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史的层次简述
虽然在时序上后于前一个自然进化史，但如上所述，人手与语言、大脑等作为进化的成果，已经开启了人类各种文化、文明的可能空间。这个空间中会不断衍生出有重要标签的层次。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常常混用。文化（culture）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文明（civilization）是经历史沉淀人类进步的精神物质的总和。它们都是人类历史的创造成果，是其两个层面的内容，文化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的开始就对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分别。对人类生活而言，文明偏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内，属于精神方面。文明是可以向外传播与学习的，文化则不同，它是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两个层面也相互关联，文明是物质文化，文化则是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从时序上，一般把文明视为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文明是在文字出现、城市形成和社会分工之后形成的。
因而，这里为方便起见，先叙述人类文化历史的概貌，再说文化历史中文明的诞生。这样的叙述分段并非简单时序性的，而是从层次衍生的时序上展开的，对文明历史的叙述并不是说文化历史就终结了。文化一直绵延，就如前面所述人类进化历史的自然机制、人与自然交互的机制的层次仍然存在，机制仍在起作用，只不过那个层次上的逻辑运行与文化、文明新层次上的逻辑运行相比不那么显著，相对而言可能微弱得多，不过有些层次的逻辑仍值得我们留意。例如，据最新研究，人类大脑容量在约两百万年前的450毫升迅速增大至1800毫升，但约三千年前又开始下降，直到今天的约1500毫升。其中的原因，据考是外部社会化因素引起的大脑内在结构的高效性走向改变了容量增加的进程，人的骨骼组织随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人类文化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工具制造，有迹象显示，20万年～10万年前，在整个非洲东南部曾发生过技术变革，即石器工具的出现。但对于现代人类而言，在文化意义上的开端则开始于有了语言之后的数万年前，对自我的认知与集体狩猎、采集、驯化动植物的农业革命一样，是开启文化历史的新内容。[14]这就是五千年文明诞生之前最值得叙述的认知革命与农业革命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过程，也可以说是两个宏大的层次，两者是部分叠加的过程。人们很难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形式做出分段，因为它们所传达的象征主义信息来自一个早已逝去的世界。……这些艺术的动机绝不仅仅是装饰性和生存需要那么简单。[15]
对他们的生活世界进行“还原”才能有更真切的理解。在他们的观念世界里，也许动物与人、人类社会之间没有鸿沟，因而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性可能是他们最大表象特征，虽然他们也会对自己经验直接相关的事物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类，但不能分类的情形更多，因而就用比较清晰的类比与模糊的类比来把这种有限的经验向外延伸，就如把有限的视觉范围向无限的天际延伸一样。而模糊的类比就是一种渗透，就是把对明确意义的事物描述投影到不清晰的事物。人有灵魂，因而很容易形成原始神秘性，既“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原始人不仅不认为他们所达到的神秘知觉是可疑的，而且还在这种知觉里面（如同在梦里一样）看见与神灵和看不见的力量交往的更完美的因而也是更重要的形式”[16]。而且，原始思维也有层次性：最底层的是原始人心理层次，它关涉梦与现实的联系；其次是对信仰的彰显，它有关于群体与社会性的建构，表现出创造性与面向现实实践需要的实用性特征；最后是有限度的认知逻辑，这也是一种创造性表现的萌芽，它们又是一个统一的综合体，对人类社会发展、思维能力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大约七万年前算起，彼时我们现代人类的先祖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还同处一个地球家园。然而，物种竞争的自然规律仍是主宰力量，刚萌芽的精神文化也不大可能超越恶劣自然环境下的生存竞争法则。即便有少数特殊情况下的物种交合（现代人类仍然携带有极少量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大约三万年前，智人已经成为这个家园中唯一起主导性作用的物种了，他们也开始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人口数量在两万年前不到五十万人，这之后，在八千年内增长了十几倍。这种客观的条件使智人开始扮演唯一高高在上的物种的角色。首先是在一万年之前就占据世界五大洲四大洋能够达到的地理舞台，当然这个过程其实从七万年前智人走出非洲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前半段时间里还可能要与其他人类与高等灵长类竞争有限的野果与不易捕获的猎物，因而扩散速度相对缓慢。向全球扩散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世界史前史最重要的发展，“不仅为现代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而且还孕育出食物生产、村落生活、城市文明以及太平洋诸岛上聚落的出现——这些恰恰是我们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的根源所在”[17]。
即便在这个缓慢的历程中，智人也发明了捕猎与战斗兼用的弓箭，能帮助他们越过地中海、红海的船只，发明了针等缝制御寒衣物的工具，而且还有闲暇与心情制作象牙“狮人”雕像（德国施泰德洞穴，约三万年前），这也有可能是原始宗教的萌芽，或者商业交换的标志，随之，某种尺度上的社会分层也将开始。从外在器物的非自然属性表明，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认知不仅发生在自然事物上，而且同时发生在基于语言的思想与沟通，面对荆棘丛生的世界大迁徙之路，这种集体性的谋划，有生产、艺术与想法的社会交流活动进一步相互激发了智人的潜能。当今世界语言种类之繁多很可能就是原始生存状态下智人依据地理与气候变化等各种因素而独立创造的成果系列，它表明语言的潜能有多么大的生活宽广度与思维内容的不同深度。
农业革命开启农耕文明历史。一般把农业革命的起点定在公元前九千年至前七千年，其标志是人类从食物采集者转化为主动的食物生产者，种植农作物与驯养动物。对于智人如何从仅仅百来人的血缘族群团体逐渐扩大到农业定居城市数万人的规模，这是一个文化历史难题，因为语言在没有文字之前留不下痕迹，而这样的规模扩大也不像地理范围的迁徙那样自然而直观，留下了非自然的人工制造的痕迹。社会群体的扩大一定涉及不同的语言媒介，在保持独立团体和与其他群体合并（很可能是暴力与协商兼有）之间，涉及许多成员不同的利益诉求。无论如何，一部分智人群体找到了一些富饶的河流淤积地带，从采集走向定居农耕并繁衍生息，最重要的地区是东方的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印度两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中美洲地区。这些地区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而发展。
也许在一开始，农耕定居并不那么吸引人，但在反反复复的走与留之间，农耕定居的优势凸显，地球家园农业（采集）人口从万年前的约八百万人增长至两千年前的两亿五千万人。这一方面得益于农业与工具的继续改进，定居农业地区基本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说是因为支持早期农业与畜牧业的野生资源分布稀少、不均衡，另一方面也反映古人的艰辛探索与自然智慧。目前考古发现保存最为完好的中国西安半坡村村社遗址是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公社聚落地，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房屋45座，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坊区，出土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约1万件，从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石碾等生产工具和陶罐、陶盆、小口尖底瓶等生活用具来看，半坡人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他们具有较强的审美观念，在彩陶上绘着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等几何图案，还用石、骨、陶、蚌制成耳饰、发饰等装饰品。顺便说一下，陶器上有各种符号二三十种，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字的起源。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土耳其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遗址有陶器、黑曜石工具以及燧石，是集农业、贸易与制造业于一身的早期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英国约四千年前的巨石阵表明原始宗教的普遍存在。
农业定居使生活的物质生产走向稳定。许多人类驯化的牲畜，如今天熟悉的猪牛羊马鸡鸭猫狗，都给原始部落的生产、饲养、警戒、辅助狩猎等直接帮助，甚至本身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营养，帮助克服季节性的波动和自然灾害。当时的人类已经能够耕种小麦、玉米、土豆、稻谷、马铃薯等许多今天的主要粮食——当然由于地理区隔，不同区域有不同的耕种主粮，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才有了全世界的耕种共享。工具的变化与洞穴壁画艺术可能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从旧石器迈向中石器、新石器的技术进步，在技术与艺术中都有艺术审美的意识表露。可以推断，农耕定居遭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难题，从洪水泛滥到刀耕火种的效率问题，周边游牧人不劳而获的抢劫等。然而，可能令古人也不曾想到的是，集体规模的扩大与有组织的劳动分工从很多层面带来了正反馈，包括粮食产量，强大的组织，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的平静与相互交流的愉悦，家庭生活伴随的温情，把内在的文化世界与外在的社会规范装置建构起来了，就如农业活动范围虽小于采集狩猎，但内在的人工创造性大增——而这才是文明的本质。文化世界里的复杂构成绝非片面化的层次性世界能够比拟，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更重要的是前人的伟大历史指向了文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