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史学观与新历史主义的观念
语言转向强调语言在构建现实和知识中的关键作用，这激发了“二战”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其代表性人物有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他们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以科技革命和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性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偏激的批判。利奥塔认为，19世纪后我们的文化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科学、文学、艺术的话语游戏规则全变了，“后现代”一词恰好标示出当今文化的方位和状况。[45]福柯不是从历史作为科学技术、经济与政治的进步发展史出发，而是从监狱、疯人院医疗机构、同性恋行为等看起来不显眼的社会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话语结构的分析出发，揭示其中的权力主导性才是真正的社会本质——如果存在一种社会本质的话。语言、知识等原来看似追求真理，拥抱客观性的人类社会的结构性装置本身就是一种层次性的存在，介于人与世界之间。在知识这种看似政治中立的存在中，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发现其中的政治性因素对人们求知的隐性规范化。[46]在福柯的理论中，政治权力不是一种静态的实体或结构，而是一种在社会关系中不断产生和流动的力量。权力不仅存在于政府、法律和制度的层次中，而且渗透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家庭、学校、医疗机构、媒体等。其表现形式相互交织、相互制约，产生出一种“泛权力化”的现象，一种新的权力层次逻辑。这种泛权力化的现象不仅是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限制，还涉及社会的正义、真相和知识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观与新历史主义叙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进一步把语言、文学、历史叙述之间的层次性关系揭示出来，对传统的历史观念提出了挑战，深化了对历史本体的认识与历史叙述的深层理解。怀特提出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对此进行了系统表述，它主要表现在：质疑进步史观、反对宏大叙事，挑战历史真实性的前提假设，还倡导历史叙事化。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史学写作与以前的历史作品存在明显的不同取向，例如美国史学家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通过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对历史事件得出与主流看法不同的“边缘性”结论：外交失败的实质是帝国政治冲突而非文明冲突。可见，对普遍的隐喻和叙事手法的应用也会改变历史写作的“中立和客观真实”的面貌。后现代主义提出宏大叙事隐匿了历史的局限性、史料和历史真实的脱离问题，以及对文本和语言结构的解剖，扩展了历史观念的层次深度。
（一）后现代主义史学观
后现代主义史学是20世纪末兴起的一种历史学研究取向，它质疑传统历史观念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强调历史的解释性和相对性。我们对历史的了解通过历史学家的研究与写作实践而来，后现代主义史学观认为历史学家的观点、语言和权力结构在其史学研究与叙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我们与历史本体之间不可忽视的一层中介。它们所构建的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甚至可能在某种意识形态需要的驱动下对历史进行虚构，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意识形态统治者希望我们接受的所谓过去的历史。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这些因素本身随着历史学家的观念变迁而发生变化，其历史建构也是一个多元且不断演变的过程。因此，这种历史观念对传统历史学范式的客观性和线性进步观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与批评，挑战了传统历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强调历史的主观性、相对性和语言构建性，这也促使历史学家对自身的研究方法和历史叙述进行反思，并开启了历史学领域更为开放和多元的研究取向。当然，后现代主义史学观也受到一些批评，例如人们认为它可能导致历史的过度主观化和历史真实性的丧失。
1.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特别强调历史的语言构建，认为历史是通过语言和叙述来构建的，而语言本身是具有深度层次的中介结构
历史学家会根据自己的角度、背景、文化和价值观，选择特定的词语、句式和叙事方式来叙述历史事件，使用特定的语言和叙述方式来描述过去。这些语言和叙述的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潜意识的，进而会影响历史的理解和表达。例如，同一历史事件可以被不同的历史学家用不同的词语和叙述方式来描述，一个历史学家可能强调该事件的积极方面，用褒扬的措辞来描述，而另一个历史学家可能着重强调其中的负面影响，并用批判性的语言来叙述。这样的叙述差异可能导致人们对历史事件产生不同的理解。语言构建历史还涉及历史学家对历史证据的选择和解读，因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通常会依赖于历史文献和其他历史证据。由于历史文献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历史学家对这些证据进行选择与解释时也会受到研究假设和方法论的影响，这些更是研究本位层次之外的其他因素，在总体性的关系表征中也受到深层背景与方法论层次的逻辑影响。由此看来，历史的语言构建意味着历史并非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语言和叙述来构建的。这些语言层次和叙述本身的相应环节既是历史学研究传统的范式内容，也反映了历史学家作为群体与个体的观点和立场。这种揭示历史学家主体性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史学中得到强调，进而提醒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要更加谨慎并进行自我反思，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主观性和语言选择可能对历史真实性的呈现产生的影响；同时也促使历史学界更加关注多元的历史叙述，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历史。当然，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强调历史叙述中的语言结构、符号和意义，并警示历史学家叙述历史时，难免带有主观偏见地厚此薄彼，过分的批判性本身也潜含一种理想主义的绝对真理观或消极的相对主义。
2.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反对宏大叙事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
所谓宏大叙事是指试图用一个普遍的、统一的框架来解释历史发展和演变的理论或叙述方式。这种叙事常常以一种线性、进步的方式来诠释历史，试图找到一个总体性的解释或规律来统摄所有历史事件，以抽象的普遍性来囊括现实的特殊性，典型的理论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它把各种各样分散的资料和叙述有机地组织成一个宏大结构，而且历史研究通常围绕民族国家这个中心展开[47]。后现代主义史学观怀疑那些试图解释历史的普遍性理论或宏大故事最终不可能用宏大的框架来成功地解释整个历史过程，因为历史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具有复杂的层次性结构、价值与意义指向的多样性，而且传统的叙事方式过于简化复杂的历史现实，忽略了历史中的多样性、异质性和不确定性。他们由此认为，既然历史是由无数个碎片化的、局部的叙事构成的，而不可以被一个整体性的宏大叙事所涵盖，那么倾向于关注个体经历、微观历史和局部故事，而不是被统一化的整体性历史观也就合情合理了，这也是历史学家唯一能够做的。因此，他们主张放弃宏观的历史理论的建构，而关注个体历史事件和微观层面的叙事。同时，宏大叙事本身也夸大了学界的群体意识，忽视了历史学家个体的主体性，历史学家个人的历史观念和价值观也会影响其叙事方式，因此历史学家应该更加谦逊，认识到自己的主观性，并且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持怀疑态度；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和符号本身也具有权力、话语权，不同的语言和符号可以产生不同的历史叙述，所以历史叙事也有多样性和相对性。概言之，后现代主义史学拒绝用一个统一的、宏大的视角来解释历史，提倡多元、微观层面的历史叙事，同时对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语言构建进行反思和批判。这些观点挑战了传统历史学中的一些假设和方法，推动了历史学领域朝着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3.后现代主义史学倾向于对传统历史叙述进行解构和批判
如上所述，它关注历史叙述中的权力结构、话语霸权和排他性，试图揭示历史叙述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并探索被边缘化或忽视的历史故事。这一语言转向使历史学家更加关注历史叙述中的隐含权力和话语冲突，试图拓展历史叙述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历史是由无数个碎片化的、局部的事件和经验构成的，而传统史学常常将这些碎片化的历史现实简化为一个整体的叙事，这样的叙事方式容易忽略少数群体的历史经验和声音，使得历史叙述更加偏向主流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海登·怀特对叙事化的修辞手法进行了精心的研究，认为叙述形式必然会让历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和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所叙述故事的完整性，这样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什么区别。通过隐喻的使用、史料的剪裁等，史学家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故事变得生动有趣。[48]传统历史学常常以历史学家的视角为中心，将历史学家的主观观点和价值观融入历史叙述中，这会导致历史叙述的偏见和片面性。通过对传统历史叙述的解构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史学观试图突破传统历史学的束缚，探索多元的历史叙事方式，并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历史经验和声音。这样的批判性思考推动了历史学领域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4.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而是由历史学家的观点、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所构建的
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和偏见，即历史学家不是客观中立的观察者，而是自身有着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观念的主体。语言转向让历史学家反思自身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和角色，认识到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知识是如何影响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表述的。不同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角度和经验，解释同一历史事件或现象，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历史的解释是相对和多元的。传统历史学试图找到历史发展中的核心或中心，但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这样的尝试是徒劳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的多中心性和复杂性，拒绝将历史局限于单一的中心或主导力量。
（二）新历史主义的观念
把历史与语言文学相结合的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充满了断裂的层次，历史叙述并不能形成连续的逻辑。如果说之前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是两个层次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诞生于英美文化批判界的新历史主义就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壁垒。它不将互文性的焦点放在语言自身，而是关注文化与社会政治这两个宏大层次之间的互文性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因为权力-话语规则-机构设置和实践，划分了各个领域之真理的有效性。新历史主义被普遍认为是对二元分离的旧历史主义理论和基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反拨，也是对坚持细读策略的新批评和取语言主体而舍弃社会历史性的结构主义的修正。有学者指出，新历史主义研究文本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并进而“越界”，对文化社会历史本身的本体理论加以重新阐释，这一策略无论在文学研究还是在历史研究中都是对传统恪守文、史、哲学科边界的冒犯。它既背弃了新批评那套陈旧的形式主义信条，又冒犯了后结构主义的“本文之外一无所有”的本文中心说，还冒犯了旧历史主义对历史的保守观念。[49]传统的西方文论保持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念，坚持普遍人性论，即认为在主体与社会之间不存在历史性关系。即便是传统的历史主义，虽然承认这种历史性关系，但认为主体与社会之间是完全分离的，两者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时间性关系，因而忽视人、个人、边缘人、边缘行动的历史建构作用，名义上推崇一种主流的政治社会现实，但实质上不过是主体之外的一种绝对精神或“上帝”的观念。新历史主义不主张回归传统历史主义的宏大历史叙述，它把历史阐释为诸多不同的小历史。由于去除了政治主宰的大历史，这种小历史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自律发展，而是实实在在进入社会各种不同生活层面的“小精灵”。所谓“成王败寇”，为王者书写的大历史总是充满为其虚构的正统性辩护的谎言，而小历史的具体化，则使新历史学家只能将文学看作是他律的，某种可以“悬置”的力量所限定的众多可能性的真实展开。
所谓互文性，一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本的阐释理论，根据克里斯蒂娃所说，一个文本可以作为其对立文本的镜子，彼此之间相互参照、包容，甚至转化，从而在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上不断生长出新的意义。新历史主义进一步拓展了这种纯粹的文本互释，把不同的文本之间基于共同结构的互文性扩展到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更广更深的层次，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之间基于社会背景的整体性关系，从文化研究视角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审视，采用跨学科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借助于边缘性话语对文本展开分析，从而反思批判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建立一种所谓的“历史意识形态性”。[50]简言之，新历史主义明确地将文本中的主体等要素与其历史语境之间相互建构、塑造的辩证关系凸显出来，从而否定传统历史写作的前提假设：文学与历史、文本与社会语境、前景与背景是互不相干的、分开对立的独立层次。
文本具有历史性，因为文本总是离不开历史背景。它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内容，而且自身总是被具体的历史情境所包围和制约，历史从内外各个方面渗透文本之中，并提供了我们进行文本分析不可缺失的材料。文本充当阐释媒介的历史性诠释过程在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建立起一座双向互动的桥梁，看起来固定不变的文本因为阐释而生发了新的意义，在现实中参与了面对未来的历史性建构，被这种建构所选择、阐释的文本自然就不再是一堆白纸黑字的物质性材料，而是进入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精神食粮；阐释者因为文学阐释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状况。就像“语言是存在之家”一样，文本是历史之家，人们可以通过文本走进历史，从而品味和理解历史。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即书写的历史离不开物质性文本载体与书写本身的文学性。在历史学的历史中充满了后起学派对既存学派和观念的批判，有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就是这样一种看起来颠覆现代以及传统史学观的思想，由于日常语言已经提供了各种样式的概念化建构历史对象的工具，而且不同的修辞手法可以让历史学家不受确定性因素的制约，所以，只要历史学家还使用日常语言，而不是计算机编码之类的人工规范语言写作，那么，他们关于过去历史的写作及其思考就仍然是文学性质的，甚至是“尼采式的诗化”。对历史事件与事实的区分揭示出事实的假说性构造，而历史学将对“客观事件”的关注转移到事实判断的意义建构的产生过程，还有概念系统的时代性、分析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之中。按照海登·怀特的观点，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式论证、情节叙事、意识形态解释。[51]概言之，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我们认识到，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各种语言技巧的虚构和想象发挥建构下，历史被我们进行了又一次的自我塑造，大写历史（History）变成了小写历史（histories或his-stories）。
互文性还表现在文本与政治之间，即以政治化的方式解读文本，以边缘解构所谓正统的学术传统，质疑现存的政治秩序。新历史主义的政治维度就是通过权力、颠覆、含纳等概念展现出来的。在现代社会，权力的模式微观而又无处不在，更具有生产性。因此，文学艺术就在沾染权力的同时又侵蚀权力本身，颠覆传统权力，例如巴赫金的广场狂欢理论主张聚集狂欢者的众声喧哗本身就是对权力的抵抗与消解。新历史主义认为，权力不是一种完全负面的力量，它也具有积极的一面，具有生产性、可操作性，存在于任何差异性的关系中。关于权力的机制，葛兰西早有研究，他的“霸权”概念就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各个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各个集团和阶级进行“谈判”，是一个对阶级冲突进行控制和疏导，使之流进安全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以“抵抗”和“融合”为标志的过程。[52]
历史文本十分浩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书籍。新历史主义思潮作为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文化转向”而出现的一个“历史转向”运动，对文本的深层内涵的揭示给我们展现出一个多重层次的视角：历史的文学性、文学的修辞与历史性，等等。它把文本分析推广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历史的文本化。它既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旧式历史观的一种修正，也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深化，即把历史的观念赋予文本，把作者、读者和社会状况等生产文本的各种要素及其复杂关系的历史性揭示出来。这些复杂关系的历史性充分表明，不能孤立地看待历史，不能将历史话语和其他政治、经济的话语分割开来，因为它们在历史的过程中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是不可剔除的历史存在，历史中的诸多要素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关联，其中的多义性不仅体现在不同领域，也体现在不同层次上。由于缺失健全的整体观，一些新历史主义文学实践在消解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严肃历史和历史观的追求。例如，一些影视作品对雍正的胡编乱写一方面消解了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现象，同时也对其日常生活进行了文学化的调侃，从而歪曲了帝王的形象。
（三）反思与批判
从历史整体观来看，后现代主义史学观与新历史主义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视角，丰富了历史观念的层次性，但也存在明显的极端化与片面性。它们都受到语言转向影响，主张从史料转向文本，史料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虽然历史学家具有主观性，但并不可以对史料随意解释，尊重史料和独立思考并不矛盾。否定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不顾及有限性的思维方式如此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存在之“合理性”，将事实与虚构相对化而不深思历史学传统的真理观问题，都是对历史叙述更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层次的无视或混淆，其实质仍然是未能区分历史观念的层次。与“疑古”一样过头的后现代主义怀疑情绪以及对史料的轻视会让它变成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泛政治化教条。
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克服远离社会生活、相对主义等侧重局部层次性逻辑的理论根据。首先，要在有层次的整体历史观下把握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实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奠基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对绝对精神历史性的辩证考察，而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进行的结构性解析。对它来说，现实社会结构中各基本要素之间的矛盾与辩证作用既是一种整体观的社会学内容，也是其着眼点和理论结果，因为人类历史的变迁需要在以社会为整体的内在矛盾的全面考察中才能充分展现出来。虽然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关怀和意识形态性，具有消解传统观念的品质，但同时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细化深入，因为它们更坚定地走向社会与现实，走向当下的生活实践。然而，在各种文学理论提出之后，从事历史实践的作家们并不只是从一个理论出发，不是从一个视角看问题，例如汤姆金斯（Jane Tomkins）说，她曾经认为历史写作中的女权主义受到了心理学影响，但后来动摇了，并逐渐离开心理学方法转向文化研究，关注宗教信仰、经济背景、政治倾向，再后来又回复到对心理学的关注。而且，心理学方法也是认识自我的一种方法。新历史主义解释主体的根据是从文化-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入手，而不是简单地假定一个单一的要素。但是，在理论杂多的现状下，要科学地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需要具备对历史进行整体性把握的思想和观念，因为，只有把所有的历史要素放置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才能完整地理解其历史内涵与价值。对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给予整体性的回应。
历史唯物主义面向现实的实践，这也是它的理论生命力所在。浪漫主义歌颂天才与灵感，现实主义侧重社会现实，而新历史主义的这种自我观体现了一种重要的超越性，超越二元对立，并把这种观念表达在文学创作中。如果说新历史主义的主体能动性参与建构的历史观让我们对历史有了重新的认识，那么，对于未来而言，新历史主义则要把历史的经验延伸到未来的文论发展和文化重建中去。虽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复杂，思想家简单地参与政治并不一定能够成功。杰伊认为：“几乎所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集中在各个大学，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参与改变生活的政治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主要是通过激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圈子形成的，而不是因为我参加了什么社会政治运动。”[53]单独学术性的、远离政治与社会实践的、“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为新历史主义重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为文化与历史观念的发展开创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