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价值的层次性
关于历史价值，通常的理解就是某事物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价值。《价值学大词典》上写道：“历史价值是人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衡度的事物、现象和行为的价值。凡是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影响的事物、现象和行为，无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具有历史价值。”[16]当然，历史的参考价值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基本的社会状况与日常生活世界在时间尺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大则直接参考价值小，不大则参考价值大：此时不是因为历史观念，而是类比推理与直觉类比，前者类比推理是基于后者，后者是人类乃至任何有思维能力的动物的最基本“能力”。这当然也与人们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密切相关。对一般规律尝试性的表述：人类社会总是由少数人统治，阶级之间的迅速流动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文明进步的程度与司法防护的程度是一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总是从低级向高级文明演化，过度官僚化是革命爆发的温床。在经济衰退的时期，人们的兴趣常常倾向于经济贫困的社会阶层的生活和体验，显然，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社会现实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历史的价值评价标准。根据历史性的尺度，我们可以把价值划分为持久性的和当下的；价值判断要观照特定时代受众的反应。
对哲学、哲学家进行评价的历史价值立足点有两个：其一，站在同一层面上进行评价，这时就只能受制于自身的兴趣、公众的兴趣和当时代的思潮了，并不能超越这个周期和圈子之外。其二，站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进行评价。但这是很难的，困难在于要么难以达到这个更高的层面，要么把握的分寸不恰当、脱离实际。不仅对于哲学与哲学家，而且对于所有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标准的建立，都是为我们的真正能动性开辟合理的道路所必需的。在层次观念、历史层次理性的视野下，进行历史的层次评价可以把不同层次、尺度、时段逻辑的力量与要素按照既具有历史整体观，又有历史分层次的模式进行合理的评价。这才是历史评价的价值所在。一个哲学家的言论也许不能在一个短尺度上得到宣扬，也就是说，一个哲学家可能在其有生之年会有成功与失败之别，但是，在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尺度上却有差别。大尺度是与人的根本属性、更本质的东西相关的层次，小尺度则是小时代的，而历史评价则是哲学家能够超越有限生命的人类文明对自身的理性反思。
按照康德，以哲学史的逻辑来进行评价，为什么我们必须拥有一种只是建立在纯粹理性原则之上的灵魂学说？这无疑首先是为了使我们思维着的自己免除唯物论的危险。但我们已提供的那个有关我们思维着的自己的理性概念就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按照这个概念仍然会留下某种担忧，即如果我们去掉了物质，一切思维甚至思维着的存在者的实存都会因而被取消掉，这是大错特错的。所以，有一点其实表明得很清楚：当这个世界无非是在我们主体的感性中的现象及这主体的表象之一时，假如我去掉了思维着的自己，整个物体世界就必然会消除。当然，康德为先验灵魂（其实就是人格）进行辩护是基于道德考虑，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建立一个人格，是因为在中观层次的社会交往之中，我们每个人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单元参与其中的，这不可还原到其下一个层面（即心灵-物理层面），固然在那里还可以分析，甚至还可以还原到分子生物学、神经理论等层次，但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主体领域了，两者不可混淆。康德的辩护完全可以这样简单化，进而可对事实-价值进行思考：为什么要揭示一些所谓事实的真理，进而触及我们的目的和“远期实用价值”。许多人贬低实用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实用主义所倡导的实用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属于当下的个人或者小集团的；二是属于整个人类全体的，并限定在可以考虑到的时间跨度内。
黑格尔明显夸大了各种哲学学说之间的同一性，而低估了其历史差异性。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家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为把每种哲学体系都会向世界宣示的普遍真理（绝对知识）绝对化。由于那个时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之后的普遍观念，康德对“先验”“实体”概念的处理显得无可奈何，既需要它们，又要限制。在超越了认识论转向的阶段之后的当下，这些别扭的、啰唆的说辞就变得简单多了，我们完全不必担心这担心那。这就是历史性——时代性啊！那个时代还可能提出更有效的理论吗？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康德是不可替代的，在那时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水平中，康德处于什么地位？他建立的平台的效果和对哲学的推动如何？这都是评价康德哲学的标准依据，而不仅仅是理论本身，或者理论本身对哲学的推动力。就像在历史学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不只是看他的行动后果，而且还要看他的不可替代性、周围情况。例如打桥牌，抓到一手好牌固然是好的、幸运的，从而可以赢得胜利，但是，最后计算成绩时还要减去这个依赖偶然性的成分，因为偶然性的运气并不属于人作为一个主体的真正能动性。我们评价人物既要看其效果，更要看他真正的能动性，否则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偶然性的自然产品而已。我们需要改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建立起科学的评价体系，这才能真正地鼓励每个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对人类事务的积极参与。
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人生价值是不同的，与市场价值更有本质的、层次性的差别。当下市场经济中，互联网公司风生水起，市场对互联网是如何进行估值的？主要参考两个指标：用户量、用户留存在平台上的使用时间。这个商业价值评估的经济模式启发我们，对历史实体的历史价值进行量化的评价根据：历史实体所影响的人群（社会空间）、其持续价值所涵盖的时间（社会时间）、影响的人的物质与精神的生活深度（社会深度）。例如，明星演员虽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名，尽人皆知，有很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也常如白驹过隙般很快被人遗忘，社会时间太过短暂，而且他们在对人的影响深度也是停留于表面，而且是比较低级的娱乐性层次。[17]一些深刻改变了人类思想历史版图的思想家，却未必能够有多少人知道其名，但其影响持久地流淌在人类思想的长河里，间或掀起一朵浪花，会比那一瞬间要长久得多，这种影响的时间长度与其思想影响的深度常常成正比。在物质性方面，科学家与科技发明家也有相似的表现。站在历史评价的层次，如黑格尔所说，历史反思总是在终结处才开始，因此，让子弹飞一会儿，对于任何光芒，尤其是来自权力的威望，不可盲目下结论更不可盲目崇拜，因为在文明历史的长河里，没有一道光芒是一直持续闪亮的。
历史评价最终落实到对人或者由人组成的群体与社会的评价。一个人可以在当下过着贫困而孤独的生活，现世给予他的荣耀远远不够，可是他却不会被历史所遗忘。马克思被BBC评选为人类历史千年伟大思想家，这绝不是任何一个当下叱咤风云的人能够比拟的。梯利在其著名的《西方哲学史》里高度评价康德，称之为“伟大的哲学改革家”、哲学的新教开创者、哲学中的马丁·路德，只有康德单独成为一篇，黑格尔作为流派名称出现在一篇中。[18]用层次方法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每一句谚语，孔子、老子的著述，四书五经等会发现，每个人的价值体系可能都有历史性，对其进行解释就需要对接一个立体的价值体系，但会对接到不同的位置、层次和方面。每个人的价值体系构成及其产生根源，在于其短短一生中的唯物主义的实质内容，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和要素。
对人的存在价值、生存价值的区别，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人生价值体系，即科学的价值评价的哲学根据在于，生存价值无所谓差异，所有人的生存价值平等，没有专业、贫富、内向外向、表现形式的不同。但“此在”的存在价值则是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定义而来的，是在人类历史整体的文明价值体系中的评价，在此显示出价值的不同，政治价值、专业价值等皆有不同。许多评价的结果似是而非、矛盾皆是因为混淆了这最大结构中的两个元素之差异，没有划分出这两个不同的价值所导致的结果。这如同康德对现象与本体的划分。当然，这种划分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不具有存在论意义，也就是说，它是认识形式中的一种把握方法，而不是指存在本身。它们两者在存在论上来说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对价值评价进行类似于康德的现象-本体划分的同时，需要指明这一点。可是，如果只是坚持这一点不放而在一种朦胧的整体观中不进行划分，那要么是回到原始状态，要么是持自然主义的态度，随着这种自然主义的不断退缩就回到了神秘主义的神学阶段。黑格尔、海德格尔皆是例子。
要实现人彻底的自由价值还相当遥远。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不仅要克服物资匮乏的束缚，还要克服社会关系的束缚，才能实现自由，并开启全面的发展。而克服“唯物主义要素”的路径，才是进入“自由世界”的基本途径。当然，人的寿命是个很重要的基本要素，因为，短短的生命周期将许多还无法展开的可能性空间给消除掉了。这大概是一些宗教与神话的历史价值了。它本来是一种主宰性的意识形态，但是，随着科学时代的诞生与发展，神话的功能逐渐从全方位的角色退化，现在只是人们缅怀人类曾经可能具有的一种丰富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世俗化生活的当下来说，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补充，可以说，表现为层次的一种转移。
如何对动荡时代进行解读？和平时代与动荡时代的区别和相同之处又是什么？用什么模式可以简单地囊括之。这需要用超出和平时代的评价标准才行，因为按照和平时代的价值标准，譬如货币、财富，可能仅适用于同一和平时代；同样价值的物质财富在动荡时代可以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此，许多人会说动荡时代要么一无是处，要么是要尽量避免的。假如我们永远活在和平的社会中而没有动荡不安，对于身处动荡周期内的我们来说，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从历史中我们清楚明白地知道，并非所有的人能够如此“幸运”，因为和平与动乱是历史表现出来的一体两面。我们似乎一方面会为自己可能的“幸运”而自我陶醉，另一方面为动荡中的人们的“不幸”惋惜、悲叹、伤感。然而，假如我们能够与历史上的他们交谈，跟佛陀、苏格拉底、孔子、老子、庄子交谈，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他们说的可能会让我们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今天躺在价值百万的床上享受的幸福可能一点也吸引不了他们，反倒会让他们感到我们和平时代的另类悲哀。
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跨越历史时空的价值标准？是否能够真正理解在动态的社会变化中社会内部发生的真实运动？是否理解在和平的年代我们在尽享幸福之时对“生存”和人生意义的遗忘？毕竟那些在和平年代里与我们日夜相伴的物件器具都不过是工具而已，它们并不能够直接赋予我们人的快乐与价值，更没有精神，而没有精神的人生就是没有灵魂的动物。我们需要自己来塑造精神，无论身处和平还是乱世。人类文明的历史已经翻过了两个篇章，一个是古老文明（轴心时代之前的文明），一个是古典文明（古典理性的物质性文明）。接下来是基于理性的超物质性文明（当然这个文明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对已经基本“翻过”的文明进行历史评价，而对正在进展的最后那个文明是很难甚至无法进行评价的。
假如我们以超时代的标准来审视乱世，可能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类历史上的动乱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可能是内部的社会机制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譬如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人口压力太大而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譬如西汉末年的状况。其二，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冲突，譬如蒙古人、满族人的进入，鸦片战争等。后者的尺度当然更大一些。在动态的历史中，有许多社会内外的问题都可能发生激烈的交互作用和调整，从而达到大尺度上的平衡。和平的历史是在大尺度上的不平衡之中，小尺度上的一种暂时的平衡，其实，都是对平衡的某种反映形式。大尺度（包含地理范围上的国家之间，时间上的政治实体内部的制度与社会状况之间的适应关系之间）的平衡之下，必然是和平的年代，那么小尺度上的不平衡凸显，例如人的生活中会将某些时代性的要素放大，比如金钱。相反，大尺度上的不平衡时期，首要的当然是大尺度的适应调整了，我们在面对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任务时，优先考虑的是救亡而不是启蒙，这是一种历史上的群体选择，是启蒙与传统文明较量过程中传统力量强大的胜出结果。法国大革命时期，也面临着启蒙与救亡，然而它的救亡落差不如中国的那么大，它的救亡仅仅是国家层次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而且其救亡的实现结果总体上说是有效的，所以能做到两者的兼顾。而中国在其一个世纪之后面临双重任务时，没能处理好两重任务，让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政治层次的强势逻辑占了上风，现代理念的思想启蒙逐渐烟消云散。简言之，和平年代有和平年代的原因和规则，乱世有乱世的规律性支持，没有无缘无故的和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