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历史理性：历史层次的观念
历史理性还不是一个像理论理性、实践理性那样被广泛接受的哲学概念，但其意义是一种把握历史的理性，而非历史中的理性。[85]因为复杂的历史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现象或样态，而非我们现有的理性所能理解与把握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广义地理解为对历史的认知、看法或观念，就如康德有时也把感性、知性解释为理性一样。历史理性在古代表现为一种朴素的品质，或说低度理性的社会历史观，但近代以来随着哲学与科学理性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提升，拥有了更多层次的社会历史观念，而且拥有自我反思与批判的能力。当然，如果我们把理性的这种说法反过来参照着古希腊的logos与nous进行理解，也可得到类似黑格尔整体逻辑的历史理性：历史的运动与理性的运动通过辩证法作为方法论范畴的一种中介，结合起来而实现了整个世界的圆满，通达“绝对精神”。
这实则是把历史理性本体论化，然而，历史理性本属于思维。分层次的模式能否兼容这种多元意涵呢？何兆武把历史理性分出三个层次，分别是历史发展并非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历史知识的建构往往受到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与精神世界的影响，以及历史研究不存在某些既定的结论与规律。建立对历史理性的多层理解也是重新认识历史思维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过程。按学科建制而言，历史理性是历史哲学的核心，而历史哲学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理性精神，其核心无可辩驳是理性精神。这也是泰勒斯提出“万物源于水”而非神，从而把哲学从神话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根源。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更是把理性精神推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在康德、黑格尔代表的德国古典时期形成了宏大的理性哲学体系，并深远地影响了理性精神的走向。但同时，这也产生远离现实的后果，因而随后不久就遭遇到主要来自非理性哲学与语言分析的挑战，毕竟现实生活总是在超越所谓理性与非理性，甚至淹没这种简单划分。然而，非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不能取代理性精神的权威性，主导哲学的发展。
（一）从哲学史中把握历史理性的精神
重建理性主义，回复到传统的哲学争论，捡起被批评的一端进行反驳，这显然只是增加一些被批评的反驳素材，而不是对哲学的整体性困境进行考察，不是在包容性的模式中反思自己与批评意见。这样的反驳或许不无价值，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争端，反而可能引起进一步的批评，因为如此的素材与反素材总是举之不尽的。那么，问题与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要对哲学当前的形式进行一个根本性的全盘考察，就像中国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就不再是简单的表层经济改革一样，简单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任何单一层次（如经济）的改革必定触动政治、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等其他层次的固有利益，或者说，现实需要与传统力量之间的张力关系走向失衡。
对哲学史、哲学核心问题的理解与把握需要层次理性的精神。我们曾经喜欢把许多哲学家进行类别划分和葫芦串式的关联，如尼采-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如果不是进行层次理性分析，很容易把这种关联变成纯粹外在的、现象的关联。外在分析如果没有内在分析的配合，就可能只是一种猜测，或者干脆就是一种空洞而肤浅的哲学史，就如没有整体观的细节梳理会变成孔乙己式的纯粹学究一样。整体观是一种原则，分层次的逻辑与结构考察才是实际的操作方法。
17世纪至18世纪是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相比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说，那是一个小科学黄金时代。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解读理性，通过纯粹理论分析对这个小科学时代的理性进行了有效辩护。“康德的同代人及其直接后继者的兴趣，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如何使知识的体系有统一性，或者为自然科学、道德学、美学和目的论原则找出一共同的基础；同自在之物有什么关系；如何为上帝、自由和不死的观念作辩解在统一的体系中兼容并包当代的各种倾向：批判的唯心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唯理主义等。哲学以及在法国思想和赫德尔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概念，这在当时似乎是符合需要的。”[86]康德是在同一个层次上为它划清了界限并加以约束，从而为信仰、实践理性留下了空间，两个空间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是个“大全”的互补关系。如果将康德的两个空间进行分层处理，那么它们就不是处于同一个层次上的互补空间，而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覆盖大全的整体，两者之间形成的是立体关系而非平面关系。下层是事实层，上面是信仰-价值-意义层，因为所有的价值都奠基于事实之上。当然，所有的事实又受到价值层的影响和支配。这个空间针对人的空间，其全体是人的“经验场”或者“存在”。
康德的理性逻辑是，认知理性是联结意识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桥梁；实践理性是纯粹内心的精神世界主宰者，是真正的“上帝”；审美理性是两者之间的“调节”性力量，因为伦理理性完全脱离了外在世界，最终指向的是信仰。审美理性是神秘性的，是半懂不懂的，一半懂是因为连接着认知理性（感性直观）；一半不懂是因为连接着信仰理性（完全的非直观性）。康德曾告诫我们，“自己远不如寻常劳动者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87]。
如果说康德对认识的前提进行考察从而得到纯粹的理性，那么，狄尔泰则对历史认识活动的前提进行考察，考察人们的历史认识何以可能，从而建立了批判的历史哲学。他的思考既纳入了蓬勃发展的社会学等实证科学的直观成果，以弥补思辨理性的观念性，同时运用生命结构的复杂性，以生命意义为参照，用康德的认识批判精神，对实证科学不加考察的精神活动进行深层次的根源批判。狄尔泰提出只有那些关于人的内在体验或理解的事件才是“历史事件”[88]，这显然是对历史解释的一个新层次的开创，虽然他不能完满解释其中的主体性与历史整体之间的“循环关系”，但为历史诠释学奠定了基础。而康德的问题也被黑格尔所克服，黑格尔辩证分析中的问题需基于康德的认识分析进行补充，要用动态的、“经验验证”（个体经验、群体经验、历史经验等三个层次）来辩析：这究竟是否为根据与源头？其实，黑格尔的辩证法已经预示了这些结论，马克思再次指出了这一点，虽没有给出详细的分析。胡塞尔更深入地分析得出，部分是有意义的，部分特别是后来的先验深入是过度分析，无论对于一个固定的人或者一个时代的人群，或者整个人类历史全体，都不存在完全的静态认识，因为人的认识会随着自己的成长而变化。
按照理性精神，从线性关系到层次性关系的转变，从观念上来说是一个复杂的、质变的过程。常识中感受到的前后不同的事物或者要素的否定关系会反复出现，因而对其和解与融合需要一种新的观念。层次观念在一个简单的事情上容易建立，但是要把这种观念建立得足够牢靠，并且通过尝试性试用，形成一种包容否定性在内的复合关系，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而且，它可能会在某个时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因此在思维中建构一种稳定的复杂观念需要一个反复而漫长的磨合过程。
例如，用文学化的隐喻表达出来的尼采思想深奥难懂。但要领会其哲学内涵，还需层次理性，因为所谓深邃只有在明确地给出新的思想结构时才能说有效，而不只是给出一个颠覆传统思想的新观点。以各种比喻的说法描述这个新观点或者对世界和理性的看法，只是道出了对既有观点的反对，却没有对新思想进行层次明晰的表达。真正深刻的在于后者，即对“比喻体”进行深度的理性描述，而不是诗人般的、感性的、隐喻的文学表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思想被人分为I与II：I是试图用认知理性来揭示存在与世界；而II则走向诗性的神秘主义，即试图抛弃认知理性的工具，用纯粹的体验来“揭示”存在本身，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意识到认知理性与存在之间的差异与异质性，但不理解这样的事情：唯有认知理性才能表达出这种存在以及对存在的理解，才能形成交流性的东西，否则不可能超出个体性。对于个体来说，除了认知理性，还有非理性的体验也可以“直观地意识”并揭示存在本身，但这是难以通过语言表达与交流的。因而，在不同的层次上，维特根斯坦的变化是从单一层次走向更丰富的层次，特别是走向存在论层次，而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层次走向了隐晦的层次否定，甚至连层次也不要了，退回到层次前的混沌状态。这是不值得提倡的，无论如何它不能为我们揭示出更多的哲学可能性，也不能为我们寻找到更光明的哲学道路。
虽然海德格尔生动而充满忧虑地叙述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与情绪，但就是不愿接受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基座”。然而，他的反对并不能阻拦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他的生存论式的“存在”分析仍然是传统文化类型的结构性叙述，没有一点现代数理逻辑与科学分析的成分，与现代科学技术大异其趣，在方法论上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是否真切而完整地把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脉搏存疑。我们知道，在现实经验中，人的思维与外在世界之间隔着一个现象层；而在历史经验中，人与历史之间隔着的要素与层次就更多了，就像科学试验要排除的非相关要素那样复杂而多样。隐藏在各种探测器具背后的方法既与认知对象相连，又与我们的观察与探测行为直接融合在一起，它们不是能够剥离开而作为多余、无用的障碍加以摒弃的东西。今天，对深邃宇宙的探测不借助于望远镜如何可能呢？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借助于精细的显微镜如何可能呢？今天的认识活动远非古人那样直觉占据主导成分，而是充满了现代科学理论的技术触角。总之，人与世界的直面其实深深地隔着一道科学理论的色镜、现代技术之墙。海德格尔认识到这一点并不表明他的反对有效，他对科技遮蔽了人类自然本性的警示完全正当，但崇尚古人的直面自然则有个人偏好的渗透，并不代表人类未来真实或正确的方向。
（二）历史理性的重塑
层次理性就是用正确的层次概念恰如其分地把握层次性的现象。这样的结果一定是清楚的而不是模糊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种加属差”的定义来说，就是准确界定了的。不能清楚表达的意念，是永远不可能被清楚地证明是错误的。其糟糕的结果如果只是出现在学术领域倒也罢了，贻害无穷的是它常常出现在政治生活中，用意义不明确的语言比用清晰的更容易达到“洗脑”的目的，越是无知的民众越容易接受模糊的概念而受到蛊惑。
黑格尔把力的内在本质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本体的；一个是物理学的。这种层次划分是一种恶的层次划分，对自然科学的僭越会导致恶的层次设置——认识论、本体论上的空的层次设置。他还说，比重力更高的层次是电力，这更是滥用层次的结果。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相对于康德，黑格尔的许多有“创见”的原创思想其实是多余的，由于缺乏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与验证而是“空虚”的。空是他常常批判他人如康德不够深入的方面，但他自己的深入“填充”恰恰成为空的、虚无的理论说辞。
如果通过现象意识对于事物内在核心和与它内在联系着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它就只好停止在现象前面，这就是说，把现象当作某种真的东西，而对于这东西我们又知道它不是真的；换句话说——由于这样意识仍然陷于空虚之中，当然这空虚首先是被看成空无客观事物的空虚性，但是由于它是自在的空虚性，所以它就被认作空无一切精神的关系的意识本身的种种差别的空虚性，然而在这种完全空虚并被称为圣洁的世界里，却又不能不有某种东西——于是意识就用它自身所制造出来的种种梦想、幻象去充满它；这个超现象的空虚世界不得不满意于它所受到的这样恶劣的待遇，既然梦幻都比它这个空虚世界要更好一些，那么它还配享什么更好的待遇呢！[89]
只有通过它们（范畴）在经验性直观上的可能的运用，才能做到这点，即范畴只用在经验性知识的可能性上，而这种知识就叫经验。康德是这样取消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对诸如“上帝存在不存在”之类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这样问本身就错了，因为本体论不是现象界，在理性认识的范围之外。康德指出了传统形而上学根本问题的错误，进而建立了他自己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如果从经验跨界到本体，就会陷入先验幻相，因为人有一种冲动，一种总是试图超出经验的界限，希望从整体上来把握世界的理性内在的倾向，这样必然会导致“先验幻相”。此外，把知识与道德实践并列，从而要把知识悬置起来，为道德挪出地盘，也是康德的层次错位。
理性的分层是理性思维进化性增强的表现。知识呈现出指数性增长趋势，而人的脑容量却没有多大变化，智力也不会有相应的显著提升，剩下的就只能是改变思维方法与思想本身的结构。对于简单的社会与世界，也许单纯的理性就足够了，但对于现代世界，各种因素变得越来越复杂，单凭思维而没有符号推理，不能达到写作或阅读时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写作是一种比单纯思考走得更远、更深的研究方式，而不是纯粹的记录，这似乎与笔算比之于心算的差别类似。只有借助于理性之外的东西，对于某些问题的思考才能走得更远、更深。也许人类未来有办法让每个人的理性都达到完善的程度，以至于能够理解所有的他者理性，从而消除所谓理性的专业分工。
动态的层次关联不只发生在一个小的范围或者层次内部，如纯粹认识先验直观、先验范畴、先验现象等内部构成的环节或者“实事”，而且发生在外部更大、更宽广的尺度。康德的先验认识批判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到动态性，因为一个瞬间发生的认识并不是单独成立的，它一定要与人的经验形成前前后后、连续与反复的“糅合”过程，片段认识要在经验整体中得到验证，甚至其启动、合法性根据都来源于这个经验整体，而不是片段经验本身。当然也有片段经验本身的一些因素存在，可是这些因素无论多有说服力和所谓“独立性”的根据，也还是在更大的经验片段或者人的经验整体中获得根据的。那么，我们对片段认识的静态精细分析就时刻要联想到这个更大的背景，这对于我们把握康德基于静态的认识分析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与困惑反倒有一种积极效用，不必在康德谈论的语境中冥思苦想其疑难。例如，认知图式来源、范畴表的根据可能需要在更大的层次上，用宏大的、历史性的、尝试性的、积极尝试性的实践来解释。
黑格尔把历史进程的动态性归于绝对精神的辩证法，虽然并不局限于某个狭小的层次或范围，但最终根据归于绝对精神这个设想的、宗教性的本体。然而，它与其身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现实越来越不符合。运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头脚倒置办法，我们也可以取黑格尔校正康德的动态性、辩证法之精华，把小环节再归属到其外的社会与历史实践，形成整体性的逻辑，就像自行车走弯曲的轨迹不是绝对精神的内在规定，而是外在的规定性的现实表现。比较而言，黑格尔囿于主体内在与外化世界之别，冥思苦想在主体内寻求统一性，即便用十分精致的辩证法最终形成一个很大的圆圈（圆圈又由许许多多的内部小环节圆圈构成），但终归还是“承认”主客分离的存在现实。黑格尔归于绝对精神或绝对知识的不过是主体的一个实体性的构想，这是画蛇添足的宗教之举。敞开的进程就是开放的历史、开放的实践，一种超越性的实践就是历史性的、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这看似不是结论的结论并不肤浅，而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剧变所蕴含的未来无限可能的真实反映。
历史哲学、历史理性的困境还在于缺乏有效的方法论，以把它与其他层次的历史研究（史学史、历史学）联系起来。亨普尔试图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覆盖律模型”最后导致了历史学观点的分裂——叙事性与科学性解释，这也许是黑格尔所说的外化的必经之路。因此，只有各自充分的发展，才有最终完满的结合。日常解释的确给不出足够的、精确的解释，但在根本上排斥它，因为它不符合先验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概念。认为事情受制于一个先验的精确的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
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视角主义的根本问题就是模糊了不同的层次。任何相对主义的观点都是把几种不同的观点置放在同一个层次，但其实它们是属于不同层次上的属性或逻辑。尽管我们最终不可能穿透所有层次得到确定的结论，但我们知道，这些观念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如果给予层次性的限定或者次序，我们可以给出有限条件的结论。当然，有人试图用耗散结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之类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显然是一种层次错位的解法，因为两者相处的层次离开得实在太远，中间需要许多环节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用辩证法来连接太过简单，反而容易被人嘲讽为变戏法。这是哲学的一种滥用，既不能解决客观问题，也不能增加辩证法的说服力与威力。真正有效且需要做的是在中间建立起有效的连接层次，并在这些层次上建立起层次之间的实质关联。
当下现实中的许多问题，靠传统、直观或简单层次性的思维已经难以解决，除了经济层次上的国内、国际等区域性问题，还有意识形态与不同区域的政治的交融演绎出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不同层次、场域，文化与古老的宗教传统穿越时空渗透各个社会生活层次。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各种悲剧，在某种意义上看都是由于缺乏层次观念所致；如果没有层次思维，很难设想这样的悲剧不会重演，难怪佛说人生本质即苦。作为一种思想的学问，哲学需要理性，因为它是运用概念把握一切的思维方式。借助于技术工具，人类对于自己周围世界，对于人类自身构成的社会具有越来越丰富的知识，这些分布在各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虽然从历史源泉上来说源于哲学，但反过来却给哲学提出更多的要求，就像一棵树繁茂的枝叶要求拥有一根粗壮的树干。也许我们可以用一棵树的树根、树干、树枝与树叶这样四个部分来分别比喻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哲学与宗教、各种学科理论与技术。[90]
（三）面向历史问题的层次理性
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变化缓慢，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分离不大容易被觉察到。因为相对处于稳定的状态，人们认为意识就是反映实在的现实世界，也不大谈论现实世界的变动性，几乎以一种静态的视角观看意识与现实之间的认识论关系，自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动性冲突。这种变动性倒是更明显地表现在古希腊海洋文明与东方大陆文明的地理环境区隔之间。但18世纪之后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变化）时代，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向运动与变化，一切都向变化、变化的后果看齐，而不是停留于既有的固定之物。在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下，人们只能进行自我意识主动的选择或者听任自然主义的被动安排。在哲学看来，那就是世界的层次转向：从纯粹的理论世界、无反思的行动世界到有理论、反思的实践世界（即经验）的转向，即实践转向。这种转向体现在哲学作为知识之母，在当前受到的来自各种知识的挑战之中。纯粹的理论世界与纯粹的行动是离实践最遥远的世界。拿杜威的参与式民主观、进步教育实践来说，它们都是从遥远的地方逐渐回归、逼近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性的世界。人类历史中的政治经验表明，建构一个切近现实的实践性世界一直是人类历史的基本走向。
历史的曲折、人生的复杂、社会的多层次性已经远远超出人能直观的思维空间。对于个人来说，在大脑直观的思维层次上，有些神经元的联结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而被遗忘，即便这些联结曾经是所熟悉的“常识”，也会变得陌生起来。对于社会来说，一些集体性的知识与智慧又何尝不是如此？因而，有人担心一些美妙得让人类深有感触的经典创作，例如古典音乐、绘画、诗歌与小说，都可能在未来再次“陌生”起来，变成难以跨越的艺术高峰。对此，我们是否有过认真的思考？理性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对思维方式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是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方式的剧变在思想上的反映，及其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挑战。由于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这种挑战得到加强，而且变得更为复杂。
既然现代的科学技术及其产品改变了人类社会、人的基本生存生活状况，那么我们就不能像传统社会里那样过“优雅”的古典生活。古典时代的生活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即使有多维度，维度数量也远不能跟今天的相比。作为人来说，基本的生物学属性、外在的物理世界特别是时间都没有改变，就不得不改革思维，改变单向度的、少维度的思维形式。如果不想过单向度的生活，不想让古典生活中的一些经典成分消失，就要在商业和新技术产品构筑起来的世界里留出一些空间，给古典生活形式留下一定的空间地盘、时间容量。如果不理会这种改变对思维方式、价值体系与评价体系提出的挑战，放任商业主义、技术主义的占领、充斥和统治，最终必将导向一种放弃主体性的或者有意无意地采纳“自然主义”的心态。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未来世界的深度文明对未来哲学提出了高要求。一方面，世界的剧变需要重新定义世界概念，现实世界的直观性、物质性将让位于虚构性，精神世界的空间占比越来越大。因为世界越来越平，这要求思维越来越结构化、层次化，才能把握平的世界，才能理解这平的世界更丰富的内容。尽管基于物质性利益冲突的社会组织将因为这根纽带的消失而变得扁平和单一，但是看似简单的物质性社会将在虚拟空间、精神空间里获得重构，面对更复杂、更危险的任务。另一方面，哲学将回归社会大众，成为每个人的基本活动，人类的物质性生活将让位于主要由哲学支撑起来的知识性、精神性的社会生活。
【注释】
[1]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99页。
[2]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第46页。
[3]Eelco Runia，“Presence”，History and Theory，Jan（2006），pp.1-29.
[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页。柯林武德的另一部遗著《自然的观念》，有助我们对比理解。
[5]〔印度〕高善必：《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王树英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页。
[6]〔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6页。
[7]〔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译序第18页。
[8]Polybius，The Histories 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3.
[9]易宁：《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念》，《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0]〔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9页。
[11]〔美〕威廉·弗莱明：《艺术与观念》，宋协立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12]〔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4～165页。
[13]Otto Brunner，New Wege der Verfassungs-undSozial-geschichte（Gottingen：Vandenhoeck＆Reprecht，1968），p.345.
[14]吊诡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是正统的天主教徒，而且在形式上保持对教会的忠诚，默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其批判的旧势力有着更多的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系。例如，彼特拉克深受阿维农教皇的宠信并享受教会产业的收入，瓦拉也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宫廷供职，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直接为教廷进行艺术创造，伊拉斯谟更是与封建统治阶级英王亨利八世、德皇查理五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以及一些红衣主教往来友善；罗马教廷也对他们尽力庇护。当他们看到路德反叛罗马教廷的后果时，开始从其早期支持宗教改革的立场后撤而走向反面。这其中的原因复杂，简化地理解就是人文主义者的改革停留于某个有限度的层面，而不触及宗教与教廷权力的深度理论层次。然而其引发的后续历史效果却不由其初衷所控，其中的历史深层逻辑超越了他们狭义的认知自觉的层次。类似地，路德与加尔文最终也走向狂热的“排巫运动”，也显现出任何历史事件都具有的层次性限度——在历史整全的意义尺度上显露出其局限性，这样的局限性尚需后续的启蒙运动等不断完善的理性精神来纠偏，而理性精神也就在这一浪又一浪的历史运动的过程中辩证地衍生出更丰富的层次性，变得更加包容与完善。历史中的这种看似种瓜得豆的事情普遍存在，实际是因人们缺乏层次观念而不能充分解释历史事件。
[15]〔意〕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5页。
[16]聂敏里：《维柯〈新科学〉对近代启蒙历史视野的引入》，《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7]卡西尔：《康德历史哲学的基础》，吴国源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
[18]何兆武：《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读书》2005年第3期。
[19]李泽厚：《论康德的宗教、政治、历史观点》，《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20]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上册，第341～342页。转引自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2～143页。
[21]Robert Burns，Hugh Rayment-Pickard，eds.，Philosophies of History 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72.
[2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0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本书所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各卷，未标注的均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本。）
[2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25]〔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653页。
[26]〔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27]〔美〕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28]〔德〕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29]〔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1页。
[30]〔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3页。
[31]〔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32]〔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第88页。
[3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45页。
[34]鲁西奇：《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核心问题与基本路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3期。
[35]周建漳：《语言转向的历史哲学表现和价值》，《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36]〔英〕柯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陈华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8页。（柯林伍德即柯林武德。编者注。）
[37]参见〔美〕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陈满华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
[38]参见〔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39]这里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哲学的视角进行的分析，而非语言学的历史层次方面。当然，作为实证性的语言层次分析，包括各种方言的历史层次性的研究，揭示了民族历史阶段性的社会活动与语言变迁之间的分层的历程，对历史研究形成一个侧面的支持。后者相关的研究很多，如参见陈忠敏：《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几个重大问题》，《辞书研究》2022年第4期。
[40]丁邦新：《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
[41]吴梅：《词学通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1页。
[42]M.A.K.Halliday，“The Notion of‘Context’in Language Education”，M.Ghadessy，ed.，Text and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Amsterdam：Benjamins，1999），p.1-18.
[43]尚媛媛：《语境层次理论与翻译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7期。
[44]在观念意义上是客观、主观的对立；在本体意义上，则是客体、主体的对立。
[45]〔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46]〔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4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32页。
[48]〔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3～49页。
[49]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50]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51]〔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ix～x页。
[52]〔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0～171页。
[53]转引自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
[54]彭刚：《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由安克斯密特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5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序言。
[56]Frank 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55.
[57]董波：《从文化的层次解析东南亚古代历史与文化》，《学术论坛》2012年第11期。
[58]〔澳〕艾维尔泽·塔克尔：《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徐陶、于晓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59]Eelco Runia，“Presence”，History and Theory，Jan（2006），pp.1-29.
[60]Frank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Hague：N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p.99.
[61]Ewa Domanska，“A Conversation with Hayden White”，Rethinking History，Vol.12，No.1（2008），pp.3-21；Marcin Moskalewicz，“Sublime Experience and Politics：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rank Ankersmit”，Rethinking History，Vol.11，No.2（2007），pp.251-274.
[62]刘森林：《马克思历史方法论的启示——关于把握历史规律的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91年第7期。
[63]庞卓恒、陈启能等：《新中国70年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64]赵林：《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
[65]〔德〕黑格尔：《小逻辑》，第43页。
[66]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67]因为康德已经对理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别与界定，虽然他也在其伟大的著作中混杂使用，但是从他的使用语境中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他对理性的分层次的基本原则与内涵界定。正是因为这个内涵的稳定性，构成了之后的哲学研究传统中相对明确的范畴。对其内容进行思考完全正当，但按照奥卡姆剃刀原则，重建一套概念话语体系实无必要。这倒像是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硬拉入历史理性的圈内，其实西方的历史理性一般也被认为在近代才建立起来，连古罗马的波利比乌斯都未被算入其中。
[68]彭刚：《历史理性与历史感》，《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
[69]陈新：《简论历史理性与历史叙事》，《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
[70]沈湘平：《“理性”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理性化》，《人文杂志》2001年第4期。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72]庞卓恒：《历史运动的层次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层次》，《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73]王正平：《略论历史的多层次研究》，《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
[74]参见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北京出版社，1998年。
[75]赵敦华：《启蒙理性和历史理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1期。
[76]邓宏图：《评经济人“理性”——历史理性的构建及其解释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77]李超等：《日本近代以来世界史教育发展演变探析》，《南开日本研究》2022年第2期。
[78]科学的闭环指的是，在科学研究中，从观察到抽象、建立模型与理论进行解释与预测，再通过测量进行检验，进而反馈修改或矫正前面的环节、达到理论与模型不断完善的反馈效果。
[79]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80]Pe ter Saunders，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London：Taylor＆Francis，2005），p.194-195.
[81]Andrew Abbott，“Things of Boundaries”，Social Research，62（1995）.
[82]Robert E.Park，“Human Ec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2（1936）.
[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1页。
[84]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本）的翻译理念》，《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1期。
[85]有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历史内部存在着一种被称为“理性”的东西，并且历史活动完全受这种“理性”力量的控制，故而，历史能够按照一种“理性”的方式由低向高地不断地有序地发展和进步，这样历史就在“理性”的全权操纵下成为有目的、有规律、有方向、有价值的体系。（参见雷戈：《历史与理性》，《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86]〔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72页。
[87]〔英〕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88]参见〔德〕狄尔泰：《历史理性批判手稿》，陈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89]〔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8页。康德之所以追求“圣洁”是因为，他认为人类通过“知性”获得的科学知识仅仅是对“现象界”的认识，并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引向宗教信仰。当然，黑格尔批判康德的本体界与现象界知识的不能弥合非常精彩。可是黑格尔用其绝对精神来统一，显然是把自己当作上帝。
[90]哲学的生命力源泉在于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这个根，而不在于哲学自身。这四个部分也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四个层次。任何一个层次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到其他层次，带来其他层次上的麻烦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