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及其演变
任何研究都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才能进行，方法得当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历史现象非常复杂，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在时间中的流变过程，而且有关过去的信息一点也不完善，甚至充满了各种真假难辨的杂多材料，这使得历史研究更加离不开恰当的方法。叙事、归纳、对比、推理、概念等是所有学科研究的方法，也是历史研究中基本的方法。对历史研究方法进行考察，也包含了另外一层意义，揭示方法背后的历史观念的层次变迁。史学研究方法唯有从单一到多元，从定性到定量，从直观描述到分析批判，从对个别历史现象的探索到综合、整体的研究，才能比较准确、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历史的宏伟气势和丰富内容，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看到它是怎样的一种“多种规定的综合”。
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有考证方法、比较方法。它相对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对于叙述方法也很讲究，同样的历史材料，写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各式各样的历史著作，但是在历史理论上研究不够深入，也忽视宏观的整体研究。究其原因，“在封闭性较强的社会结构中，人们间的横向联系比较薄弱，每个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靠独立的手工业方式来进行的，……久而久之延续下来，反而使大家误以为这是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了。……把自己从原始资料中搜集的史料当成是第一手材料，而把别人已经搜集整理研究过的资料当成是第二手材料”[113]。
研究方法的陈旧导致研究成果的初级，历史的观念也初级，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的学术分工尚未形成。顾颉刚甚至说：“我对古史的观点不在于它的真相而在于它的变化。”[114]因为有些历史真相可能无法得证，夏之前的古史十之七八是神话传说。冯友兰认为，古史固然不可尽信，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古代社会的一些面貌。这是一种层次超越，例如三皇五帝的确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但他们很可能是对古代氏族社会某种集体符号的统称，结合现存的古代社会生产、生活与文化等方面的材料，能够加深我们对古代社会的了解。这反而是更重要的，甚至比是不是人君的问题更基础，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经济活动比对政治人物更重视的历史观念。1949年之后，阶级分析方法几乎成为几十年唯一的历史方法，这一方面与当时意识形态有关，但也说明历史学界自身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存在问题，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唯物史观的宏观历史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历史上侧重史料实证的微观方法是一个历史视野的互补，也是方法论的补充。横向对比西方历史学界对阶级分析方法或者其他历史方法的接受情况可能有更多的自我认知，中国历史研究缺乏更多的方法论支持，也表明历史的观念缺乏深度的层次性。
从中国知网查阅，中国20世纪80年代有相当多有关历史研究方法的论文，但后来就很少了。很可能是一些谈论方法的都无法落地，对真实的历史研究、历史实践没有直接帮助，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特别是西方历史学界的进展缺乏足够了解，方法论还是停留于观念性的探讨与想象的阶段。就如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思考的，即史学的研究方法比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创建的时期要完善多了，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同方法的完善程度很不相应。虽然具体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少，却已没有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种生气勃勃的创新姿态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深入探索的持续热潮，在重大问题的突破上也大不如前”[115]。
历史叙述是一种范式，是一种文学化的历史书写风格，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研究方法。中国历史上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在历史叙述中兼有历史、思想与情感，这也培育出中国独特的隐喻历史观，就像于连说的，中国历史叙事不是要发掘表象性，而是在普遍关联的观念中建立对事物的看法，“意义的迂回没有任何过分雕琢：因为当我说这一个时，另一个已经涉及，而说另一个时，我更深切思考的是这一个，这就是为什么迂回自身提供了进入”[116]。历史叙述首先要遵守真实性原则，还要充分占有历史资料，才能叙述真实的过程。
口述历史研究方法是一种新史料观，其实是对历史资料的生态层次的发掘，进而再诠释。记忆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研究者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采集记忆从而“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和事，这些珍贵的记忆信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记忆”或“活的历史”，更可以真正地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117]不过，它也会受到口述者的记忆系统的生理局限，也受其对话过程中的信任与真诚度影响。田野调查作为文化人类学方法，在与历史学交叉中也被运用于社会文化的历史研究，包括民族地区、景观文化的历史。例如，“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不同，当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明清史研究者们更加积极、广泛地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118]。这也是日本学界向来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在新方法运用中开出的新路径。在新史学观念影响下，田野调查的历史观念也从史料求证的角色转向了历史现场重建的更高层次，这也与空间转向带来的观念变化有关，文献资料的求证问题只是回到真实历史情境再现的一个环节，而人文地理等之前历史的观念中被忽视的“在场”重新浮现出来，并与现实的场景发生时空的联结。
计量史学方法是运用现代数学技术、特别是信息化的计量统计方法。它极大提升了历史研究的视野，拓展了史料的宽度，进而提出了新的历史研究层次的诉求。它兴起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但中国古代《汉书》就有人口统计、经济史的计量运用的记录；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也运用了计量方法来进行分析与叙述。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信息处理的能力大大提高，使得计量史学方法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例如新经济史学，甚至政治史学也采用实证主义的行为与数据分析的方法。数据与信息的完备化与之前相比不在一个量级，这大大提高了基于原始历史材料的定性分析、考证归纳方法的有效性与科学性，而且还在数理逻辑的分析中衍生出“反事实假设”的历史推理，一方面提高了识别史料证伪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为预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趋势提供了客观材料的支持。当然，简单依赖数据分析技术而忽视历史感的总体把握与深度理解，反而会导致历史研究的肤浅化，而且技术的运用需要对其前提条件有严谨的历史求真态度，否则可能得出“数据说话”的荒谬结论。作为一种技术性方法，它如塔奇曼所说只是把描述性提高到精确性的层次，但不可能使整个历史学研究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在这一点上，历史学研究与社会学有本质的层次区别，历史学有更深刻的人文精神与主体性的历史价值观。
历史比较方法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基本方法之一，对它的运用也发生了层次的变化，从传统的简单差异对比到含理论层次的归纳提炼。由于历史的多样性，差异之中有共性，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因此，历史比较不是简单地把一个层次的不同人物、事件、历史要素进行形式性的对比或类比，而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来进行比较的研究。当然，比较需要进行比较的历史对象与事物具有可比性，具有某种普遍性这是前提，否则就全是偶然的特殊个例的罗列。就可比性进行的划分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层次的确认，即认定可比性所蕴含的普遍性本身具有历史的某种本质表达，是一种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断裂”或质变的痕迹。当然，我们有时也简单地把历史分世纪阶段进行比较，这兼有形式划分的成分，不过重要的还是要有历史阶段性的质变把握，即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之间存在某种本质的区别，能够相互划分开来，否则就没有划分的必要，这是前提。历史比较使用范围很广，如历史人物比较，中外历史各种比较，还有民族历史比较、王朝比较、跨学科的专题比较等。
对交叉学科的方法运用体现出历史研究的复杂层次性。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引入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因为社会科学越来越走向科学而实证化研究的方向，而历史学作为更具人文学科的描述性特征的学科，也需要从社会科学中借鉴相应的科学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这其实是科学理性精神在现代技术支持下，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层次性渗透的进展表现。随着科学发展与相互之间的视界融合，产生出交叉科学的方法与相应的新学科，例如社会史学、计量史学、历史人口学、生态史、心理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竺可桢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通过收集大量气候变化的历史资料，进行气候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得出了气候变迁的结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也是充分利用中国两千多年自然现象的丰富历史资料，并采用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建立历史模型的方法论成果。
21世纪以来，在国际史学界逐渐盛行全球史、跨国研究的世界史研究，它们也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建构转向、历史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支持，从而激发了跨学科的、系统的、综合性的、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而且，对不同方法的历史研究进行整体性特征的概括描述，表现为历史研究范式，及其历史演进。例如，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学的革命史范式，以“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八大事件”为标记的历史阶段划分，贯穿着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斗争的斗争观念，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时代变革。此外，还有罗荣渠在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反思革命范式基础上提出的现代化范式，以及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影响的后现代范式。
【注释】
[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
[2]戴黎刚：《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3]亚里士多德在《天论》第1卷第7章中说：“如果宇宙不是连续不断的，而像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所说，是被虚空分割开来的，那么一切物体的运动必定是单一的；但是，它们的实体是统一的，就像被碎成许多小块的金子一样。”
[4]参见刘华初：《实用主义的基础——杜威经验自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
[5]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6]何兆武：《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7]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1997年第3期。
[8]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9]〔美〕布赖恩·费根：《世界史前史》，杨宁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93页。
[10]根据最近的统计，亚马逊网站销售的商品以十亿计。当然，这个数据统计具有不同的内涵：古代的种类大概是比较大的、成熟的产品，不包括独立的产品组成构件；而工业化之后的劳动分工与产品分工，使得产品细化、产品的组件细化。当然，还有新产品类型如工业产品、制造业产品、电子产品等；而古代大概只有传统生产工具、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产品。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50页。
[12]S.Pinker，“Language as an Adaption to the Cognitive Niche”，M.Christiansen＆S.Kirby eds.，Language Evolution（New York：OUP，2003）.
[13]参见〔美〕库兹韦尔：《奇点临近：当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董振华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14]赫拉利把人类文化历史的起点定在约七万年前。参见〔以色列〕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页。
[15]〔美〕布赖恩·费根：《世界史前史》，第115页。
[16]〔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5～56页。
[17]〔美〕布赖恩·费根：《世界史前史》，第127页。
[18]〔美〕布赖恩·费根：《世界史前史》，第27页。
[19]C.Renfrew，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Oxbow，1972），p.7.
[20]〔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上，李雪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2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2003年。
[22]姚大志：《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科学文化评论》2010年第4期。
[23]〔德〕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41页。
[24]参见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卷，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这里的时间节点并非精确固定，例如，如果考虑到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都在18世纪中后期，那么采用1800年也是一个选择。另外，19、20世纪的现代史也有被再划分为两段的，并以1914年、1917年或简单地以1900年为节点的。
[25]“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时间划分说法不一：有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节点，也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节点，还有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分界线的。“后现代”与“现代”之间本来在时间上很难有明确的划分，因为在政治、经济、哲学等不同的层次上划分的界线与意义都不相同。这也恰恰说明，历史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层次运动差异性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关系，这让外显的世界意义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
[26]据联合国数据，2022年世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全球劳动力比例约1／4，比2000年减少了16％，而经济价值增长了78％；发达的美国直接的农业从业人口约22万人，在就业人口中占比小于1％。
[27]A.Tucker，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2004），p.17.
[28]斯蒂芬·布尔特：《论历史编纂的可能性》，张骏等译，《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29]晏绍祥：《古典历史的基础：从国之大事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30]Amos Funkenstein：The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rinceton，1986），p.206-209.
[3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载《饮冰室合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
[32]陈其泰：《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
[33]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章学诚、仓修良编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0页。
[34]章学诚：《申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章学诚、仓修良编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0页。
[35]汪高鑫：《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路径——以史书编纂体裁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
[36]这里由于不是专门的相关研究因而不做严格区分。世界史有囊括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的含义，也称跨国史，而全球史从字面上说，就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并指向全球化的历史研究，但是，两者都关涉不同国家或文明之间的日渐增强的相互交流、联系与一体化的进程。此外，还有新全球史的概念，专指“二战”之后的全球化进程，预设出现了某种超乎寻常的时空压缩，因而强烈地呼吁一种空前的全球意识，例如生态意识与全球灾难等。（参见布鲁斯·马兹利什：《世界史、全球史和新全球史》，《全球史评论》第2辑，刘新成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7]例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按文明类型把世界历史分为23种（后来又改为26种）文明的兴衰历史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与作用。布罗代尔《文明与资本主义三部曲》中所列举的76种“文明”“文化”和原始民族，按照主要经济类型也被归纳为四种：游猎与采集型、畜牧与田园型、手工耕作型、耕犁简单机械型。
[3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56、53页。
[39]马克壵：《编写世界史的困境》，《全球史评论》第1辑，2008年。
[40]张杰：《从全球视野推进世界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5日。
[41]杨巨平、叶民：《古代文明的碰撞、交流与比较》，《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
[42]同前。
[4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44]张文涛：《论阿克顿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45]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总序第1页。
[46]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47]王敦书：《林志纯和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48]胡钟达在《关于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文集》，1980年）中提出，“在奴隶社会中，租佃制和农奴制总的发展趋向是奴隶化”，并将其论证为主导生产关系说，即奴隶制主导论。胡钟达认为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的以及封建制的这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其实都是广义的封建制，并对奴隶制社会的复杂性进行了细微探讨。因为从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性质考察，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算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所谓“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并不一定比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多，奴隶制与农奴制长期并存。关于东方社会、东方帝国、奴隶制，马克思把这些看作罗马帝国奴隶制度之前的社会形态。这是层次性视角下的结果，需要根据不同的层次逻辑来分析，究竟在什么层次的意义上是奴隶制的，为何最终导向的是奴隶制度——因为奴隶制度带有普遍性，是普遍交往的形态，实现了全可能域内的普遍交往与生产分工与交换——这蕴含了商业经济活动的普遍分工、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等核心要素。
[49]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50]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Oxford：Blackwell，2002），p.397.
[51]Jerry H.Bentley，“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1（1996），p.749.
[52]P.Manning，“The Problem of Interactions in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1（1996），p.775.
[53]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兼介绍西方学者对“早期近代世界”的一种诠释》，《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
[54]从历史叙述篇幅来看，即使在“吴齐本”的“近代史编”中，欧美历史约占80％，中国历史只占4％；而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欧洲历史占44％，中国历史占6％。
[55]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56]〔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5页。
[57]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58]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等译，《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59]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19和20世纪的所有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史学家“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而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他本人在内的世界体系理论家们也没有摆脱“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的思维模式。因此，“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那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参见〔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60、83页。）但是，弗兰克的这种自我批评并不能自动地转化为对东方的主导地位，西欧的主宰与单一的主导，与承认东西方共同参与中的主导角色不同，而后者也不能导向东西方的共同主导或者无主导的平等角色。这是两回事，也是两个层次的逻辑：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是不同的；历史判断也有聚焦于近现代时空的局部历史判断与超越性的普遍历史判断。超出局域历史之外的逻辑，则受到当下全球化时代动员普遍参与的动机语境影响，因而需要为亚非拉等不同地区的社会进步提供自信的动力，用自身历史条件的独特性调动融入普遍性的物质生产、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现代化进程，而西方模式只是一种基于其自身文化历史独特性的一种历史发展原型而已。例如，罗荣渠的“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
[60]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7、137～138页。
[61]汪连兴：《关于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62]刘新成：《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63]〔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64]韩毅等：《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积淀与层次性分析》，《图书馆》2006年第1期。
[65]〔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册，赵丰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6页。
[66]〔日〕浦野起央、刘曙琴：《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几个层次分析》，《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7期。
[67]〔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序言。
[68]〔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23页。
[69]霍米·巴巴：《纪念法农自我、心理和殖民状况》，陈永国译，《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186页。
[71]〔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209页。
[72]〔美〕布赖恩·费根：《世界史前史》，第8页。
[73]转引自王养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74]Franklin L.Baumer，Modern European Thought：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 1600—1950（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77），p.2.
[75]Michael Kammen ed.，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337.
[76]张飚：《西方国际思想史研究的新发展》，《国外理论》2020年第5期。
[77]李汉松、阿米蒂奇：《国际思想史——对话大卫·阿米蒂奇》，《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78]Benjamin De Carvalho，Halvard Leira and John M.Hobson，“The Big Bangs of IR：The Myths That Your Teachers Still Tell You about 1648 and 1919”，Millennium，3（2011）.
[79]Max Weber，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H.Gerth and C.Mills（Routledge，1991），p.176.
[80]邓京力、林漫：《论思想史的“全球转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81]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33-58.
[82]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 ed.，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81-109.
[83]〔美〕大卫·阿米蒂奇：《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孙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
[84]朱汉民：《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文化自觉》，《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85]方光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86]龚杰：《论侯外庐学派的代表作〈中国思想通史〉》，《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87]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88]湛风、郑熊：《在人文学术园地不懈耕耘：张岂之先生访谈录》，《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第2期。
[89]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前言”。
[90]刘泽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渊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
[9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92]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93]李宏图：《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
[94]〔美〕梯利：《西方哲学史》，第7～8页。
[95]参见〔意〕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卷，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96]〔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2页。
[97]〔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98]就如弗兰克（Manfred Frank）所说，他们实质上共享五种因素：一是作为一种理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二是“贯穿于现代思想的危机批判”；三是对一种“绝对精神”或无时间性的自我在场的拒绝以及一种对有限性的确认；四是两者都回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诊断及其终结这一论题上；五是两者都强调审美现象的原初意义，特别是文学与文艺批评。
[99]字面上理解，在一个超越性的层次上，两者所宣扬的还是有所差别的，甚至是一种根本无法解决的差别，就如彻底的怀疑论对于任何实在性的差别。然而，不着边际、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的解构语言本身只是一种激烈的批评，而不能建构，因此也就不能拥有对于形而上学的颠覆力，就如任何形式的怀疑论可以指出实在论的缺陷，却不能仅仅以怀疑的名义就可以颠覆实在论。对实在论的颠覆需要层次性的渗透性颠覆，而不是直接跨过中间的层次性环节，就如伽达默尔的回应，“那个固执于差异的人，他站在会话的开端处，而不是在会话的终点”。（参见伽达默尔：《对话与解构》，英文版，第113页。）如果说伽达默尔还在延续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那么，德里达则对任何可能成为新的所谓形而上学的具有本源意义的“终极能指”抱有偏执，认为只有“延异”（difference）才是“非完满的、非单一的，有结构的和区分化的差异之源。因此‘本源’这个名字就不再适合于它了”。（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trans.Alan Bass［Harvester Press，1982］，p.11.）
[100]〔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101]美国人感到，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任何决策必须面向现实且快速，否则就会被快速变化的世界淘汰。参见刘华初：《实用主义的基础——杜威经验自然主义研究》。
[102]这句话的准确表达还需要进一步推敲。但无论如何，当代哲学许多流派之间即便存在差异，也不过是一个整体中的部分性差异，全部现代哲学流派才整体性地构成这个所谓的现代哲学，各流派相互之间的差别最大不过是这个整体中的部分之差而已，而现代哲学与近代、中世纪、古代的哲学相比，就像蛋糕与面包、馒头、烧饼之别，源于历史的差异表现更大。这个差异常常被忽视，今天的哲学学者不是在梳理历史的踪迹，而是像把这些蛋糕、烧饼叠加地画在一张纸上，然后看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异。
[103]〔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78页。
[105]〔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
[106]吴廷嘉等：《历史唯物论与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07]〔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108]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
[109]〔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1页。
[110]科萨特：《“全球背景下的人生故事”：以传记为方法书写全球史》，《全球史评论》（第7辑），2014年，第237页。
[111]〔法〕勒纳尔、乌勒西：《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从15到18世纪）》，杨军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9～10页。
[112]叶文宪：《历史学是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主义批判》，《学术争鸣》2007年第5期。
[113]李桂海：《史学繁荣中的困惑与展望》，《人文杂志》1989年第1期。
[114]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8页。
[115]刘文瑞：《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系统方法》，《江汉论坛》1986年第5期。
[116]〔法〕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85页。
[117]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18]森正夫：《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