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史尺度上的人类简史
有关人类的史前史，在1949年放射性碳测年方法出现后才成为科学的可能。数百万年前的非洲有一群猿演变成人，在生物进化史上，这是一次影响巨大的事件，也是在自然的演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演化层次。从能人到直立人，再到3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其间不仅发生着外在形态的身体演化，自然环境的变迁也激发内在心理与智力、群体交流合作的萌芽，自然演化走向更丰富的层次结构。关于现代人的起源，也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念：一是所谓的“多源说”或“枝形烛台模式”，即世界各地的直立人各自独立进化，进化成古代智人与现代人。二是“走出非洲模式”。[9]
在大约七万年前最后一次走出非洲的现代人类大迁徙之后，经过千辛万苦足迹遍及地球五大洲，更是一个新的层次的开启。现代人所具有的语言功能是一切或大或小的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天然基础，由此人类才会走上社会性的团结与跨自然地域的人群合作，进而有对自然与自我的认知革命的可能。每天的生活恐怕都是处于饥寒交迫与猛兽侵袭的恐惧中的先民，约万年之前才找到河流淤积地带，开始了定居生活的农耕文化。这更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层次的开端。从此人类走向了自己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基本的生活随之有了与自然状况不同的内容。人类对地球面貌的改变不再是早期人类游牧不定时的流动状态可比的了。五千多年前，有城市组织与文字书写的文明历史开启了又一个伟大的文明层次，文明历史开启之后，一系列伟大的文明创举不断地开启新的历史空间，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到政治帝国的兴起，从原始的图腾到复杂的宗教哲学的思维，从简单的文字到富含各种意义层次的诗词歌赋艺术创作，更有伟大理性的科学精神与技术革命的浪潮扑面而来；今天，人类的生活图景何其壮观，无论是对自然的认知与改造，还是对人文艺术的创造与想象，都展现出无比复杂的层次性世界。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趋势。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在今天被当作常态，但250年前经济不增长才是常态。而且，真正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表现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上，而是表现在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表现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断改善上。250年前，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大概只有数百种，今天则是数十亿种之多。[10]
关于数百万年尺度上自然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之间的层次互动，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恩格斯晚年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给马克思早年提出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双重统一的历史观以辩证阐释，并针对拉萨尔的唯物史观片面解读“劳动是唯一源泉”进行批判，恩格斯说，“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而且，劳动不仅创造了财富，还“创造了人本身”[11]。这是他在受到摩尔根的人类社会史前研究成果的启发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地球生命家园在三十多亿年漫长的天文时间里自然进化出了生命，从低级到高级，生命越来越复杂。生命体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双重改造日益明显，最终在数百万年前进化出了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的类人猿。手脚的生物性分工首先是自然层次的生物特征，手有更多更大的生物自由空间，因而同时也开启了一个非自然的劳动分工的可能层次。在这个可能的潜在层次空间里原始人把握住了“机会”进化到能人。据考古，他们在约一百七十万年（至少四十万年）前开始了对火的使用，这极大改变了其食物而改变了自然进化的路向。而智人先祖则在十多万年前就熟练掌握了火的技术，这在许多民族的深层记忆里都留下了崇拜火的痕迹，如古希腊普罗米修斯火神神话、中国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
约二十万年至七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开启了更多层次的人类社会空间，把人与其他动物划分开来。据考古研究，在约七万年前现代人类制造出了石刀这个自然给予不了的工具，而能直立行走的其他灵长类甚至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也可能没有做到。袋鼠等其他动物更不必说，尽管它们也可能利用现成自然物捕食，如鸟用树枝掏虫吃。人类的语言起源是一个更为神奇的进化拐点，把人与动物进一步划分开来——把受生物性局限的人类通过语言变成了当今全球化的人类社会，而且开启了语言生产各种可能性的意义层次。正由于人类语言独特的创造性特征，乔姆斯基反对语言进化论而把普遍语法视为先天遗传：是表现层与词汇层通过一种可能偶然性的“合并”机制而完成的，并坚持从语言现象到心智模型再到人脑神经生理的三层次关联。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语言进化模型出现，例如道金斯和赫尔提出语言进化是模因进化的模仿和基因进化的复制形成的共同进化；而平克的语言模型把语言视为一种原始人为适应当时生活需要而进化来的本能，强调历史因素在心理机制中的关键地位。[12]
人的手与嘴（其实是以人手为焦点的行为系统、以嘴与声带为焦点的语言系统）的进化史本身也是一个从动物到人类转化的伟大创造史。复杂的神经与功能结构的生成过程改变了人的生产活动与生存空间，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尤其是大脑在来自手、嘴等身体刺激的激发下不断提出增长与复杂化的要求，而人手劳动的成果、语言提高群体的合作效率，不断满足并改善着大脑的营养，进而快速改变了大脑的容量与结构复杂性。因而，这里承载了两个双重层次的逻辑关系，一是人自身以手与嘴为代表的身体与观念器官大脑之间的互动与互构过程，这个过程塑造了现代人的基本面貌，更把人群从小到大地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原始的共同体，大脑里精神性的观念也因共同体新增认知层次的需要而诞生并开始了人的意识与精神的进化层次。二是人与自然的双重进化的层次逻辑，每一层次的内部都绝不是单一的线条，层次之间的互动也是一部丰富的人类进化史。自然界是人与人类社会生存的物质性前提，自然创造了人本身，提供了人所需各种物质的源泉，还是人与大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场所。毫无疑问，史前时代自然变化对人类生存空间具有绝对的主宰力量，约七万三千多年前，苏门答腊多巴火山的喷发导致全球广大地区气候下降，人口锐减到大约数千人的规模。此后，随着气温上升非洲人口才逐渐增加。
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进化史的人而言，却不是大自然直接产生或给予的，在这里没有“给予神话”，是人自身的劳动创造了社会与社会中的人。同样，社会不仅是不同的人理性地在一起，而是通过生产劳动、分工合作以及分配，并把自然的他者看作与已具有某种同一性归属的观念，并由此而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内在结构关系。这个大尺度层次上的演化逻辑现在仍在一直进行着，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所蕴含的颠覆性力量预期下，它将可能从自然力量主导向人类科技力量倾斜：对人自身、社会形态、世界样式都有“奇点临近”的呼声。[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