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编纂模式与层次性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载最丰富的国家，有绵延几千年的官方主导修史的制度传统，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观念表现在历史编纂上形成了对通史与全史的追求，因而留下了种种不同形式的政治活动的历史档案。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人们编史时试图探寻王朝兴衰的规律来为本王朝国祚续命。而西方历史编纂基本是个人行为，意在探寻人性的善恶与历史之关系，观念与方法上更关注事件连贯的因果关系。所以，在历史编纂的观念、方法等层次上中西传统有明显的差异。这里主要以西方历史编纂与中国历史编纂为主要内容进行叙述。
（一）西方历史编纂的变迁
古代史基本为政治和军事史，且为大人物所统治，社会经济与普通人遭到忽视。16世纪马基雅维利的名著《论李维》被普遍当作一部政治思想史名著而非历史著作。它主要叙述罗马共和国的制度建设和内外政策，特别是罗马统治阶级稳定国家和建立帝国的方略，即属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政策，而经济、社会文化与家庭生活等都根据国家的需要而定，甚至宗教也隶属于政治话语的叙述之中。这种以政治与军事为主线，为伟大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叙述，直到19世纪才改变。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在19世纪时才成型，随着历史研究走向专业化，这个科学化过程的某些早期特征在近代早期关于历史自身之性质的争论中就已经初具雏形，并经特定途径渗透到后世的历史观念之中。
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层次性的渗透，是科学理性精神对历史观念的影响与渗透。历史研究关注资料文献与处理方法，人文地理的空间观念随着布罗代尔的影响而推广开来，曾经专属古代社会上层精英的政治军事的叙事，被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活动所替代，显然也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一些古代史指南书籍也是把证据部分当作第一位，而第二部分可以视为对第一部分的深化和具体运用，分别讨论了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族群与文化、人口与历史人口学、妇女史、环境史以及对神话的解释等，尽可能为读者提供古代史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理论和方法，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解读、使用资料的问题。[29]这显示了层次分化的走向，从一条主线索主导的政治层次的历史中衍生出经济、文化与人口、环境等不同的层次。而且，远离政治暴力走向世俗人家日常社会的社会内部细微之处，恰恰是对古代王权的一种消解，配合了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日常生活的转向。
另一方面，西方延续两千多年的“修辞式的历史观念”（rhetorical idea of his tory）逐渐衰落，并使作为严格知识和方法的历史观念得以兴起。[30]维柯结合传统历史观念的人性原则与近代兴起的科学精神，剔除传统观念的神学色彩。康德通过对理性的分析进一步为理性精神提供了现代解释，并提出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义的历史想象。黑格尔提出一种绝对精神自我保证的客观主义的历史观念，为其历史哲学提供了叙述逻辑。实证主义史学将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运用到历史编纂中，一方面让一定限度内的历史编纂有了客观的科学精神依据，另一方面丧失了传统历史编纂的人文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表现为一种简单而片面的记事本，让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得不到现实的反映或者被忽视掉了。
兰克是客观主义历史编纂的代表；与之相反，柯林武德更强调观念的重要性，“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为历史学家、历史编纂都是史学家思想的产物，这些思想都主动参与了历史编纂的实践。历史叙事主义用放大镜把历史编纂中的文本书写环节进行细致考察，揭示了其中文学笔法的重要特征，直接影响到历史的所谓客观性。沃尔什在综合考虑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视域融合论与配景理论。在伽达默尔的历史诠释学看来，历史认识与编纂是史家主体与各种史实客体与历史语境等前提相互作用的一个解释过程，所谓主客的分别没有实际意义，史学要做的是在多元视域的融合中提升对客观性的深度认识。
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均尝试提出历史编纂的表现主义解释。叙事主义者认为历史著作包含综合性论题或“叙事”，因而不认可传统的表现复制论，而历史哲学的核心任务是提供对历史实在的解释。这本身就包括了历史编纂与历史哲学的层次性分工，即各司其职。21世纪的古代史写作，大多将政治史排挤到相对次要的地位，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成为主要内容，其笔下的古代世界，着重古希腊罗马公民的社会生活以及影响公民生活的诸种政治和经济因素。古代史研究的主题变换与研究转型，既与学者们对史料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有内在联系，也与西方史学注重公民活动的传统相关。此外，叙述主义历史理论在语言转向之后又迎来所谓的“事件转向”：反对结构主义文本理论，而强调历史叙述中生成与变化的不稳定性，这是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向事件层次深入发展的一种延续。
（二）中国历史编纂的历史与现代转型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文化传统，传统的历史编纂非常丰富，就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31]。在历史编纂方面，中国传统历史编纂比西方更有优长与特色。中国传统历史编纂的基本体裁形式多样，一是以年代为中心的编年体，如《春秋》《左传》等，特点是历时性与共时性。二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如《史记》《汉书》等。三是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如《通鉴纪事本末》记录了308件事。四是以制度为中心的典志体，如唐杜佑《通典》、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此外，经纬的变动、叙述体裁的多样化，有纲目体，如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有学案体，如黄宗羲《明儒学案》；有传记体，还有方志。
中国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合理性密切相关，包括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32]被金景芳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的《尚书》，蕴涵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诸多特质，并预示着未来的演进方向，建构着中国古代文明延绵几千年的历史意识；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从“迷信天命”到“以史为鉴”、以民心为鉴、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认识变化；创立以“记言”为主的史书编纂形式。司马迁的历史编纂思想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把先秦时期仍处于比较朴素、粗糙阶段的历史编纂提升到宏大体系的高度成熟的程度。总之，客观与主观、天命与人事、直书与曲笔、实录与名教等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基本特质。
中国传统史学论史书编撰，最早做出系统的理论阐发者当属南朝史评家刘勰，《文心雕龙·史传》[33]既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第一专篇，也是系统论述史书编撰体裁的第一个。《史传》篇通过讲述传统史体的发展过程，对历代史书体裁作了评论。刘勰将编年体从周初初创，到孔子赋予史义，再到左丘明“原始要终”推究史事的全过程作了叙述。受其影响，刘知幾在《史通》论史书编纂体裁提出“六家二体”说，基本上反映了唐代之前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与史书体裁；他对于史书编撰的发展与变化，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十流”，还对“二体”进行了优劣评论，肯定编年纪事只要是“同年共世”之事，都可以“备载其事”，对于国政则不合适。胡应麟《史书占毕》论史书编纂体裁，认为先秦汉魏史书编撰呈“历阶而下”趋势。史学大家章学诚自觉继承自孔子、司马迁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同时重视革新创造。以“史义”为指导，纵贯分析三千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34]，具有很大的包容量。《新唐书》之后的修史者墨守成规，局限于史例。历史事件和趋势本来复杂，而到了正史编纂的末流，修史者难以驾驭，官修制度更严重地限制了史家表达独到见识，所以后来的“本纪”部分便失去了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大力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的独特作用。[35]
到近现代，传统历史编纂学遭到西学东渐传入的章节体与分时段概念的影响，魏源将史论体例、纪事本末体结合着时代思潮，在《海国图志》中体现出志、史论、图表结合的撰写世界历史地理的一种新综合体裁。梁启超所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对历史编纂学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的阐述，梁启超的“新史学”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体现的批判，援引西方史学方法，重建了中国历史编纂学，同时进行历史实践，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承上启下，确立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影响深远。白寿彝1961年在《谈史学遗产》中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并将历史编纂学遗产比喻为一个“花圃”。总之，中国历史编纂经过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实现了叙述结构的变动以及20世纪初新史学结构的更新。梁启超的“原拟中国通史目录”表现出新编通史的编纂特点：进步史观、全史分历史阶段、关注社会下层生活、采用章节体的新文体。此外还有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以及一些新型断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