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理性的层次分化
不同于动物那种非符号性、没有层次与结构、混沌一团的声音或形体表达，人类语言及其运用具有多层次性，超越了生物性的刺激局限，包括声音层与符号层，而符号层又有语法结构层次、语义、语用等不同的层次。乔姆斯基反对描述语言学，主张转换生成语法，创立了当代形式语言学派，转变了语言学研究的语法研究新层次，[37]虽然在当下人工智能有关自然语言的探索中被大语言模型所抛弃，但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认知科学的新方向，而且将来仍可能会对人工智能关于自然语言与理性重现之间的关系发挥重要作用。
语言本身既是人认识世界、描述事物的一种工具，也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表达情感的工具；它甚至不只是一种通常的工具，在人的思维与言行中不可缺失，起着极其重要的言语行动的作用，因而是人在世、人与人共同生存于同一物质兼精神的世界中的方式。然而，人们普遍使用的自然语言与人们所思所想之间似乎总是存在一种莫名其妙的间距，导致言不达意，既可以如诗歌般给人想象的空间，也有导致误会误解的可能，这是由于人类语言自身的开放性或符号任意性。[38]人类在数万年前就获得了语言能力，语言能力被当作一种“先天性”，但这种能力还需要幼儿期的学习与训练，掌握具体种类的语言则是后天习得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不同形式的语言滥用要么是缺乏层次性的真实表达，要么是故意操作语言进行错位表述，以产生幽默或异常效果的表现。从客观性的认知真理视角看来，它模糊了真理与谬误在不同层次上的本质差异，但在人的交往效果与现实生活的意义视角看来，却是人们对超越前者的更高价值追求。
语言文字具有相当独立的层次性。[39]语言文字是人类在历史中创造出来的，介于思想与外在行为和世界之间的一个核心中介或层次，尤其在人类走上基于语言文字的普遍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再也没有什么比语言文字更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文明媒介了，正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这句话似乎夸大了语言对于人和社会之存在的意义，但语言文字实实在在地承载着我们日常生活、思想与普遍交往的人类文明的基本内容，并把先于语言文字的自然历史要素重新纳入语言独特的结构之中，这些活动既支撑着语言的逻辑，同时也受限于语言的结构。
语言文字在历史中演化出自己的逻辑与层次的分化，历经多轮改进后，出现了当今表意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分野。但有趣的是，拥有当今世界最多使用者的汉语文字仍保持其原始象形的痕迹。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汉语文字在文化的基本单元——语言文字的层次上，更亲近地连接着我们的感觉与意识、思维与想象。语言学中存在广泛的层次性现象，例如，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性就是指文白异读，通过类似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方法，我们可以层次性地“揭示汉语方言里整体文白异读的不同现象，……两种白话音的混合引起的现象，其中也许还有更早期的底层。底层的语音或多或少”[40]。在字母文字改革之后，西方世界把语言文字与现实事实作为两个相互关联又独立的层次来看待，语言文字层次上自有其独立的概念逻辑，而事实与现实层次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层次性的分化产生层次衍生的张力，支持理性结构的展开。当然，这种理性分析的层次框架是认知性的而非审美的，因而不涉及语言美学的一些关键特征。中国诗词的审美正是奠基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内外层次之别，所谓“词之为学，意内言外”[41]。而且，在人际和不同时空语境下产生的相对变化能够调动受众的情绪与参与，从而展开了一个意义的生发空间，形成一个独立于单纯语言之外的新层次。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超出文学语言学的层次，来谈论人类普通语言的历时性与共时性问题，其中没有超越性的本体论层次，而只是语言本身内在的一个层次的逻辑阐释。因而，有时会把语言问题的规律研究分为三个层次而非三个并列且独立的领域：一是纯粹语言学的运用层次，即实用的层次；二是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学层次；三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学层次。三个层次虽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规定性与逻辑，但不是彼此孤立或分离的，而是重叠在一起的，重叠于语言现象与语言实践之中，层次之间相互关联而形成一个立体性的结构。换言之，一个词语、句子包含这三个层次的意义，会出现在这三个从上到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逻辑层次上，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含有三个基础层次内涵的统一整体，任何语言现象或语言实践都不只是单个层次的逻辑演绎，而是全部层次或重或轻、或隐或显的参与。我们的会话语境也是一个层次性的结构，因为所有的语境都是多重意涵的，而且常常相互关联、纠缠在一起，要分出明晰的层次并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因而，把不同层次的语言混在一起，是难以更改的现实，也是历史形成的人类习惯。习惯与语言的发展难以赶上生活经验的层次性衍生，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思想观念的层次性衍生的速度。人类在基本的行为习惯、语言结构等高度稳定的装置中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与传统性，没有人会在表述每一个细小的事情时加上一系列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前置状语。但这一点在哲学史上常常引起思维混乱或理解的困难，我们在面临质疑时不能反思性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为自己辩护。
以层次视角来看，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话语中，到处都有层次的穿越与混淆。一些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就拿它做“包袱”，有些看似是文字游戏，却又蕴含深层意义，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辩。如果相信进化论，那么若干万年前的过去某个时刻，有一只鸡从原始形态发生了突变变成现在我们看见的这种鸡，之后产出鸡蛋，开始鸡与蛋的循环；或者有一枚蛋（还不是鸡蛋）发生了突变孵化出第一只鸡，于是开始了鸡这个物种的延续；当然也不排除同时发生这样的突变。究竟首个基因突变的是某一只鸡还是某一枚蛋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也非原问题之所问，这样一来，原问题所问变得不恰当了。但是，原问题的提问者可能并不了解进化论或者不是在充分理解了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此问题的。这就显露出问题所问的层次性：相信或不相信进化论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层次，不可绕过，否则就会导致“鸡同鸭讲”的争论不休的局面。可见，对于所问问题，如给定一个恰当的层次就有一个恰当的回答，否则问题本身不会有恰当而明确的意义。由此，我们可知问题的层次性：如果能由某个层次上的确定规范理论（如进化论）所回答的，那么就在那个层次上依循其逻辑进行回答，而不要跳离那个层次，否则会由于层次错位而陷入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前科学的蒙昧状态。如果要质疑那个层次上的规范理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需要在更超越的层次上进行，例如在哲学的层次上进行探讨。
现代哲学有一股情感主义、意志主义的思潮，强调主体的情绪与自由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影响着对语言的意义分析，表现为对不可言说的莫名敬畏。说隐喻和象征不可分析、不可理性地被理解，这是站在非层次理性的视角而言的。相反，以层次理性可以对它们进行分析，进行层次上的界定，这样，它们就不再是与分析理性处于同一层次上的两个极端，而被细化分析为更细小的不同要素。拿隐喻与明喻进行对比，后者（例如，“博尔特跑得像闪电一样快”。）是直接采用一种形象化的修饰，修饰在这里变得直接明白；而前者（例如，“黑暗给了我黑色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就不是那么直接显现的。对此，需要借助一些不同的对应关系符号来理解，而且未必那么明确。由此可见，明晰与否才是隐喻与明喻之间的实质区别。所以，在超越性、包容性的层次整体上看会更为全面，也把原来层次上不可解的问题变得在一定限度内可解了。
语言的狡计，如上所述根据层次思维可归结为，在语言的运用与交流中存在层次的语言错位运用。换言之，命题在某个新的层次上展开，但逻辑仍然借用既定的其他层次思维或语言的范式，而本层次的独特性没有在既有语言的结构中得到体现。因而，只有重构一个面向本层次的特征性语言结构，才能避免语言的滥用与层次混淆可能引起的错误解释。在以概念内涵明确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在玻尔、海森堡等人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中，测量过程是用所谓的“波包坍缩”来解释的，即用所谓叠加态来描述、表达一种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究竟是什么，叠加、坍缩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都不过是运用我们日常话语情境中的词语或术语来描述量子微观世界物理学现象的层次性语言借用，一方面似乎有助于我们用日常直观的现象来类比地理解微观现象，使得理解更加通俗容易；另一方面也附带地产生语义的歧义后果，基于类比的语言借用并不能直指量子运动的本质。人文社会科学的语境就更复杂而微妙了，例如李约瑟难题、黄宗羲定律，问题简单明确，但所涉本体的要素却跨越不同的文明与历史的层次，因而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首先要明确这些基本的语境条件，具体分析字面之下隐藏的实质内涵的不一致性，即所问语言情境中的意义与其所问对象历史情境中的恰当性之间的差异。解开这些神秘的概念之谜，则需要进入封闭的语言之包，用内在的分析照亮从外而观的黑暗之箱。
语境是研究语言使用和功能的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文化不仅指与民族渊源有关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还是一种语境，一种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意义潜势系统，它通过不同的语言活动和教育、司法、政治、商业等制度表现出各种潜在的可能性。[42]语境也不只是语言使用环境，而是表达情境意义潜势与语言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简要而言，这种关系性的语境有三个层次：文化语境、情境语境与上下文语境。它们分别对应于语言系统中的语篇体裁、语域与语言表达形式。三层之间形成上下依赖关系：语篇体裁指交往过程中有目的、有步骤的结构，这一结构借由下一层语域中的语境配置体现；而语域又进一步由具体使用中的语言即语篇体现。[43]因而，自上而下看，是语境支配了语言的表达形式，自下而上看，则是具体语言形式构成了特定语境。
语言逻辑哲学或“分析哲学”由于受“拒绝形而上学”观念的影响，并不能恰当地处理一些本体论问题。例如“存在”问题中，存在不能作谓词，但我们也可以这么来理解：存在是一个层次转化，“X存在”不是一个通常的主谓形态的事实描述，不是一个认识论层次上的针对某个直观对象的论断，而是一个本体论、存在论层次上的命题，因而需要在这个层次上进行判别。一切“存在X”类型的判断都是本体论命题，而不是认识论的描述命题。同样，如果我们在存在论意义上探讨“真理”问题，那么，关于“真”的问题也同样从认识论层次的描述命题转化到存在论的层次上。
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经典哲学范畴如思维、存在、历史、过程、主体、客体等，都有值得历史性探究之处：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曾经取得什么成果，犯过哪些错误？对这样的研究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层次研究。语言、实践、经验的核心，或者生活世界的核心是意义，而不是某种外在的孤立客体。哲学的发展路线就是从客观-主观之对立[44]到建立一个超越“客观-主观”的融通层，既与客观层联系又与主观层相联系，这似乎是人类思维向更包容、更复杂结构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对此，借用自然科学与技术世界的现象来类比更直观，例如，互联网的基本网络协议TCP／IP有七层架构，就是为了让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应用，保持某种层次的开放性与灵活性。计算机的设计证明了这个趋向，客观的东西没有理解的意义，不可交流，主观的东西属于个人，也不可交流，唯有一种既客观又主观的东西——语言文字构造的世界——才可以“客观”地交流。
对于人类社会的言语实践而言，语言是最重要的交往媒介，是人类社会得以建构起如此复杂的超越自然界限的群体规模的伟大创举。就社会中的个人而言，语言对外，理性对内，理性既是个人将外在社会性要素转化为个体的客观条件的中介，也是个体行为支撑语言社会功能的内核。语言指向外在的事物与行动，通过所指事物与行动实现一个主体对于另外一个主体的理解与沟通；理性则把语言的内容转为内心的智慧、情绪等。语言似乎是一个开放的白箱，内心理性则是一只无法直观的黑箱。理性最清晰的语言表达是自然科学，其次是技术性的经验描述；而哲学与社会科学尚未建立起一种既清楚又规范的逻辑表达形式，文学艺术停留于外在性的叙述结构，对于内在的艺术经验的要素及其结构而言，只要作为其本质的内核的情感不能被我们的理性以逻辑结构的形式来把握，就不可能深入下去。对于综合性的哲学来说，其语言形式仍不足以支持建立起理想而科学的范式。
跳出语言层次之外，理性思维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张力显而易见，语言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理性的失真或误解。一方面，语言是我们思考、推理和交流的关键工具。我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概念、观点和逻辑关系，进行理性思考和辩论。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传达我们的想法、分享知识，并与他人进行合作和交流。然而，语言的表达有时受到限制，语言的含义因语境、文化差异、个人经验等因素而产生歧义或多样性，同样的词语或句子可能被不同的人理解为不同的意思。这种模糊性和歧义性可能导致理解的困难，甚至可能误导或误解他人的意图和观点。另一方面，理性追求逻辑、推理和客观性，它依赖于清晰的思维和准确的概念表达，然而语言的局限性和多义性可能使理性受到挑战。理性思维需要我们注意语言的精确性、逻辑一致性和概念的明确性，以避免混淆或错误的推断。这种张力要求我们在使用语言时保持警觉，努力精确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尊重他人的表达和理解。它也鼓励我们在交流和辩论中持开放和批判性的态度，以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并推动更有效的理性交流。理性与语言也是相互依存的，毕竟语言是我们思维的表达和交流媒介，而理性指导我们使用语言来思考和表达。正是这种张力使得我们通过不断反思和努力提高语言能力，从而增强理性思维，促进有效交流。
概言之，理性难以言表的狡计一直困扰着我们。理性依赖语言但又不同于语言，它们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许就是康德所说的“深藏的奥秘”，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驱动力，海德格尔最后放弃的“时间的存在解读”，抑或哥德尔用数学语言描述的根本的“不完备性”。最近，AI产品ChatGPT的火爆出场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语言的深度层次性认知。如果说以前的AI是从内到外地模拟人类的意识与言行，那么ChatGPT则不同，它不同于人类从婴儿期开始的生物性的语言学习，而是直接针对外在的语言层次上的逻辑结构，进行泛化与通用的LLM（大语言模型）处理，根据空间中语料词语之间的距离感来建立联结，生成句子，对话题给出“答案”，“涌现”出突破传统图灵测试的类人的言语效果，其存在就是语言本身，而非语言之外人类的生活世界与内在心理与思维过程。未来如果能够结合人类真正的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那么AI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语言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从而有助深入人的意识、思维等的本质之中，更深刻地揭示人内在的心理、精神活动。ChatGPT对我们内心活动与外在语言表达之间的必然性的生成关系形成了挑战，而且，也因为AI生成的“语言”看起来比人所能够表达出的语言文字更显得“完美”——甚至显现出超出人所能够表达的能力与水平，这也严重摧毁了人对于独占语言的“自信”权威性。
AI的进一步快速迭代，不仅以镜像方式告诉我们，语言的核心在于人与世界之间的“以言指事”“以言为用”，而且会在如下两个方面暴露出人类的有限性。其一，AI通过巨大参数与层次建立的LLM占据着类似人脑物质的地位，而LLM参数与层次都具有技术的扩展性，现在已经达到T级，不久就可能在这个指数上突破人脑的瓶颈。这样，人所具有的掌握词语、句子等的语言能力，就可能被AI的巨大向量空间超过，人的语言表达的总量在LLM的海量面前几乎是稀疏的，而LLM能够很容易发现人的语言空间中显现出的统计性规律与逻辑性。其二，人内在的意识如情感、思维、理性推理等，与其外在表现如语言之间的联结关系，在人看来是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已被打破，因为AI能够产生后者，却没有前者或不经过前者，就好像把原因的因果关系转化为两个有独立性的层次。而后者是否可以继续向前者延伸，由统计逻辑向内在逻辑反推呢？这是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方面是对我们人的意识、大脑思维的真正解构的开始，也就是AI能否理解世界的问题。人能理解世界是通过内在的意识、理性思维，通过外在的语言与身体感受性窗口；另一方面也是对“因果”的最底层逻辑的解析。这是对“理解”、世界如何形成、存在等最深刻哲学问题的分析——基于AI的分析方法，而非传统哲学的“思”“诗”的方法。如果说后者是模糊方法，那么现在的科学路径选择的是精确的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