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观念的层次变迁
哲学思想是思想中的精华，对哲学思想观念的历史变化进行考察是对人类思想观念变化的核心内容。传统的哲学史通常以历史上两千六百年来哲学家的思想的介绍为主，以时间顺序，并按照哲学家思想的相似性、某种前后关联进行解释。但是，在以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时，基本上把它们与其时代社会情境、历史背景的关联性分离开来，虽然也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说明，但对后者的历史发展，对其变迁线索与逻辑，对它们与哲学家思想变迁发展的逻辑之间的关联却没有做出明确的阐释。换言之，哲学史对其最根本的发生情境的历史线索缺乏研究，对两条线索的关联追究得不够。因此，哲学史对哲学体系、哲学观念的变迁发展的深度理解不够充分，有些解释不够深刻，尚未达到一种理想的科学解释。
现代哲学延续了近代认识论转向带来的革命性思维——突破传统的哲学根本结构或范式，并在语言与实践等方面出现了独特的转变。这种革新表现在多个方面或者多个层次上，从认知理性的内心一端向外在的移动就是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语言本身看似不过是交流思想的符号，却也是精神外显的窗口，精神也正通过这个窗口显现出存在；从存在理性的沉思家园——彼岸世界或“物自体”——向感性直观的外在世界转移，深邃的理性也悟出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世界才是各种人生意义、认知真理的生发层次；在超出个人的主体间性的层次上，则是社会层次的逻辑演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当然带有社会统一的规范性，表现出一种统计意义上的群体特征。但是，社会现象并不是单纯的物质世界里的简单聚合，具有主观意向性的人的社会行动才是社会研究的基本单元，因而也有“社会哲学转向”的说法。可以说，三个层次的转向是相互关联而融合的，只是从不同层次的意义上而论，每个层次都会受到其他层次的影响与冲击，在语言学转向的冲击下，这个层次受到语言哲学的渗透与融合；同时，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学结构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异质性研究，会导向历史性问题，还有个人的经历与社会的历史流变问题。
当代哲学遭遇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延续哲学传统的路数。因为，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后续研究的主要论题及其展开的可能域，整个哲学史就像一个领域不断延展的链条，既有确定性的层次轨迹，也有不确定的发展。而其中不确定性更显著地表现在问题探索的层次性深度拓展与其内在的关系中。哲学史既是一条有逻辑线索的哲学思想发展历程，也是一条在所谓“规范化”的梳理过程中不断排斥或者剔除“异端”的过程，然而曾经的“异端”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思想宝藏。就像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认知既是知识增长的过程，同时也由于规范化程序的运用而窒息其他“非规范”的可能空间与通道，无论在感觉体验中会让本来可能开放性的敏感性钝化而集中于特定谱系，如色彩感知、声音感知，甚至认知能力，都会形成一种抑制效应，从开放、多元向规范封闭的特定程序聚焦。时代变迁让我们意识到这种抑制性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差异性，由于在规范认知中无法建立所剔除的隐秘信息之间的神奇关联，而这种关联很可能克服抑制效应进而重建感知与创造力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反复回到哲学史，反思曾经被视为“无用”而遭到剔除的蕴含原创性的思想线索，更反思蕴藏深度逻辑的潜在层次。
要建立科学的历史哲学，就必须把关于历史的哲学研究置放到历史研究的情境中考察；同样，要建立科学的哲学史，也必须把哲学思想的变迁置放到历史情境的变迁之中，进而阐明其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史充满了重复“发现轮子”的故事，亚里士多德从“质料-形式”到“潜能-现实”的基本哲学范畴，就是中世纪以及近现代一些哲学理论不同版本的原型，比如创世神学理论、黑格尔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实用主义也可以追溯到那里。传统哲学已经穷尽了形而上学体系化的主要因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基本形成了成熟的版本。后现代主义与实用主义在新的层次或视界进行哲学批判与社会批判，不再寻求新的哲学体系，不过前者更为极端，主张完全放弃哲学，后者只是取消对轮子的重新发明权，而不否认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积极意义。不过，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解释体系、弗雷格-罗素的分析理论相比，后现代主义在这种“现实”层面上的哲学并不成功。
这里主要以西方哲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伟大哲学家或流派为例，展现他们的思想层次分化的历程。哲学史家梯利说：“希腊哲学从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它最初主要是对外在的自然感兴趣（自然哲学），只是逐渐地转向内部，转向人类本身而带有人本主义性质……后来，注意力更特别集中于伦理问题：什么是至善？什么是人生的目的和目标？伦理学成了主要课题，研究逻辑和形而上学是为了帮助解决道德问题。最后，上帝和人同上帝的关系问题即神学问题，占有显著地位，希腊哲学像它开始一样，仍归结于宗教。”[94]
自然比较直观而一目了然，作为探索与分析的入口再合适不过，但转向人自身行为与内心的探索也合乎情理，因为解释自然必然涉及解释者及其认识本身。古希腊智慧的思维进入外在世界、认知、行为规范等不同的层次，然而，苏格拉底过早地聚焦或沉浸于寻求至善的规定性，这也大概是导致中世纪神学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提出的原子论设想、逻各斯与心灵或努斯等天才问题与思路也中止了，没有认识论的深入，伦理学注定走不了多远；同样，政治哲学的想象没有现实层面的“技艺”支持，也只能在遭遇文明上落后部落的不断打击中演变为一种乌托邦。这不仅是古希腊的悲哀，也是古老文明早期层次思维不够成熟的表现。其他文明的核心思想也有这样的更新缓慢或停滞的现象，如中国哲学思想在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一直作为文明核心的思想观念延续两千多年，虽然在南北朝佛教传入和唐宋时代盛行的冲击中有了思想的兼容与理论更新，但终因过早的伦理学令律、凝重于现世或完全远离现实的玄虚之思，而没有在历史进程中与其他层次形成更有效的积极互动，激发出质变性飞跃的思想与历史的新层次空间。
柏拉图认为，逻各斯、法理、秩序与理性、法规、次序的三位一体既是物理世界的第一原则，也是伦理世界的第一原则，正是这种三位一体构成了真善美。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是超越时空的，或者说是无关乎某个时间与地点的。在现实的时空体系里，这是一种尚未建构起与时空相关联的超验想象，显然，这是远离现世的理智产物，却是一种面向现实世界的未展开的开放状态。就这个历史性视角而言，“在奥古斯丁的学说中，柏拉图的理念变成了神的思想。与此相适应，全部古代哲学概念不得不经历一次根本的变化”，于是，柏拉图的“分有”概念变成基督教里的“创世说”与“肉身说”。从柏拉图的开放性哲学到奥古斯丁的宗教哲学，关于层次的衍生与转换，柏拉图并没有明确的定向，但奥古斯丁进行了明确的层次定向——宗教，而从柏拉图那里借用或者继承发展了理念论的宗教性与世界性观念，这是哲学层次的衍生与展开。奥古斯丁不能在哲学上回答“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却在世俗信徒的基督教教义里给予了现实的历史性的回答。这是一个哲学从观念到现实的层次性的创造。
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体系内含丰富的层次性。在柏拉图哲学的认知层次中，数学位于更高的层次，高于感觉世界和具体事物的层面，与形而上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本质和真理。柏拉图认为数学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实体，与感官世界中的变化和多样性不同，因而数学是抽象、普遍和理性的，代表了真理的形式和理性的本质，也是一种对于真理和现实本质的研究方法。他将数学分为算术和几何两个主要分支，其中算术研究数字和数量的关系，几何研究形状、空间和尺寸。数学通过抽象的概念和推理方法，揭示了真理的本质和理性的秩序，因而是一种超越感官经验的纯粹知识形式，表达着揭示事物本质的理性精神。
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层次性更有现实的质感，这与柏拉图哲学基于数学的纯思的形而上学不同，即基于物理学的层次性表现与数学基石的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数学关注的是数量、形状和关系等抽象属性，而不是具体的实物，因而数学只是一种演绎推理的工具，用于建立准确和必然的论证。亚里士多德更关注自然界中的实际事物和运动，他将物理学看作是一门实证科学，通过观察、实验和归纳来研究物体的属性、运动和原因，因而更有现实世界各种事物具体的运行、时空现象和因果关系，也就表现出现实世界的丰富层次性，物理学也可视为支持其背后的形而上学的现象层次。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他对宇宙的结构和运行提出了一种层次化的观点。他认为宇宙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层次和领域组成的，从最底层的物质到最高层的神圣领域。他将物质世界分为四个层次：地球、水、空气和天体。每个层次都有其特定的性质和运动规律。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更多物质性话题的思想与范式之源。更深远的是，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抽象理念走向现实物理世界，这本身也是哲学的一种宏大的层次差异化，是哲学作为思想观念的历史辩证法的“摇摆”表现，它与柏拉图的数学取向以双重轨道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尤其是其核心层次的逻辑一直时隐时现地在演进中，成为新逻辑层次的衍生之源。
由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哲学家建基的哲学传统从来都是通过“调和”或总结所知各派哲学观念而构成的，就此而论，与科学技术史上的伟大里程碑没有什么不同。柏拉图建立的第一个哲学体系不是凭空而起的高楼，而是对古希腊各个哲学流派提出的看似千差万别学说的综合，并进行了超越性的革新，包括智者的意见、苏格拉底关于共相的真知、赫拉克利特“永恒的活火”、埃利亚学派不变的理念世界、原子论假说的“多”、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毕达哥拉斯的“数”和阿那克萨哥拉的“精神”等。每个学派有各种言论，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世界终极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再次在自然哲学各学派与柏拉图理念论之间进行了深层融合，特别是现实中运动的物质与超验理念之间的关系，是否暗示分离在一个更深后（meta-）层次上的不可分离，在这个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层次上，物质与性质或形式变成事物永恒的元质，动力因与目的因浑然一体。而且，苏格拉底追寻的至善被综合为全面而自然地行使人的职能——人的自我实现，综合为中庸之道：既有非理性的感情、欲望与嗜好，更有德性。
哲学史与思想史一样也是理性展开、层次分化的历程。虽然说古希腊哲学几乎提出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的问题，但认为其同时也提供了所有的问题答案，则是“崇古”思想作祟的臆断。且不说古希腊的许多回答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譬如罗素对柏拉图关于既大又小的困惑的回答），古希腊问题无论在层次数量、所涉宽度与层次深度上都远不如今天展开得充分。新的时代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与过去有本质的区别。虽然许多哲学问题看起来相似，具有同样的语言结构，但实质内容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了不同的层次内涵，意义、意义的层次都明显不同了，就像自然科学的问题一样，随着不同时代的科学范式不同而不同。因此，过于强调其相似性不过是对生活形态高度依赖于人生活范围的相似性和重复性，或者生物属性的一种偏执，而忽视了其实质内涵。但哲学恰恰要强调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不是生物性、物理性特征，而是文化特征、精神特征，但文化和精神却是深刻历史性的层次观念体系。
阿奎那为了论证宇宙的合理性为上帝的启示，把以前教会所采纳的各种经院哲学与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的概念与方法结合起来，进而与基督教思想体系中的超自然主义进行更大体系的调和。然而，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终归是两个显著不同的层次，其间的巨大跳跃绝非他简单地用“三位一体”，以及信仰-神启真理、理性-哲学真理之间的区分就可以做到的。[95]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层次不分地跳跃在跨越性的断裂层次之间，因为其认识论基础仍沿袭亚里士多德：真正的知识基于概念，概念以感官知觉为基础，当外在对象刺激作用于灵魂时，先验的知识就被激活。如果参照康德标准的三层理性、概念、范畴等认识论，我们可以看到，阿奎那在认识论上停留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阶段，当然不可能对其在神学与哲学之间的调和环节中诞生出新的层次观念，不过他的区分对哲学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哲学研究可以撇开纠缠不清的神学问题。这为后来者邓斯·司各脱等人在此基础上把一切有关上帝的问题都交付给信仰，从而为理性划出了地盘铺设了道路。
哲学史的梳理也能像外在实践一样对我们既有的哲学理论构成挑战，并激发新的思想，有的也许只有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下才可得到理解。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就是哲学，对哲学困境的研究离不开哲学史，离不开对哲学史研究的总结，就像对哲学家的人生经历的考察有助于对其思想的理解一样，对哲学史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哲学的现实状况。阿尔都塞告诉我们，“任何哲学都必然要先从别的哲学绕弯，然后通过区别和分裂而确立和说明自己的论点。实际上，任何哲学都不以其绝对存在的简单形式而表现自己（不论它自己如何认为）”[96]。这大概就是哲学思维的基本模式，因为哲学的非直观性与复杂性，我们只能依靠前人搭建起来的梯子才能上到高处，这就是哲学史的学习与考察。
马克思常常通过批判地分析其他思想家来展开自己的思想，有时为了说明自己观点的独特性，还不惜刻意放大批判对象的缺陷。不过，这种批判风格是当时许多青年黑格尔派非常流行的方式，因而是个时代特色的问题，“大多批判是做无谓的细致的分析，并故意把对手的文章观点歪曲到荒谬的程度”[97]。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对哲学内部的各分支进行考察与批判。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的传统，这个传统甚至比近代科学的继承性发展模式更加古老、深远，因此不能离开古希腊哲学的源头，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恢宏而影响深远的哲学之思，来谈哲学的历史变迁。当然，由于哲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在辩论过程中进行的，每个关键的辩论节点都是思想的新层次萌芽。例如，休谟对康德独断论的惊醒，更宽一点说是洛克、休谟、莱布尼兹、斯宾诺莎等人相互辨论的独特观念催生了康德对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又如“德法之争”，伽达默尔施展其阐释学辩证法的魅力，而年轻气盛的德里达尽管以解构论力图摆脱这种强大的“善良意志”旋涡，但是，主张非同一性和差异化的解构论诉求本身是否也是一种要求理解和认同的同一性诉求？
毫无疑问，置放在宏大的哲学洪流中，诠释学与解构论具有更多的相同或者相似性，而非对立。[98]诸如“语言”等一些重要的共同要素构成的层次表明，现代的哲学之争常被夸大，其实不过是更细化层次上的微观差异。换言之，哲学已经能够在体系层次上拥有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意见，譬如，再提唯物唯心之别就断然不是近代哲学之前那一种层次的意涵了。看！沸沸扬扬的“不可能的对话”双方都号称继承了海德格尔，所讨论的是签名与“尼采”这个名字的问题。[99]
一个恰当的哲学科学化教程其实只需要讲出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好了，但是，对此我们还没有形成共识，也许有人会说黑格尔体系最为完整庞大，是否可以作为教程呢？不行！因为，其中固然几乎无所不包地涉及最根本、最重要的哲学话题。但是，有些结论与推理是错误的或者说现在已经没有说服力了。而糟糕的是，没有产生更有说服力的庞大体系，只是在针对黑格尔体系的一些漏洞或者深入的方向产生了更有说服力的成果。例如胡塞尔在先验意识现象，以及海德格尔在生存现象方面的深入探究，但是他们都没有提供一个总括前人成果的、体系化的解决方案。
我们或许可以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轴心来定义近五百年来的哲学主线，因为，以他们三人代表的论题为科学的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形成了逐级提升。这条主线逻辑几乎内在地卷入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问题，那么，这个轴心可以被视为整个哲学史的基本范型。即便你不直接去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可以在这条主线里发现并讨论他们的根本问题。换言之，他们的伟大贡献已经被主线吸收、包容进来了，而对于没有明确说明或包容的，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是含糊涉及。
那是否可以直接以黑格尔哲学体系为基准呢？康德哲学显然是黑格尔哲学包容不了的，虽然黑格尔号称包容进去了，但实际上没有，反而是包容进入的部分又被冲破了——运动总有静下来的时候，让人不得不“回到康德”，康德的先验知性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如果单单谈论知性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以康德哲学为基准，再进行一些非实质性的修补与封装就可以拿出一个具有科学性的哲学小体系了。而且，在这个领域或者层次，笛卡尔以及之前的都可以包容在康德的理性分析之下。也有人就走得更远，如怀特海，认为似乎一切都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但是，柏拉图的理念、共相，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潜能与实现、隐德莱希等不是在康德、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比他们自己更清晰、更合理的论述吗？我们当然不能以“心理移情”的方式还原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言所想，但能就其文本所获取的哲学意蕴最大可能而言，似乎都已经得到了明晰的探讨。
可能有人会说，这么说来，康德、黑格尔构造出的哲学体系已经基本代表了整个哲学体系的集大成，笛卡尔难道就没有哲学史上的地位吗？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裂缝，那恰是笛卡尔的特殊贡献，而且，笛卡尔又是近代哲学的开山，作为一个近代哲学的代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代表了近代理性派。他与康德之前的一系列哲学家的争论都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直接理论前提。
哲学史的层次展开也是随人类历史的大潮而波动的，归根结底也是时代精神的层次性展现。假如把哲学与科学技术作为历史中两个相互关联且博弈中的层次来看，由于哲学独特的“超凡脱俗”品质，它一方面在历史的黑夜犹如一丝光亮引导人类寻求光明；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技术爆炸的时代，却又表现出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观念滞后与保守性。如果说康德哲学是呼应了时代，既进行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综合，也为新起而蓬勃发展的近（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哲学与知识论的基础性辩护，完美地实现了哲学的历史使命，因而是伟大的时代精神。那么勿庸置疑，哲学在此时建立起最好的历史成就与荣光。如果说科学技术与商品文明是人类特有的创造，在人类创造历史的逻辑层次上，时代精神转向科学技术与商业精神的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应当聚精会神于“学科分工的时代精神的触角”，深入每个学科之中并与之前行，直到下一次哲学大综合的呼声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换言之，时代精神的聚焦点应当从思辨的哲学与精神科学转向科学技术与工商业的实用层次。
但是，真实历史的后来发展是如何的呢？最伟大的体系综合者黑格尔哲学很快出现了，就如费希特的直观主体与谢林的直接把握的绝对催生出来似的。黑格尔思辨哲学当然没有“直接”——如果是同样的“直观”，那么在我看来可能历史效果更好。因此，假如真是那样，那么“综合”不过是一种“直观”哲学的宗教表达，以替代宗教改革后逐渐退出思想领域的信仰残余，起到一种时代性的桥梁作用，但难出现真实的黑格尔思辨的绝对精神哲学，并引起后来的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等直接的思想浪潮——这些浪潮极大地改变了人类领航的时代精神的基调，不是康德的平和，而是激烈的自由与革命精神。简言之，黑格尔哲学的大综合以及作为其某种对立面出现的巨大思想浪潮，让人感觉有些“时代性的超前”——它是哲学思想上的时代产物，但还不是现实世界的时代产物，是德国哲学精神的进一步远离现实世界的精神高峰，即便对刚完成的法国大革命、双元革命而言，都有些超前。正是这种超前，使得黑格尔自己面对现实世界的变化时，有些手足无措，故将1814年的拿破仑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是理念哲学向世俗力量的鞠躬。
与真实历史层面上的现实世界的状况相比，这些激进的浪潮的确有些“超前”，它们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呼唤全世界舍弃陈旧的思想。但世界的绝大部分人还在衣衫褴褛地为浅度的基本生存挣扎，还未曾沐浴到刚刚显露出来的科学技术的物质解放的曙光。黑格尔的这种远离，在这里形成的巨大裂缝，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思想事件：马克思对资本的逻辑演绎，把商品紧紧绑定在制度上的分析，把资本也紧紧绑定在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上，并简单化地把世界精神在理念上的推进直接投射到现实世界，造成了与英美差异的另一半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半个西欧大陆，但几乎覆盖了整个东方世界（俄中与东欧），进而导致两个世界的进一步分裂与更多、更大的断裂地带。——当然，这是现实形成的一种负面效应，并非其原主张者的罪过。这种远离，还引发了哲学中的分裂，如尼采与存在主义者、欧陆人文精神之间。后者对科学技术的生疏发展到天然的偏见与排斥，这与英美的科学精神相背离。然而，当下仍然是科学技术与资本自我修正之后的蓬勃发展，这是另一半世界的光芒四射。尼采、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叔本华的情感意志主义，对黑格尔唯心存在论皆有颠覆性的反思，虽然在最能贯穿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时间问题上还是没有更清晰的理性阐明。当然，语言分析、数理逻辑的运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澄清哲学概念与判断、确定意义单元等重要方面把哲学研究的工具箱进行了一番比较精致的清洗，这也是健全的哲学体系建构的必备条件，并且以后现代主义为旗帜渗透到哲学各个层次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