历史不过是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3]人类历史就是按照理性精神去实现自身目的的过程，“人类在完全表面的意义之下，至少决不会是理性的‘目的’的工具。在实现这‘目的’的机会中，他们不但借此满足个人的欲望，并且参与在那个理性的‘目的’的本身之中。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是自己的目的”[24]。因此，黑格尔历史哲学又是有关人的自由的辩证发展过程的观念，如果说历史存在什么最终的目的，那就是人的自由意识的进展，“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在黑格尔之前，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观念都主张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有的甚至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退步的，或者是循环往复的。在黑格尔看来，既然人类历史有关人的自由意识，而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一个从低到高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过程，那么，不管是在宗教、艺术，还是经济与政治方面，基于自我意识的社会注定都是不断进步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观给予高度评价，因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认同的本质”，从而为人类历史进步观奠基，对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黑格尔用“劳动”对主奴关系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刻阐释：主人通过奴隶的劳动获得劳动成果，但同时被奴隶的劳动所束缚，这就把看起来属于主人的主导地位颠倒过来了，主人在劳动成果的物的约束中变得不自由，奴隶却通过劳动获得事实上的自由，因为他实现了劳动的自由本质，成为把握人本质意义上真正的“主人”。从方法论上来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三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其一是原始的历史，如希罗多德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的《历史》、色诺芬的《回忆录》等；其二是反省的历史，这里不仅有历史叙述，而且还有思想的概括，如普遍的历史、局部的历史、实验的历史与批判的历史；其三是书写哲学的历史，对历史的哲学性思想的考察。基于此，黑格尔建立起世界历史的哲学体系，“一方面，他肯定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创造了理性的原则并导致现代国家的形成；另一方面，他却反对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方式”[25]。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完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就是哲学史，“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