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层次
历史与层次一样，都不是什么新词语。就历史而言，其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历史的时空而变化的。与我们今天通常理解的概念不同，古希腊人所说的“历史”（ιστορια）主要指学者“探究”“考察”等一系列活动及其所得的结果，“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1]。
“历史的层次”这个用语目前在语言学界被广泛采用。通过中国知网的查阅，有关“历史层次”或者“历史的层次性”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有关语言的研究，例如《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2]。因为汉语的层次问题逐渐得到语言学界重视，语言研究把历史层次作为一种分析法运用到方言研究中，通过有层次关系的文字关联其他方言的历史层次，通过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双重变化来进行比较参照获得层次性的同源对照表，进而获得更详细的历史信息。历史层次分析就通过去除外借层只剩下本体层，从而为历史比较法的实施创造条件。因为，解释史前语言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假定除了有史以来的语言变化中能够观察、评估的原因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原因。
自然的层次是直观的。对自然的层次性认知是建立在连续性原则上的。古代亚里士多德在自然连续性基础上分出不同的类型与层次；[3]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也认为，纳入人的经验之中的自然根据经验的不同层次表现出自然不同的层次特征。[4]自然的连续性与层次性是一个辩证的对立统一体，因为层次是一种连续性的断裂。自然有静止的物体，也有运动的物体。微观的量子世界向我们显示出粒子深渊的非连续性，借助于不同的工具或中介遗传学研究看到基因的突变。人们甚至在对不同尺度的世界进行现象描述时，用同一语言文字表征层次性的意义差别，例如“量子纠缠”——量子世界的玄妙现象用“纠缠”这样的日常话语，对于大众直观地展现出类比纠缠的意象，而对科学家则有不同层次的科学含义。
不仅自然的演化与人们对其认识的历史具有连续性与层次性发展的趋势，从低级层次到高级层次的发展；而且，人类的演化也是连续性与层次性交织的过程，这种层次性表现超出自然规律性的意义，也表现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方面。这是由于在人类历史，尤其是文明历史的过程中，具有思想的实践活动赋予人类独特的创造力，创造出层次分明的各种文明产物。在物质上表现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运用火烧制陶器瓷器到冶炼金属制造工具到农耕制作，从文字的发明到城市国家的建立，表现出层次不断提升的历程。正是由于累积性的层次发展，在古人难以想象的领域，人类开辟了文明的新层次的空间：科学技术与反思的思想境界。
在形式上，我们可以参照河流这个自然现象来理解历史的层次。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的结构整体，相当于一段河流中的水，它在时序上的历史运动中由于其组成部分或要素在运动中受到不同的外在条件以及内部属性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运动状态与轨迹，从而形成不同的层次。历史的底层是由人性、社会结构本身的规定性等非理性能够分析的要素所构成，如民族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结构、审美取向等，它们就如河床上带泥沙的水流动最为缓慢，随时间变化最慢，历史的表层则是时空中不断发生的各种人物与事件，就如河流表面不断掀起的浪花与波涛，不时受到风雨等各种偶然性因素与外来事物的影响，它们稍纵即逝。
每个现实的个人就如浪花来自河流也归属河流一样，本是人类社会与文化历史的产物，最终也成为历史中的浪花或尘埃。但总有一些人物、事件会不断深入表面之下，影响下面的运动，甚至也影响最底层，不断地重塑下层乃至渗透底层的构成、属性与逻辑。介于最上的表层与最底层之间的，如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以及它们的具体构成部分，由于它们本质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运动节奏，因而进一步可划分出更细的层次，它们都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功能与逻辑结构，而且上下层次之间也存在互动、互构的关系。当然，与自然现象相比，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要复杂得多，但由于河流自然现象与历史的相似性，流体力学的一些方法也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原型，增加我们对历史理解的直观性，也便于理解与交流；在研究中，让只能在想象中进行描绘的历史复杂的社会结构变迁，有个类比的参照模型，而且有些描述河流运动的一些有效概念、方法与理论模型也可以借来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
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也展现出多层次的经验与现象。不同层次的历史地位与主导性作用不同，如果说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政治层次的活动占据了历史书籍的中心地位，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在考察与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经济活动基础上宣称，社会底层人民群众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劳动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而非社会精英阶层的政治与文化活动。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的衣食住行是人们从事政治、科学和艺术等活动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古代的农民与其熟悉的家人、乡邻周而复始的勤劳耕作于一个有限区域。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穿梭于不同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不可见的电子网络信号布满了几乎地球空间的每个角落。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了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下，当今时代的社会意识自然与古代的不同，表现出远比过去丰富得多的层次性。意识与思维不过是外在世界在头脑中的反映，历史的思维也随着世界的层次性展开而反过来对世界存在的方式投上层次性的印记。
历史中需要解释的根本问题还有变迁节奏的历史性：为何历史有时表现出缓慢；有时表现出激烈变化？历史层次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也为我们打开思维的新空间：因为这是站在某个单一层次而言的，是不同层次上显现出来的断裂与连续的更替，而不同层次的节奏不同，相互之间存在辩证性的相互关系。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的演化进程，这样的变化节奏从总体上来说是整体辩证法的节奏，因而表现为一种质变与量变的交替过程，通常是激烈与平缓的交替。总之，对任何历史性节奏的变化，我们都需要根据更高一个层次结构进行解释，这样的解释把层次间的辩证法作用呈现出来，因而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就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视野看，在文明诞生之后，在最大的宏观层次结构上表现出来的节奏大体有两个重大的文明转型节点，即所谓轴心时代与近现代化。两者既有物质性层次上的巨大变革，即铁器金属时代、工业革命时代，也有思想文化层次上的剧变，从原始宗教转向理性哲学（包括理性神学）与传统技术文化，以及认识论转向后的现代理性哲学与现代资本主义，还有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对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的理论探讨，学界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对历史的层次性也予以关注。何兆武在探讨“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5]的问题时，把历史性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历史史料或事实的认知，这类似自然科学具有客观的科学性；二是对前者所认定的史料与史实的阐释与理解，这个层次渗透了历史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主体性，表现为历史理性的主要内容，也是历史学的核心，是一种人文学科。[6]针对这种科学、人文的划分，庞卓恒从历史本体论、认识论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两个层次都有人文因素，而且，所谓“科学性”主要体现在第二层次，而非第一层次。[7]这个“商榷”得到史学界重视，2000年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形成基本共识。张耕华更是把历史学分为史料确认、史事理解、历史规律概括、历史意义的价值评价这样四个层次，分别归属于科学、艺术、超科学的形而上学。[8]
看来层次性问题也是与科学性问题关联在一起的，因为，所谓科学性在不同的历史研究、历史实践层次上是存在不同的分别的，无论是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何兆武取向）来辨识，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整体性的科学性（庞卓恒取向），在史料及其解读、纳入史料的历史学研究、叙述等不同层面都表现出多与少、主导性与非主导性的相对差异。为了历史学研究与发展的方法论需要，应当在一定限度内给予清晰的界定，而不是用绝对的定量来消除分层次的定性的合理性。当然，对于任何这种划分都要有一根非绝对化的自我认知线索。如果再加上历史哲学的思维层次，对历史学研究与叙事的层次性划分就更加丰富了。有时，采用自然而简便的习惯用法，并在运用过程中逐层进行探讨问题的本质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