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层次类型
以往的历史研究常把历史划分为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区域史，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等专题史。这基本是分别按时序进行简单的全域、部分的划分，按地域上的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的划分，按社会生活中通常的几个方面进行的划分。划分尺度是时间、空间与专题，不过这也是从各个层面与维度上进行了简化的处理。事实上，人类文明历史的构成比这复杂得多，时序上下数千年，踪迹遍布五大洲四大洋，社会复杂多样，生活内容包罗万象，各民族、国家历史丰富多彩，即使同一历史时期也是千差万别，因而，时序上的分段可能与地域层面的划分相互重叠交叉，贯穿于专题所论对象的全程，而且，专题也有更细的层次划分。这也大体反映在学科建制上，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分类，按时序分原始社会史、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与现代史；按横向分十几个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人口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文化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军事史、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等。
从形式上看，历史中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各种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一个网络结构的形式。这些要素大的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小的如个人、家庭、社团等；而且要素又可划分为更细的组成，如经济有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知识经济、城市与乡村、资本与货币等；这样就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对于某个具体网络节点要素或者局部网络进行的历史研究，就是以它为对象，对相关联的网络关系进行时间序列上运动的过程进行分析考察。网络研究与传统的专题研究相比，研究对象更宽，不仅有对象内部网络，还有对象的外部网络的动态分析，网络如社会一样也是一个结构，信息化时代的虚拟网络社会就是一个新的社会形式。
（一）宏观与微观的历史研究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表现出复杂的层次性，因而，历史学界的研究也分层次地进行。最简单的就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大层次。
宏观研究从历史总体上进行宏大规律性的理解，从整体到局部，从系统到内部要素，从上到下的思考方式与研究途径，从宏观层面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认识历史的统一性，揭示历史的本质，发现历史整体运行的规律。因此，需要对历史各个方面、各个时段、各个领域进行总体而综合的考察，把局部研究都纳入，形成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从现有历史研究来说，宏观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基于国别的总体研究，但以全球人类社会整体历史为研究客体的世界史却还比较初级，这也直接影响到国别与文明体系区域的总结性判断，因为全球史或世界史是对国别史的更高一个层次的历史视野，而不单单只是地域层面上的量的扩大。例如，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研究，如果不能在全球史的历史逻辑之下来考察，要得到经得起检验的科学结论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缺乏世界历史视野，才出现了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判断，有些结论太过狭窄，不得要领，如对帝王将相的历史判断，农民起义的一些研究结果，就缺乏现代文明观与世界视野，难以把握文明的本质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在于从生产、生活与分工上走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
宏大层次之间的外在独立性是比较显著的，对这种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等来描述。这个层次可以是按研究域定义的，如全球史；也可以是概念性的，如思想史。因而，所谓宏大主要是研究对象所覆盖的范围之大，因而研究视角也宏大，在宏大视野下的某个事物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关系的变迁进行历史考察。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是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它主张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宏大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历史叙述而言，各种全球史、传统国家的历史都叙述一些宏大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例如，《棉花帝国》是一部资本主义以近现代棉花为生产资料向全球扩张的历史叙述，[107]有一个比较小的叙述对象——棉花，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棉花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层次上的冲突与斗争，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与销售的全球网络等。围绕它展开层次性的衍生及其可能性的探索：唯有棉花才衍生出一个庞大的现代层次网络。而之前的中心物品都只能在单一的层次空间，之前是毛皮、丝绸与茶叶——只是引起中西的商业贸易、小规模地改变上层社会的生活习惯，而不是改变社会全体的风貌，所以棉花是新版本的商品——承载着棉花加工机器的生产销售贸易链条，生产的复杂化衍生出一个“超级”的社会生产源。所以，它关涉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历史的本质方面。
自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开始对“新史学”与年鉴学派的侧重社会史学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许多历史学家对此前西方史学中计量的、社会的研究过多的现象以及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热衷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愈益不满。[108]到90年代更明确地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重点已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微观历史研究。微观研究是从具体的细节入手，从具体到抽象的从下向上的研究。历史是宏大的有机统一整体，其内部也是由一些局部组成，例如民族国家的历史，历史人物、事件、社会群体的活动，都是基本的历史构成，它们具有独立性，自成一体，可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有机体进行研究。通过具体的历史文本与材料的考证，对一些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人物的言行、事迹进行考察，找出历史诸要素的内在联系，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尤其是历史与考古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更接近于实证科学的标准。这样的结论是硬史料、硬史事。例如，对竹简的发掘研究可能颠覆单纯基于历史文本材料的一些结论，后者在历史编纂与叙述中可能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如历史学家个人情感与国家意识形态。
总之，没有微观研究，就不能真正分析历史的内在关联与机制，也就不能达到对整体的真实把握。微观层面的内部运行机制，就是对事物各个具体的层次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历史性透视。当下流行的微观社会史通常针对某个具体事物，对其历史进行研究、叙述。例如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奶酪和蛆虫》通过一个磨坊主的视角，让普通人的生活与思想世界显露出来，让人看到16世纪欧洲大众文化的瑰丽一角，被传统史学所忽视或不屑的社会底层、日常的世俗生活，通常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叙事的领地。
科学的历史研究要把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的历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微观层次形成对宏观结论的基础支持，从宏观层次的总体把握具体化到微观分析之中，相互补充，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宏观研究中要有微观的细节精神，微观研究中也不能没有宏观思想的指导。关于宏观、微观的划分也不能绝对化，有些宏观研究在更大的层次上变成微观研究了，例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历史研究，但放在全球史的层次上因为关注点变迁而改变，而且也不需要那么细致，类似地，微观研究也可能变为宏观的。微观研究有助于宏观研究的准确与科学化，因为历史的全貌是由具体的微观历史揭示的细节所构成的。有些微观研究的关键材料还可能对宏观研究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宏观研究建立的历史规律性与更高层次的历史观念有助于对微观历史研究的整体观与本质把握。
历史学家在进行宏观历史研究时，虽然不直接涉及微观层次的历史，但离不开微观研究作为例证的支持。而对于具体的微观研究，也要有宏观历史的理论视野与顶层设计的思想引导。微观史若不与更大的历史叙事相联系，不明确交代自身的研究想要推翻什么、坚持什么，那就很容易成为好古癖。我们希望复兴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更大的宏观叙事，“微观史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的完美结合将为历史研究展现一种新的境界”[109]。微观研究缩小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但并不缩小历史视野与意义的深度，它在重建真实的生活的同时展现出蕴含这种真实生活的那种历史文化的无形结构。就如科萨特所说：“微观层面的分析能够使人更好地理解共时性的历史进程，比如全球化进程中的网络的功能、跨文化联系互动，以及更为广泛的——历史人物在全球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10]历史学家们最近几十年也在从宏观到微观、再倾向宏观的不同倾向之间变化而推进着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的互动与融合。最近30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历史数据库大量建立，海量的、碎片化的微观数据需要宏观视野的顶层架构来进行数据清理与有效确认。
在宏大的层次与微观的层次之间，存在层次间的过渡性。这在逻辑上可以表达为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种作用才是历史整体性进程的具体内在机制，不仅要解释宏大层面的历史表现，而且还要说明它如何导致微观层次的内在变化，或者相反。总之，历史不仅表现为每个个体、集体性单元的具体变化，而且表现为社会整体乃至人类全体的历史变迁。虽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叙事从细小处发微，透视宏大层次的现象或逻辑，但对两个重要的划分还是重微观轻宏观。近代欧洲的社会日常生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不断内生变革：“在中世纪，风力或水力驱动的磨房是人们知道的唯一一种工业机器。但到15世纪中期，利用活字和破布制成的纸这两种已有的发明，印刷术开始取代费劲的手抄本。它给人类的思想插上了翅膀，使之能传播得更远，传播层面更广，能不停顿地自我复制，从而大幅增加思想的力量，增加它在人类历史中延续存活的几率。”[111]这是一个极好的重要历史案例——层次之间的平滑迁徙而未出现显见外显摩擦，内在机制消化了摩擦，或者把摩擦变成了内在的驱动力，而非外在的表现——冲突。层次摩擦力驱动了层次的进步，而不是层次摩擦变成层次间的冲突显现。行会没有形成太大的阻碍，因为这是新的行业。更重要的是，这种集中模式变成一种更加普遍的制度，进一步带来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刺激工人迁徙的自由，改变社会样态，从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相关改变。文明就这样上升了一个层次，工业文明成为新文明的类型。这不单单是作坊或者规模的问题，而是社会基本制度形成中卷入多个层次要素的历史进程。与之相比，中国同时期的明朝也有黄道婆从南方引入的先进人工纺织技术，但最终并没有形成西欧那样纺织业带来的社会变革。
历史是关于社会的历史。一个社会若在所有层次上都实现顺利而和谐的变迁与发展，则称为整体性的层次发展或超越。这只是一种理想型的假设模型，在真实的历史中是没有的，而且不可能存在，因为那需要极高的条件，即使全体公民都拥有完全的理性，也不能获得情感层次上的圆满。而且，整体性的层次发展其实也就没有任何矛盾与矛盾表现。然而，我们对社会的观察是通过矛盾来得到反映的，如果没有任何矛盾，那就如“社会黑洞”一样不可见，不可对其内部进行描述。历史上大多数的剧烈变动都是层次发展不均衡的表现。
（二）历史哲学视域下的历史观念
历史哲学一般包括两大流派，一个是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另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前者侧重实证性的概念、推理与逻辑判断，是分析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的效应，试图把历史研究科学规范化，把历史学社会科学化，这也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走向科学规范化后所取得的成就而受到鼓舞。后者则带有历史生命论的意味，强调历史有自己内在的难以被我们分析的一种目的性，这一点强化了历史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的逻辑，而凸显出批判历史哲学的科学化的片面性与限度。两者都对历史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从历史哲学视角进行历史思考所不可缺少的两种历史逻辑，如此才能给我们展现出层次丰富的历史。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多领域、多层次的，包含基础层次的文献考订、整理，史料的鉴别，针对某一制度、事件、历史人物的具体研究，以及高层次的对历史现象的规律性探索。所谓层次的基础与高等是相对的，在逻辑的客观性方面来说，高层次通常建立在基础层次之上；在逻辑的思想观念方面来说，对基础层次的理解有赖于高层次的阐释。基础层次的研究非常重要，所谓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被称为“中国兰克”的傅斯年说“史料即史学”。但基础层次也会受到来自高层次的逻辑的影响，例如，对一些考古文物、竹简的解读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的技术工作，而是需要具有历史系统的知识。正是由于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在时间空间上的跨度很大，历史研究也包括微观的研究和宏观的研究，前者如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事实与史料的研究，后者如对历史的社会运动、宏大历史事件在历史中作用的研究。当然，相应地在方法上也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及其特征而有不同的层次，基础的如技术性方法、文献整理等，高层次的如理论综合与系统的思维方法。对历史研究的不同层次、视角也关乎对历史学的属性，即究竟是科学还是人文艺术。[112]
文化的分层在传统社会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部分人具有进入文化层次的门槛条件，大部分人都从事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服务工作。少数精英从事文化研究与创造，从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与历史的研究与教学，且能够进入我们所知晓的历史之中的十分稀少。这并不是对非精英的社会大众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历史否定，也不是说他们对文化没有贡献。恰恰相反，他们才是社会文化的基础创造者，是他们及其劳动孕育出了文化的温床，然而他们却并不是文化与历史叙述的书写者，更不是思想研究者与思想家。我们现在能够了解的历史中的过程，并不是直接接触历史中的大众或其创造的文化层次，而是通过历史中那些社会精英、思想家与史学家的作品才得以了解历史的过去。不过，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发现帮助我们看到历史书写之外的真正大众历史遗物，但即便如此，考古发现的古代工匠的工艺制品，社会生活遗迹，也需要对照文字历史进行解释。
语言能力的发展表明，在人类早期，有某种更长远的价值规范着人类的行为进化和改造利用，而这种价值很难在短期内发现。人类的行为受到不可见的利益所驱动，从而相信原始的说教。巫术、原始宗教就扮演着这种角色，他们能够超越常人，用常人看不见的远期利益来规范、指导群体行为，维系共同体的存在，尽管在王权时代的私有制下，他们能够看得见的利益分配显然已经发生了社会的分化。假如能够在历史中抽离出这样一种代表普遍性而且可以测量的“利益”概念，就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了，让所有的东西呈现出统一的属性。这样的概念越真切、清晰而精确，我们对历史就理解得越深刻，越有指向未来的预见性。
从巫术—宗教—哲学—现代哲学—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中所揭示的，都是价值指标变化的过程。因为，文明是多层次的，在历史上，文明通常在多层次的结构上导致军事这个单一维度上的经常性薄弱环节，正如边缘地带的众多蛮族生生灭灭。文明国家承载人类历史的发展重任，有人甚至把蛮族看成是缺乏人类普遍性的症候，蛮族的存在本身说明了文明的缺陷。因为文明的层次性不是外化地表现在地域的等级分化，也不是表现在人的出身等历史痕迹的人为划分上，而是表现在每个人与社会内在的不同层次的丰富内容上。要在一个局部区域建立真正的文明，排除其他人（无论是用蛮族的标签与否）都是不可能完善的，不可能持久的，蛮族对文明族的攻击可以视为一种历史的、自然而野蛮的证明。文明本身需要多层次的，整体性的结构。但蛮族存在所导致的冲突不可能在文明的内部结构中得到解决，除非蛮族消亡。在普遍性的道德层次上，怎么可以眼见自身落后而他人享受人类的文明成果呢？宋朝的历史悲剧可能最能说明问题：中华文明本身的品质已经应付不了武力提高了的周边“次”文明国家的冲击，即便宋王朝内部更加文明一些。对比而言，现代文明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文明”，科学技术奠定的基础性社会力量从根本上改造了社会生活，同时改造了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多层次文明社会的辐射能力得到了大大提高，同时基于经济合作的内生力量把全球凝聚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