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向文明转变中的多重层次
这一个阶段仍属于前（文明）历史阶段，相关主要研究方法从生物学方法走向考古学、人类学方法。如果说文化相对于政治制度与实践、经济活动等，包括诸如文学艺术、思想教育等精神概念，那么文明则更宽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多重层次的概念，但两者都有地域的空间性与历史的时间性、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特征。这一方面表明在我们的视域里，文明是文化发展的多层次开拓的结果，人类历史上从前文明阶段走向文明阶段是一个层次性的超越，从单一的文化层次衍生出政治、经济有内在结构与逻辑的独立层次，而且在文化、宗教哲学与科学技术等与传统的文化概念相关的方面也有新的开创，表现出历史性的革新，也是层次内在的品质升级。无论是层次衍生还是层次升级，都从一万年前的农耕文化开始，从原始想象到文明现实，从这个层面来看，仍然延续着认知的不断革命。
早期的人类历史，包括以万年计的史前史，主要围绕寻找食物与食物生产来展开，各种石器、陶器等工具的制造、动物的驯养主要是为了提高捕食与食物生产的效率，火的采用也是为了提高食物营养供应与生存的需要。文明历史之后，更能反映人类历史进步的是理性精神的诞生与发展，理性精神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等不同的层次上。其实在史前时期，人类就以独特的创造力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系统，这是人类适应环境并不断改变环境的互塑过程，被学者称为“人类的体外适应方式”，它不是单一的时间性事件，而是多重线性的文化进化过程。[18]这种多重进化历程不仅重塑了我们人类的大脑及其结构、身体的生物性特征，而且最终在外部局限、内部变化的双重交互过程中，发展出复杂的新石器技术、各种原始艺术与宗教信仰，以及伟大的城市组织与文字符号系统。而且，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也在生产、财产与权力的分配与竞争中演化出复杂的大社会组织结构。作为其伟大的结果，人类文明现代化所拥有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它不仅克服了重重险恶的自然灾害，还能对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造成的破坏进行批判反思，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各种有限性与困境进行反思，这都是对历史相对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驳斥。
对于文明前的农民而言，他们在平稳时期的日常生活可能并不如我们今天这般忙碌，仍然不那么安全，也常受到疾病与健康的困扰。但他们已经在如上重要的层次上分化出独立的历史逻辑了，正是这几个核心层次的共同交互作用，激发了伟大的文明历史的来临。基于定居农业的物质生产不仅满足各方面的生活需要，反过来也进一步改造了人的智力，促进社会组织从生产领域向丧葬与灵魂安顿、安全防务、艺术与文化机制等纵深的社会层次进展，人类开创出一个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结构性活动的多层次的生活形态与社会形态。作为精英的组织者创造出权力的观念，借助于文字与艺术等各类活动中的自然分工把自己的政治意识系统化，营造出宫殿、神庙、管理机构等社会秩序的象征装置。根据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的看法，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最基本的要素是文字、祭祀中心和一定规模的城市（人口不少于五千人），由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促成的多重影响会催生文明。[19]贝恩斯等人更关注精英阶层的作用，一定规模的社会因分工与生产而出现阶层分化，他们的更高层次的控制需要激发文字、社会秩序认同与传播机制的诞生。
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农业革命是文明起源的一个社会基础性的条件，它不只是如今的单纯经济活动，而且作为文明进程中的首个最主要的动力之源，既为定居的社会团体提供物质性条件，还为商业交换、文字、社会组织管理与秩序等一系列后续伟大的文明构建的产生铺垫了潜在的温床。村落与农业几乎具有共生关系。随着农业财富的出现，在有限区域内人口的大量增长，不同地理条件下的区域之间发生必要的商业往来，婚姻禁忌之后氏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可避免地引发冲突，甚至升级到战争，而战争与不定期的饥荒、瘟疫是史前文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一定限度内，这样的挑战从微观层次看不利于个别的村落或氏族部落，但从历史的宏观层次上却促进了社会规模的扩大，推动了社会生产与分工合作，进而导致社会复杂程度的迅速提高：因为面对新的挑战，必须要有足够的智慧“想出”文明的新办法，而不再依靠原初的技术与经验。历史表明，这样的挑战被人们成功克服，并进一步促进了集体的凝聚力。
根据考古发现，西亚两河流域的原始村落最高有五千人以上，已经达到文明诞生后城市的规模了。八千多年前的西亚商业就已经扩大至数百千米之外，发达的西亚商业表明农业生产的大量剩余，这也会引发战争与掠杀。战争反过来也刺激了技术与贸易的发展，同时村落之间的军备竞赛也促进冶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铜制武器与青铜时代的来临。这种暴力性质的非理性层次的现象以非理性的逻辑向先民提出了理性的思考，如何在其带来的好处与毁灭之间取得有利自己与本氏族团体的平衡。
有人把下限到公元前3500年的欧贝德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文明所需的各种技术要素都已具备，神庙出现，犁也被发明出来，还有成熟而精致的陶器制造、铜合金技术、运输工具马车、帆船，小村落变成更大规模的城市建制，有规模的人工灌溉在首领指挥与祭司规划下展开分工合作，坚固的城墙有士兵守卫。社会内部有精细的结构：城墙内外是一个新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分工的场域，开始形成建制性的社会分层标识。城内是相对集中而重要的专业人士包括商人与工匠，最重要的当然是象征城墙的武士、行政官员，还有凝聚大众共识的能够书写复杂线形文字又能够念经的祭司与书写人员，而居住在外部周边广大田地的是从事耕种的农民。
农业耕作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瓶颈，这制约了文明的限度，在古代人掌握作物轮作制与施肥技术之前，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固定的城市终将走向衰落而发生迁徙。而这个“挑战”碍于技术层次，在一定历史尺度上成为制约而非引起积极效果的刺激。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先民很快发现新的肥沃谷地，虽然缺水但通过公元前四千年至前三千年人工灌溉系统的开掘得到利用。工程挑战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功能的迅速提升与社会系统的建构。这个比原路径上克服瓶颈的可能后果更令人惊叹。这是我们的历史“后思”，但的确是一个文明诞生的社会复杂层次性重建的重大机缘。建筑力量是否成为从农耕转向武力的中间环节不得而知，但因生产需要而带来的各种冶炼技术既能锻造生产工具，也会锻造出刀剑。负责祭祀活动的宗教人士随着经济商业需要与社会复杂度而成为精英阶层的专业人士，并在集体性活动中成为凝聚众人、提供心灵安慰等新的精神层次的开创性力量。
总之，酝酿文明的政治活动、原始宗教、语言符号文字开始出现了。首先是政治活动的层次历史，其次是原始宗教。人们相信远古的采集者普遍信奉泛神论，在泛神论的原初形态里，并没有如今的等级编排，所有人、神与万物都有灵魂。然而在社会把握组织与掌握文字的精英的把控下，即使是墓葬习俗这个约三万年前的智人就已发明的一道社会规范，也开始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逻辑的内在文化构建，这是一个典型的史前时代的跨层次的交互。技术的进步已经开始被政治与文字开启的知识权力的影响所遮蔽，退到社会后台。文明的曙光首先在五千年前的两河流域交叉地带与尼罗河畔点亮，随后不断向地中海与西亚周边传播，在千年之后激发出古希腊文明。同一时段，在中国黄河、长江地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诞生了两个古老的东方文明，而万年前白令海峡陆桥因气候变暖而断开造成“与世隔离”的美洲大陆也在约三千年前开始萌生本土的玛雅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