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史的层次
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的概念虽然最早源于启蒙运动的伏尔泰，但是对思想史的研究却是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的。思想史家们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要超出于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法国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也说：“社会革命将并不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来实现，它要依靠意识和意志的活力。”[73]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追踪历史事物发生的原因，探讨世界与历史的真理、价值和意义。文化史学家不满意于历史研究只限于政治史，想要突破政治史的局限，把历史研究扩展并包括文明、思想、物质和政治。其代表性人物阿克顿说，“在理解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课题就是洞察和把握隐藏在人们之后的观念，观念有着自己的传统，从古至今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发展，在这一演进中，观念远远超过法律父母的地位，扮演着教父和教母的角色”；他还说：“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观念的演进，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74]狄尔泰对历史观念中的非理性也给予了高度重视。思想史的研究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是思想观念本身，对经典文本的诠释，历史人物，这是思想史的内在层次。二是所产生与流转的历史背景、社会语境，这是外在层次，与客观历史直接关联。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把思想史划分为四个层次：“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而且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包括了思想史研究的所有内容。[75]
（一）西方思想史的范式变迁
在百余年的西方思想史历程中，前后大体经历三个范式的转变。其一是观念史。洛夫乔伊和列奥·施特劳斯主张：针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概念、所谓“观念的单元”（uni t ideas）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通过对一些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进行考察，研究作家在基本观念形成中的作用及其不足。他们从方法论上看更偏重哲学的观念研究，而非历史研究，故被称为“本本主义”。其二是历史语境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拉斯莱特、斯金纳和达恩等人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认为，所谓固定不变的概念意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具体语境下所指不同，在政治家的内心世界中也未必一致，因而思想史上观念、问题与思想都是变动不居的，甚至所谓“伟大的”经典文本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着意义的变化。其三是从新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思想史。在研究民众观念时特别注意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互动，并充分挖掘民众观念的史料，如日记、自传、信件、涉及财产继承和债务往来的家庭遗嘱及有关法律纷争的证词档案等。
自从“二战”以来，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蓬勃发展，呈现出研究对象和主题进一步拓宽、研究方法更加多元、研究价值更具现实意义等趋势，尤其是近10年被称为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的“黄金时代”。在研究对象上，原先被忽视的思想家、国际关系理论家、社会组织或机构等被纳入研究日程；在研究主题上，开始关注全球秩序、帝国、欧洲中心观等新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对传统剑桥学派的方法进行反思，并引入“传统-困境”、“次文化-交易空间”、概念史、“侦探历史学”等新的方法；在研究意义上，更加关注这一研究的现实价值，致力于通过研究传统思想对现实政治问题做出分析。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6]
表3-1 当代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的三个阶段
阿米蒂奇说，从狭义的“国政”到“国际”，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每一步都遵循着内在逻辑，发挥指导性作用。“而每一次，我都是在不同场合、地点和学术对话的驱动下，才实现了转向。”[77]外在的简单而抽象的推广作用有限，每一次学术空间的扩展都是源于学术交流与不经意的一种激发，如令人着迷的问题或者层次错位带来的挑战。长久以来，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描述一般以“大辩论”的形式展开。具体说来，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进行了第一次“大辩论”，科学行为主义者与历史传统主义者展开了第二次“大辩论”，实证主义者与后实证主义者展开了第三次“大辩论”。[78]“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称赞美国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民主法治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道主义，同时，也充分肯定技术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例如，齐默恩认为通讯和交通改变了国家互动的方式，鲍曼和惠特莱西认识到了交通运输技术对国家的影响，摩根索、约翰·赫茨意识到现代“技术革命”特别是核武器的应用导致古典现实主义思想遭遇了严重冲击。
从民族国家内部研究走向民族国家之间的外部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层次跃迁。因为，民族或国家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磨合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内部从民族习惯到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等都相互融为一个有机整体。韦伯认为，“民族是一个情感的共同体，它将在自己的国家内充分展现自然，因此，一般而言民族是一个倾向于建立自己国家的共同体”[79]。当然这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说法，虽然，今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而迅速淡化，但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外在关系还远未达到那种有机融合的程度，而且，这种外在关联受到各种外力的冲击与反应的机制在各方面的特征都不相同，这一点通过对比外交经验与内政工作的显著差别就可想而知。以研究的视角看，它们的对象与范围、研究主体与目标也不一样，视域的扩大表现在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构建积极的宏大叙事，并对互动性、横向关联给予充分的重视。
近年来，世界历史的观念渗透到思想史的研究中，导致全球思想史在欧美学界兴起。经过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人们认识到，内在观念史研究思路忽略了思想传播的物质基础、社会背景和政治结构。[80]由此，这三个层面都受到世界历史的直接渗透，物质性的渗透在新科技媒介作用下直接传递到各个具体的层次。从观念的历史变迁角度看，思想史需要“全球转向”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思想史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二是思想史学界主动回应全球化时代命题的选择。而时代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历史观念需要直面传统思想史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并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从边缘的、底层的、曾经被忽视的地带的本位视角来反思思想与知识传播的历程。
全球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从欧洲出发进而扩散到全球的单线过程，实际上它以跨文化研究为中介，经历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再到重新回复到宏大叙事的积极建构过程。在其解构过程中，跨文化研究已经不再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那种一元论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对局部经验的发掘突出多重主体性。以往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往往忽略非西方文明的主体性，而现在的关系史研究则更倾向于在多主体之间寻找历史；关系史力图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超民族国家和次民族国家层面建立更多的历史联系，它往往以微观视角考察不同主体之间的历史联系，对那些被忽视的局部经验和被抹杀的主体性进行补充，以建立新的关系之网。
作为14世纪北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一方面掌握了更多游牧民族的一手史料；另一方面也得以借重前人的研究，合并这两个优势，最终发展出一套游牧与定居民族交互作用的王朝兴衰理论，这一理论对后世的历史书写影响深远并持续至今。[81]斯图乌尔曼提出，人类进行跨文化和跨种族，其根据在于普遍的人性——一些普遍的价值认同，例如轴心时代的古典文化价值观，这也受益于另一个层次的研究人类学转向带来的解释文化差异的人类学根据。宏大叙事的重建与以往不同，试图建构多重主体性，因为解构单一文化中心主义和建构世界文化的多重主体性，往往是一体两面。瓦尼萨·史密斯（Vanessa Smith）在《约瑟夫·班克斯的中介者：全球文化交换的反思》一文中，从跨文化交往的角度重新讲述了这个环球航行故事，并借此进行新的全球思想史书写。其中叙述道，库克船长与其一名随行植物学家班克斯在与土著向导图派亚的交流中受益匪浅。[82]另一个典型案例是，阿米蒂奇与《独立宣言》的全球思想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一方面，《独立宣言》显然推动了国家主权的最终确立；而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才可能进行“国际交往”，由此，从帝国解体到民族国家建立再到国际社会形成，这样的逻辑顺理成章。[83]消除帝国的政治霸权，但延续其世界性的层次逻辑，这里也有层次思维。因为帝国并非一无是处，它联结与传播，缩短空间间距。毕竟人类世界历史是一部人类从分散、孤立走向密切联系的历史。帝国进程也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如果说全球史侧重全球范围的物质性要素的交换与相互交往，那么，跨文化的全球思想史则是文化与思想的交换，涉及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交换。必须强调跨文化交往中不同参与者的主体性，以多中心、多主体的方式来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建构多元文化的交织网络。我们仍然需要强调全球史中的互动性灵魂，“互动”必然涉及多重行为主体，如果仅有单一主体，便谈不上“互动”，因而也不可能写就真正的全球思想史。正如以全球史观写就的探险故事，必定不是救世主君临天下的英雄故事，而是一个讲述世界各地不同人群之间进行跨文化交往的故事。当前的大部分全球思想史家把思想全球化局限在公元1500年以后，但也有很多史家会思考古代、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思想全球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让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公元1500年以前的一些具有次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主义进程，当然，这需要更深刻的层次性逻辑来发掘与叙述。
（二）中国思想史的演变
中国思想史也有近百年历史。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国思想史独特的文化优势。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思想史的主体，一直保留着前后相承、源远流长的历史经验与观念系统，并保留在经史子集的文献典籍之中，保留在作为主体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社会习俗之中，作为文化遗产的仪式、遗址、遗物之中。这是一个前后相承的历史经验与观念系统的社会共同体。[84]思想史学界基于这一点，在追求历史客观性与科学性的道路上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创见，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中国学派与方法论。主要有四大代表，一是哲学家的思想史研究，以胡适、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二是社会史学家的思想史研究，以侯外庐等为代表；三是一般的思想史，以葛兆光等为代表；四是刘泽华的“王权主义”；还有匡亚明等人的多学科“综合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充分吸收各方优长。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三大方法体系，即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85]
无论是“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86]，还是“刘泽华学派”的“政治决定经济社会的中国封建专制的王权主义政治思想”[87]，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思想的史学阐释。虽然“侯外庐学派”有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治学宗旨与学术团体，而且有代表作，但侯外庐自己并不承认创立学派的说法，“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很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88]。而且其团体重要成员方克立、陆新礼等也自称为“唯物史观派”。与其说“王权主义”是对唯物史观有关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的论断的分别，不如说刘泽华对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政治压制经济活动的分析更明确地界定了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适用情境，阶级分析方法更适用于社会变革、特别是社会形态的变革这样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例如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而非某个具体社会形态内部相对比较稳定的社会内部，至少不是主导与全部，“在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质。但从政治思想的总体看，又不能全部归入阶级范畴……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因为政治思想对象本身并不都是阶级的”[89]。
根据层次的观念而言，刘泽华关注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概念、范畴。它们都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内在层次，如君尊臣卑、帝王观念、进谏、臣民意识、抑民等，但在秦汉一统之前的商周时期的政治思想，却是外儒内法的前奏，是道义与功利之辩的争鸣历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十字箴言；当然更不同于20世纪清末以后的现代转型。在各朝代为臣进谏政治思想对君主专制的某种制约，“汉唐以后，社稷重于君主论被正式纳入统治思想，在朝堂议事，常常被用于规范、谏诤和抨击具体君主”[90]，这也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深层次逻辑的延伸在君主专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一种保留与张力，连接着更广大的下层民众社会的政治观念。而且，它不是超出政治思想史之外的中国思想史，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要是上层社会精英或政治家政治思想家的观念，并不包括下层社会的政治思想，更不包括下层社会的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等思想的观念，如葛兆光所说，“在精英或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91]。
所涉资料范围除传统的经书子集，还包括非文字类的图像资料如宗教图像、文学艺术等；此外还有更宏大的中国古代历史层次，所涉论题包括气候、地理、人口与科学技术等各种层次的论题。它们也不是单纯政治思想史所能够囊括的，因而，不同层次的论述所聚焦的对象与论题边界是不同的。近来，赵汀阳提出“天下体系”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观，认为古代天下体系是在千年不遇的特殊历史状态中发生的政治创制，以“天道不需证明，因为其已经在所有事物的存在中充分显示出来”的自然主义与“生生与共在”的古代生存论为根据，并试图跨越时空重新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政治理性原则。[92]
对比西方思想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层次架构，一种直观的认识是：中国思想史有整体观与模糊的层次性，但还没有提升到层次观念的程度；而西方思想史有清晰的层次区别，但通常在层次性与整体观之间没有构成有机的结合，常常舍此取彼，反映出一定的层次聚焦倾向，但常常没有回复到整体观上进行弥补性论述。而且从思想史的观念变迁来看，从中国传统到现当代，整体观从强到次强，受西方影响而提升了科学性、层次分化的专门研究；西方则是整体观与层次专门研究的视角两者一直存在，甚至当下有悖于“二战”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更注重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与整体性取向，如全球视野，而且注意不同类型的诸层次跨维度的相互之间的立体关联。中国学者在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上还是相对偏狭和单薄一些。近几十年来，对于语言在理解现实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认可，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这种改变的一个主要表征就是“概念史”“政治语言史”和“政治话语史”的发展。然而，在这种变化的内部，各个国家在研究取向及方法论路径上却迥乎不同。[93]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基于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吸收先进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
当代以来，语言转向与语用转向、世界历史转向、全球转向、文化转向、国际转向、空间转向、日常的生活世界转向、消费社会转向，各种转向一方面是对原有潜在的层次的显现与独立层次化，另一方面是在层次性观念架构中焦点层次的变迁，从原来焦点层次转向新的焦点层次，这个新焦点层次通常是一个新的衍生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