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价的层次性审视
历史评价常常与某种当下的伦理评价纠缠在一起，形成对历史评价的控制或主导，因而导致历史评价因时代不同而表现出相对性的现象。例如对历史人物的所谓“功过”与历史贡献的重要性评估就会随时间而变，表现出当下的视角主观性。而且，对于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来说，似乎过多地聚焦于成王败寇的准则，“大多数的历史书籍强调的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英勇的战士、慈爱的圣人，以及创造力丰沛的艺术家。这些书籍对于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瓦解、帝国的兴衰、科技的发明和传播，可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对于这一切究竟怎么为个人带来快乐或造成痛苦，却是只字未提。这是我们对于历史理解的最大空白之处”[23]。人生活于尘世，其幸福既有关自身又有关物质世界，社会之中的幸福既有关自我又有关他人与社会，德性、荣誉与友谊、终极关怀，终归落实到人生在世、社会认同与面向未来的历史指向。这些多面向的概念不是单一的层次逻辑能够囊括，因而，幸福价值与人生一样绝非单一层次的评价。
历史评价的研究需要探讨人的生活圆满性问题的历史表现，以及如何实现圆满生活的方式。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单层次的推测，苏格拉底之死本身可能是他超越世俗的“生存观念”，试图利用“死”来实现其学说的影响和增益。这种非自然的方式虽然崇高但非圆满，因为，伦理学层次的意义不能超越社会层次意义，历史的社会性超越伦理道德，所以善良意志的以德治国不及社会运动的历史规律的把握、对社会整体的尊重。同样，我们今天对许多人的道德表扬都具有伦理学价值，但是，这种价值与“客观”性的历史价值相比是不能僭越的。所以，苏格拉底之死在于伦理学价值，属于个人的历史价值，提升了个人的历史性价值，但没有提升社会的历史性价值。因为，社会的历史运动不大可能因个体而变迁，即使存在这种变迁，那也不过是一种历史扰动。最高意义的历史性是圆满社会的历史性：即对于任何可能性空间，人类社会的生活对于全体表现出普遍的圆满生活。
不同的可能性空间所支撑的社会形态表现出历史性的差异。一个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某种工作或者生活方面去，哪怕这个工作是崇高的，或者是其兴趣所在。如果说某个个体由于独特的爱好可能产生片面性生活空间，那么对于整个社会群体来说，是不大会这样的，会呈现出大数定律的圆满性。譬如，一些作家、教授终其一生追求写作，或者终其一生研究科学，关于其正当性的评价不能仅仅出于励志的道德与教育的宣传需要，还要在历史社会的宏大视域来探讨其是否正当的、合理的，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对个人与社会都是合理而正当的。这当然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与幸福感可能与众不同，难以形成整体性的社会一致性的具体幸福指数。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得到了深刻讨论，即所谓阿罗不可能定理。[24]这个逻辑也可借用于历史评价，虽然完全做到个人与社会的一致性不可能，但是，可以进行等级的层次划分，以区分最核心的、基本的公共层次与一般的公共层次，此外允许等级差序的不同私有层次，从观念上是可以设想的，而在现实中则可以通过一种“社会观念市场”为中介连接大众与价值标准，就像经济市场为中介连接大众与价格一样。无论如何，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休闲者与失业者，而同时一些人积劳成疾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即躺平与内卷共存，那表明这个社会的制度存在评价公正性问题，这和在金钱方面的分配不公具有类似的意义。
如果说社会上的所有资源都得到了有效配置、全面运用，呈现出历史性的巨大跨越，那么，在历史维度上，我们当今的加速主义时代也是应该检讨的，有的人为何要如此匆忙？如果没有外来巨大威胁，我们为什么要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空间爆炸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尺度里呢？导致这个时段内的人类的生活失态？这是历史哲学的问题。我们不能接受整体忙碌是历史性的观点，也不能接受它是社会意义上正常的状态，因为这种生活现实是“单向度的”、不正常的。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在古代社会一个稳定的时代，如果简单地按社会分上下阶层，上层人的生活似乎是幸福的，下层人的生活对于下层人张开的可能性空间而言也算平稳，当然整个社会表现出阶层间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5]。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导致可能性空间的张开机制逐渐消除曾经巨大的社会阶层差异，但张开了两个隐蔽的不公平：现代社会生活空间的不同，以及知识劳动替代体力劳动的趋势。这虽然不是显见的政治或资本的权力带来的结果，却导致社会分工的病态扭曲：有些人积劳成疾，有些人悠闲而虚度光阴，概言之为社会分工在时间上的非正义。
对历史层次的比较或评价的最好理解就是，把虽然看起来并列或者同时代不同区域的各种不同文明，用一种历史整体视角纳入同一框架中来，看作是人类文明整体在不同层次上的差异表现。这不是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整体逻辑来强制阐释，而要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观念来建立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层次上更生动的对比。这一点对于理解古代文明尤其重要，因为时代的久远，许多沉淀在浓缩词语中的一些历史故事与时代精华对于现代的读者而言已经深不可见，从而引发简单的文字意义的误解，直接的意义平移当然是对历史深度的无视，但夸大历史文化的鸿沟也是走向了另一个不可知论的极端。传统文明本身作为历史的沉淀层次，在现代化过程中注定要表现出来，一旦有机会就会显现出它的时空独特性。
一个典型史例是，蒙古帝国虽然征服了许多同时期文明国家的帝国，但从文明的角度看，它几乎是对文明的粗暴否定，是通过简单的“他者”方式对那些文明在那个时期客观存在的脆弱一面或文明缺陷的暴露。这个“他者”方式虽然发生在不同的群体之间，但以人类文明进程的整体来看，实则是以人类底层的前文明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人类文明的底层非理性的情绪对上层文明内涵中的弱点的揭露。——这是不同层次上的逻辑的“自然而然”的显现。然而，一些伟大的文明并没有反思其内在问题、层次性的缺陷：文明的对抗中不只有崇高的理性，更要有基础层次的强势力量，这是层次间的自然次序的“天然暴力逻辑”，你为何不理会？令人无比缅怀的古希腊先哲们在直接的文明对抗面前，似乎也是无能为力，例如柏拉图对斯巴达那种政治强力的推崇。粗暴的自然层次上的强力逻辑毕竟不是人类的未来，所以，怀抱人类美好未来使命感的精英啊，你们也要当心，被同时代的“前时代”文明层次的留恋是否拉低本文明历史的品位。
就历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活动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可能首先表现出普遍的社会道德功能，这在没有历史理性或者在希罗多德之前，就应当是一个潜在于所有文化活动的底层逻辑。因而，以道德为历史评价的标准是其作为历史实践的第一个标准。从历史反思而言，这是对历史实践的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当然，伴随道德评价的是审美评价，因为古老的历史叙述是以文学化的修辞来实现的，所谓文史不分家。例如，司马迁《史记》叙述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同时，也进行着历史评价，而非单独的记录。带有文史互文的综合评价中，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不仅是一条历史理性之前就已存在的自然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内在于我们历史评价中的一条基本线索，或者一个隐性的，甚至无意识的层次。道德评价涉及正义、非正义性等问题，有学者提出一种以真伪为标准的学术评价标准，“能满足人类求知、求真需要的历史事物就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那些虽然能够满足人们的功利、道德或审美要求的，却不符合真理标准的历史事物就具有较低的学术价值或没有学术价值”[26]。就历史理性的认知而言，历史评价则表现出科学性的层次分化了。以评价主体自身的功利需要为评判准则把历史事物分为“有用”“无用”或“有害”的。所谓的功利包括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重层面的价值，也可按时间尺度分眼前利益、长远利益，按主体分个人与群体或社会等多个维度上的不同层次。
由此可知，历史评价作为一种针对历史现象的有历史意识的活动，首先是一个历史认识活动。从历史评价作为一种历史的学术活动，从外层视角来看，就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也是历史评价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研究必须观照的一个方面。历史评价在学术研究的内部，表现出多元的、多重层次的分化与专业化趋势。对某个历史人物、事件的历史评价可能既有道德评价、审美评价，也有基于某种尺度的功利性或者真理性的评价，或者是其中的某种组合，相互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例如，唐太宗虽有很高的历史功绩，但常在道德评价上因皇位争夺而受到质疑；又如司马迁《史记》对刘邦与项羽的评价在不同层面表现出不同的看法。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说，历史评价还有重要的实践指向，对此，历史评价通常就以整体性的形式形成单一的结论而呈现出来，无论是评价项目之外的其他学者，还是政客与大众。值得一提的是，大众史学的实践对历史评价的标准问题也提出了面向现实而思考的需要。有学者对包括“电视讲史”、多媒体视频的大众史学活动中的历史评价标准提出了一种大众传播价值取向的提法，“应以社会价值标准为第一位，具体内容包含三点：多多益善的受众标准、引人入胜的‘故事’标准、‘言之有文’的写作标准”[27]，因为面对大众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史学的社会价值，因而针对其现实基础与历史认知的现状，以有的放矢的评价标准能够更好地促进大众史学的健康发展，传播史学的现实意义与正能量。
历史评价及其标准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就如尼采所说，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是人类最高的自我认识行为。不同的评价标准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曾经的大众化史学活动可能变成正宗的学术经典。中国历史上对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的评价就存在历史的变化，比如在东汉时期为了维护王朝政治地位而贬低农民起义等。很多大著作，比如泰勒的《革命与革命者——法兰西革命》、《欧洲文艺复兴》等，其实就是广播电台的公众讲座记录结集而成。[28]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等畅销书既有大众化的文学可读性，也不乏历史的思考。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历史叙事功能主张要把严肃的历史故事讲得动听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与头脑。
历史评价的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人的情感参与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民族、国家情感，还是政治、阶级情感，或者宗教文化与个人的情感。受到情感影响的除了历史写作与评价者，作为读者的社会大众可能更会受到这些情感的影响甚至支配。撇开独特的个人来说，作为社会化的情感本身就是社会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它也会随时代潮流而变化，也是历史运动发展的内在因素。例如，在一个新的时代具体的社会情境发生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与集体意识，从而直接影响评价者，而且社会发展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对各种事物的新态度也影响对历史的观念。评价主体的社会地位，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现实状况也直接影响其评价活动，例如社会精英或社会主导者、统治者的评价出发点与社会底层的生存诉求投射到历史评价中就有不同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表示历史评价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自言自语或者“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它有严格的科学性标准，历史哲学就应当对历史评价给予合理性的辩护，按照文德尔班的说法，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面对后现代主义之后反宏大叙事走向碎片化的历史解读、个性主义的脱离原则倾向，哲学需要创建一种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对一切价值做重新评价，解决在人类文化与生活中有重大价值的问题。[29]关于评价还有许多相关的细节问题，包括有些历史评价是如何被经典化的？如三国人物曹操、刘备等人物的形象认知与评价，传播与接受过程，等等。
对于历史评价实践活动本身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层次性表现：一是针对评价对象本身的时空而分化的层次性，这方面又可以划分为按照评价对象的时间尺度，以及针对同样的评价对象所在的时间历史中的社会空间上的表现。另一个方面是作为历史研究与历史实践的历史评价本身，由于其独特的综合性特征，在不同的特征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和侧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划分，如侧重认知性的历史评价[30]，即所谓客观的历史评价；价值性的历史评价，即所谓主观的历史评价。当然这个所谓客观、主观的划分常常在现实的历史评价活动中难以完全分离，常常是兼而有之，只是侧重不同。
在广义的历史评价中，分长时段的历史评价、短时段的历史评价，前者遵循宏观的历史评价规则，针对的是是否推动历史的发展，后者则是在评价对象的当下，针对其是否促进了其所在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因而也可以称为社会评价，是历史中的社会评价。两者都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存在辩证法的关系。
还有一种是二次评价，即对前面评价活动本身的再评价。历史评价是历史研究者在一定背景下，基于历史认识与价值观念，对历史人物、事件等历史现象进行的再认识。把评价对象作为历史事实[31]所具有的自在的历史价值，通过历史评价活动转化为评价者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构建，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化。评价者自身的认知、情感、目的、现实观照与立场等都有个人特征，因而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也体现了评价者自身的能动性，是评价者的一次再创造。在黑格尔重视市民社会、马克思首次把社会大众的劳动与经济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之前，他们的历史地位是低下的，也几乎不被记录于历史书籍的重要位置，但现在各种从宏观到微观的历史研究，都有社会大众的主场。一方面是社会发生了变迁，法国大革命把社会底层推向了前台，工业革命让工人阶级、劳动大众走上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也是历史观的变化，思想家把握到这个时代精神的脉搏，实现了社会关系角色的重新认识，通过对历史重新评价完成了社会主体思想的转变。
这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其意义更大于过去历史自在价值的变化。这才是历史评价最重要的效果所在，当然，如果能够进行更加规范的评价客观性标准与模型，在学术研究范式的方面，也将进一步使得历史评价本身走向科学化的规范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两个方面都是一个宏大层次的评价典范，既颠覆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也为历史评价建构起一套层次性的历史整体框架。
对历史评价本身的评价也是一种以历史为对象中介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对此也需要进行反思的评价。如果把历史评价分为认识性的历史研究与实践性的历史反思这两种或两个环节，那么，前者基本属于历史认识的范畴，后者则更多的属于历史实践的范畴。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固然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层次的表现，但是，人却并不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人有主观性与有限性，而人与他人共世存在的现实存在却是克服这种有限性的最基本的保障与路径，因而对其有限性认识进行反思当然是联系实际、实际的发展过程。因为历史的客观连续性，实际中所包括的各方面的现实性都是历史发展的当下结果，这也就是最好的检验了，而且现实的需要还是历史评价本身的出发点，现实也是评价最终回归的落脚点，是评价的意义和归宿，要通过对现实的参与改造来实现历史评价本身的价值。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对评价的评价，显得复杂了一些，有评价活动层次性的叠加，以一种更宽阔的视野、更深刻的评价反思认知性的评价，其实是更深一层次的评价，如果再次结合历史的重新诠释，那就是更深一层次的历史评价。
根据前面章节有关层次的观念，一个新的层次唯有实质性内容的参与才是积极的建构，否则只是一种虚假的文字游戏，那样再多的层次也只会堕落到一个单层次的片面思维。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无论认知真理或评价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还是由包容或超越评价本身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实践”来检验，在这个实践中来进行反思。因此，历史评价是一个不断反复进行的活动，每一个似乎是对之前所有相关的历史认知、新材料与评价的一个综合性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