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的多重层次
空间概念的社会语境使用，在恩格斯所描述的关于工人阶级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之后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劣的状况时就已经有了，并由此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阐释。随着城市、信息化时代的网络空间，甚至当前虚拟空间的出现，“空间”二字的社会学意涵从物理和地理上的初始意义逐渐延伸到了更为抽象的“社会空间”。当下社会空间的现实变化催生了各种复杂的社会空间理论，而越来越细化的社会理论正是社会层次性分化的观念反映。无论是布迪厄的“场域”还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或是列斐伏尔所谓的“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都已经远远超出地域和物理距离对空间的限制，而在这个概念里融入了权力、生产、建构、互动等各种社会意涵。布迪厄社会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中后期的法国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群体、职业之间的社会分层，社会地位和惯习的再生产也十分明显。
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社会性的交往关系。它们与各种社会现象都会发生在一定的空间区域，而且还在社会行为等方面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界限与范围。同样，社会性的符号、象征和文化意义也是如此，地标、建筑、街区规划等都具有特定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和认同。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兴起，城市布局与功能分化，一座城市的中心商业区代表繁荣和现代化，而一些特定的社区或建筑物如博物馆、教堂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或族群有关联，是地理平面上的空间拓展。社会空间涉及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位置、交往和互动方式，以及这些位置和互动方式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个体和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阶层、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空间分布和组织。社会空间随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政治力量、文化观念等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空间不同，城市中的社会空间更加复杂和多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的聚集和交往，而乡村中的社会空间则可能更为分散和有限。其中，基于经济结构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空间中表现较为显著。
（一）社会空间的层次分化
一般而言，从宏观层面看，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空间。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空间通常是狭窄的，一个人一天到晚碰到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很多人一辈子见识的人不过数千，其中有过语言交流的又能有多少？生理需要的空间一定要在社会空间里展开，因而就会发生碰撞的问题，其中，家庭伦理恐怕就是为此而制定的，因为家庭生活也许要占据大半空间。但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备受诟病的宋朝性别文化高度压缩了女性尤其寡妇的生活与生命的空间，在其丈夫死去的时候就已经被社会传统制定的空间规定好了：贞节牌坊堵死了一个美丽生命的个人幸福之路，人不再去寻找下一站爱情，而是承担母亲的角色将子女抚养成人，或者成就贞节牌坊的意义。这与现代社会里人的社会空间的展开完全不同。传统社会里的家庭伦理有一条叫俄狄浦斯情结，心理学上用来比喻有恋母情结的人有跟父亲作对以竞争母亲的倾向，同时又因为道德伦理的压力，而有自我毁灭以解除痛苦的倾向。
在现代典型的城市生活里，一个男性从出生开始，在社会交往里有太多的接触者，她们都可能是潜在的爱恋对象，断然不至于在生理发育到成人情感需要时仍局限于父母养育情感。社会情感、现实交往、行为习惯都不再有发生那种可能性的土壤。柏拉图式恋爱也变得难以想象。空间扩张，时间和人的生物感性属性并没有扩张，单位时间里的交往人数总是那么些，空间扩大带来所遭遇的人数大增，必然会导致持久友谊的弱化。古希腊城邦的那种直接政治更是不可能，因为民主所依赖的直接接触不具有自然的可能性，现代社会空间复杂多样而衍生出更多的中间层次，使得理性政治的实践也变得困难重重，制度设计也随社会空间而更加精细与复杂。
社会空间因挤压而导致社会危机，也导致意识形态与社会道德的问题。没有本质上丑恶的人，也没有本质上丑恶的社会，之所以认为丑恶，是因为非理性的人性没有被理性地得到理解，之所以表现出丑恶，是非理性的行为与社会结构中的一些环节发生了冲突，或者社会结构本身出现了问题，破坏了其他环节的正常运转，从而表现出不同层次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在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看来，社会的构成非一个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联合的统一体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结构，其中不同层次或者不同种类的实践根据不同的时间尺度发展，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自主性”。也许是由于古典历史时期超强的帝国与政治强力的杀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暴力政治的历史记忆，让人们习惯于把政治当作社会结构的首要因素与主要的凝聚力量。
随着视角进入社会内部，针对一个具象的社会，生产力固然重要，政治也固然重要，但对社会的透视却要在生产关系的层次，特别是社会关系的深度层次的场域中进行。福山提供了一个宗教文化与政治层次的本身独立性的很好的案例，“在印度占居首位的不是拥有强制和经济权力的精英，反而是仅有仪式权力的精英……对婆罗门教霸权的最大挑战，却是外国入侵者凭借武力进口的——莫卧儿帝国带来了伊斯兰教，英国人带来了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所以，必须把宗教和政治本身看作行为和变化的动力，不可视之为宏大经济力量的副产品”[15]。印度的社会制度更多地与宗教有关，这大大限制了国家的集权能力，导致政治扮演着从属于宗教的角色。如果以现在的利益视角看，我们很难说婆罗门究竟是在捍卫神圣的宗教与法律，还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就如中世纪的天主教一样，至少在其近现代历史时期是如此。
（二）社会空间变化的历史性
从历史上看，社会空间的形态不断变迁。史前人类从单一的非洲走出来，散布至全球，从陆地到海洋，从单一的地理平面向高层建筑发展，从单纯的社会活动向复杂多样的、层次性的生活世界的空间发展。在有集体记忆之后，来源于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给每个成员提供精神的文化空间，让人的心与灵安顿下来，如博物馆、剧院、图书馆和文化遗址等。这些传统文化的载体与精神空间里的历史传承一道，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社交方式，同时也影响着社会中的空间组织和使用。
传统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层次分置虽简单却比较完善——相比其社会生产力与科技是满足的。但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化层次，而资本的流通性力量，试图消解一切传统的层次构型。然而，资本的流通性只是在经济生活、基于经济交往的社会生活中带来的层次破除之后的普遍交往，没有在其他层次上进行同样的普遍的、流通性的革命，例如家庭、基于家庭关系的、社会关系的等级形态仍然以其内在的逻辑延续下来，并扭曲经济层次的生活。一方面，新型的资本普遍交往的经济层次受到其他层次的传统力量的渗透与影响，从而把革命性的经济穿透力的泛化力量减弱了或者扭曲了；另一方面，经济层次的普遍革命力量同时也会多多少少渗透到其他层次，如政治、文化等层次，瓦解或者冲击了传统的等级与层次壁垒。发展呈现出在多个层次上的趋同效应，即不同层次之间的摩擦会逐渐减小而不是加大，直到理想形态的完全趋同，但不可能完全同步。
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比较简单，社会交往虽然也是必需的部分，但是与现代社会相比，无论是数量上还是样式上都无法相提并论。古代社会一般个人生活的社会圈子比较固定，现代人则不同，从上幼儿园开始，在各个学校接触各种人与事，成年工作之后就更多了，远非古代可比。因而，社会空间在现代就显示出复杂的层次性与多样性，各种社交圈子，还有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圈子；而古代只有少数达官贵人、乡绅商人才可能会接触比较多的人群。绝大多数人可能足不出乡镇，有事也只是到附近不远的集市，终其一生不出乡县，周边认识的人大多是乡亲故人，大多一辈子接触、认识的人不过万人，事情也大多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世俗日常生活，现代意义上的许多社会生活与交往在古代可能只限于达官贵人、乡绅豪门。中国古代为何出现所谓兔死狗烹的现象？因为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机制的原生形态，在社会动荡时期需要更多的人抱团取暖，而在和平安稳时期，没有战争，那些靠“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军功成为食俸禄的贵族阶层试图分享皇权的利益，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支撑那样的享用方式，因此必须减少享用人员数量，这样引发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理性的权谋与非理性的杀戮。换言之，古代社会的生活世界是扁平的，而不是多层次的，更不是立体的，于是就会发生在一个狭窄的层面形成竞争关系。
如果开辟了一个多层次的世界，那么就不必拥挤在单一平面上进行残酷的竞争，你可以在政治平面上意气风发，我可以在思想层次上任意驰骋，他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大展身手。这才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李白可以在山水之间流连，BATJ（指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四大巨头）可以在互联网上结出商业的成果。但在中国古代那样的社会，唯有学而优则仕、当官衣锦还乡才是正道。然而，这种陈旧的社会状况早已随着没落的王权一去不复返，任何试图恢复王权的企图都注定被现代社会所携带的历史性新价值观的洪流所淹没。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各种新技术的普及运用，例如网络技术，也许并没有立刻导致社会政治层次上的扁平化、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反而会被官僚所利用。也就是说，它既可能被社会力量中的民主力量所运用，也可能被专制与王权的力量所利用。但是，就技术本身具有的普遍价值来看，就其历史性的独立角色来看，它将在长时段上必然显现出其反王权主义的效果，让平等交流与合作成为基础性的社会背景。对于历史理性来说，重要的还不在于这些挑战，而在于其中的根源，是否由于人的行为包含生物层、生理层、心理层、精神层等不同的层次呢？其中一些由于是可以科学描述的，因此可以是科学的，而思想层本身就是对预见的超越、主体性的实质，是不可“科学把握”的，难以套用“科学”的范畴。这么说，倒可以把一些事情划分清楚了，为何有些是科学的，有些不是科学的，而且有些既包含科学的层次，又包含超科学的主体性层次。但是，我们仍然可能对不同层次，甚至对相互之间的纠缠进行条分缕析，尽可能像科学那些进行描述或者划界限，如统计描述的结论在有限数量情况下，既有统计表述也有对这表述本身的评价性结论。
全球化时代，在现代化科技、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层次全面推进下，每个社会都将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结合其历史传统重建社会空间，而且都将在不同层面走向全体社会。凡是缺乏层次性的社会，都没有建立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层次的内在逻辑，因而，出现的所谓政治动乱就不能被理性地纳入政治的层次逻辑内展现，而是必然带入所有的“未成熟分化出来的层次”，例如经济、社会等的要素，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利益——这是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最重要的内容。在缺乏层次性的理性思维的社会成员看来，任何直观的表象就是他们行动的根据。这种层次混沌状态下的行为不是复合层次的，而是前层次理性的行为，是缺乏层次性思维的行为，这种行为更接近动物属性——经济利益为最终的目的。例如，前几年风靡一时的美国0元购也是社会底层的经济利益驱动的行为，但并不被美国社会主流和社会主体所接受，而是一部分下层社会群体的行为，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是理直气壮，因而，更像是一种社会“情绪化”的表达——可能主要是美国城市黑人社群的“半集体行为”。而美国社会能够让这样的“怪事”出现，本身也说明美国社会对黑人的一种“补偿性”的宽容——一方面是历史的补偿；另一方面是因政策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