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下的历史研究与实践
无论如何，当代历史理论与历史实践的哲学基础不再是思辨理性或者分析理性，而是经过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以叙事主义为主的历史哲学。当然，它自身并不是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问题聚焦的指向，针对历史文本的叙事风格、表达形式本身，是一种时代精神的特征性表达，而非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意识的整全构成。换言之，历史文本只是历史整体的一个方面，其相关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层次而已。其实，就如有学者所说，“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以其对于历史文本特性的高度敏感，对历史与文学、事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重新勾画，一方面动摇了传统历史学的根基，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提供了新的契机”[54]。
当下语境中的历史研究不仅跳脱了传统历史整体视域，并对这个整体进行了层次性的细化分析，分解为语言、修辞、历史本体、历史叙述、历史认识等多个既相互关联又有一定独立性的层次，而且在一个新的特定要素所关涉的层次上展现出历史理性的新空间与历史探究的新视角。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这种时代精神重新纳入包含传统历史视域在内的整体观的历史理性来进行审视。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55]，我们又经历了一个历史理性的时代精神而获得了一种新的整体观，它辩证地纳入新的内容，重建了其内部的层次结构，历史自身的潜在要素也显现出了其历史作用，因而可以进行理性回顾了。而且，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视角既是现实的，又兼有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因此，这种整体理性的冲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令人向往的人类理性的独特品质。安克斯密特指出：“我们敬仰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梅尼克或者布罗代尔这样的大史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事态描述的准确，而是因为他们对过去的很大一部分提出了全景式的解释。”[56]历史的意义在于其完整性，而非局部或片面的意义。
每一次时代精神的回顾反思总能揭示出一个新的理性层次，对于历史哲学而言，历史理性又会进入新的境界，并发掘出历史的新层次内涵。历史理性的境界表征我们对历史的理性把握的深刻性，而所谓“历史层次”，目前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概念或范畴，倒是在语言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考古研究中被频繁使用。其意义在那里就类似于“文化的层次”，与日常话语的意义一样，例如，“口语、文字（书写系统）和高级宗教分别代表了古代文化发展的三个层次……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将自己多元的基层文化与多种外来较高层次的文化有机地结合”[57]。这些情况下的层次是直观的、明确的，就如地理学的地层层叠，是分时间段出现的不同现象的叠加，即便没有实物般的直观性，也是容易理解的。历史却不同，历史中的诸现象并不直观；有的历史现象具有明晰的层次表象，例如历史叙事文本中生动的战场描述或用滥了的帝王驭臣术；有的历史表象则没有那么清晰，甚至连层次结构都很模糊，如用历史理性进行表述的中国王朝更替现象，或者对历史现象的强规律性的语言表达。在这样的语境下，有理性参与的，尤其是对历史现象进行过反思的各种历史解释则相互纠缠，难以进行层次清晰的划分，因而其中的历史层次性还不如历史理性本身那样更为清晰而被普遍接受。
在语言分析的时代之后，与思辨历史哲学逐渐式微相伴随的是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如德罗伊森所指出，历史哲学的兴趣不是客观历史，而是认识与研究历史的逻辑本身的法则，这其实不是对思辨历史哲学的整体否定，而是从其所聚焦的所谓历史本身的一个层面转向另外一个层面，转向人们是如何认识历史的这个更加隐蔽的层次。如前所述，语言在作为独立的层次之前曾经被认为是透明的，而今向我们展现出其内在的丰富逻辑与结构，这也是历史研究的层次性深入的效应。如果说狄尔泰、柯林武德、克罗齐等批判的历史哲学家针对历史认识论的哲学思考，仍具有传统的人文关怀的整体主义，那么，分析的历史哲学则具有更显著的当代特征和独立的学科性。沃尔什和威廉·德雷区分了“思辨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曼德尔鲍姆提出了“形式的”和“质料的”历史哲学之分，阿瑟·丹托用“实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来进行标识，艾维尔泽·塔克尔主张“史学哲学”的研究[58]，艾尔克·鲁尼亚则反对把历史哲学与史学哲学相等同而缩小历史哲学的范围，并提出一种所谓思辨的、实质而肯定的历史哲学。[59]
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包括亨普尔的历史覆盖律模型与德雷的逻辑关联论证。人们通常把亨普尔1942年的《普遍规律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当作当代分析历史哲学的理论独立地位的标志。它一方面在历史上表现为鲜明的层次性，从传统的人文关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不丧失与其他层次的逻辑关联，而是以自然科学的解释理论为原型，与自然科学建立了学科属性的关系，进而凸显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层次特征。分析历史哲学试图就历史的规律性表征进行逻辑的探究，因未能产生有效的成果而落入公式化的宿命；但其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的关注却引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对历史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差异性认识得更为深刻，而且衍生出许多细化的层次，例如历史认识的不同环节与层次、历史意义等问题，启发了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思潮。
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则是语言转向之后对认识论历史哲学的一种反驳，代表性人物是海登·怀特，他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开启了历史哲学从历史本体层次到历史认识层次、再到历史叙事层次的层次转换，引发了叙述主义历史潮流。这种转换也是历史研究的层次深入，后一层次总是比前一层次更隐蔽，因而其揭示也就更艰深。虽然常常被误解为走向了更加片面的研究方向，但如果我们重新纳入被暂时搁置一边的其他层次，将其放置到前提性的历史整体视域，反而更能理解这种层次性深入实质上是纳入了之前的各种层次的研究成果。它并不违背时代精神总是对之前所有时代精神的综合与总结的原则，尽管它会标榜其关注与聚焦的专门层次。而且，要把历史研究、历史叙述与语言哲学的成果都关联起来，如果没有思想整体观的原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怀特援引语言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理论的资源，从编年、故事、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不同的层次，对历史叙事性的话语结构进行了层次分析。他还把历史叙事概念化的三个层次与历史解释的审美、认知与伦理三个层次进行了对照分析，试图揭示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怀特提出的后现代史学主要是针对传统史学理论的批判。它是一套在阅读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时，为了要将它们看作是历史反思的表现形态而所需要的有关历史写作的形式理论，其目的在于实现对史学著作从显性层到隐性层的理解和转换。
安克斯密特在综合认识论历史哲学与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之后，明确提出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的层次性区分，这里的所谓层次表明它们针对的都是历史这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历史研究包括了分析学派与系统学派对历史认识的各种见解，但历史写作作为独立的历史实践也是历史的重要一层，这显然是对历史文本所含丰富层次性内容的确认。安克斯密特甚至进一步提出叙事实体的概念，认为它具有在研究范式中取代历史本体的地位，或者说，它是一个独立的历史本体层次，以消除想象历史本体、历史真相之类的各种猜疑或带来的困境。当然，是否真的能如奥卡姆剃刀一样消除历史本体，还有待对历史叙事与语言的透彻理解。然而，作为一个非独立的历史叙述层次，归根结底仍是用词语来表达的能指，而非历史所指向的与外在世界直接关联之物，那不仅是一个在抽象的语言层次逻辑里的词语或者观念，而且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外在世界。其实，如他所说，沃尔什的所谓“总括性概念”诸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让历史学家能够将很大范围内的不同现象纳入同一个名称之下”[60]，这是基于历史文本、历史叙事的层次逻辑内部的看法。对历史研究层次的屏蔽或排斥，会导向历史虚无主义。但他关于历史学家叙事语言的语义分析，仍然为语言转向后显现出来的历史叙述层次的逻辑所描述，因为历史写作的实践在存在论意义上具有先于历史研究的层次优先性，是它在创造着历史研究的文本。
反拨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取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它认为叙事主义点出了传统历史哲学的问题，但自身的理论建构性不强，无法深入，只是围绕海登·怀特与安克斯密特的思想转圈并不能替代历史哲学的发展。而且，就连海登·怀特与安克斯密特他们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在不断对叙事主义本身进行反思，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对鲁尼亚的所谓“在场”观念抱持积极看法。[61]
在当代语境下，层次观念追求历史解释的宽容，让历史规律显露出来，或使历史叙述的方法与效果更有针对性，因为总有一层是能够与读者共情的历史叙事，从而也会有更多的历史规律的运用。历史规律性首先表现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解释上，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基本矛盾驱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概括。当然，马克思（在涉及唯物史观时也包括恩格斯，下同）对历史规律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先是不考虑时空限制的普遍性，后来注意到特殊性与重复性的时空范围，进而把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限定于西欧，甚至在晚年致查苏里奇的信中谈论所谓“历史的不可避免性”，这意味着马克思对历史规律观的关注点从重复性转变为不可避免性。[62]
与西方史学相比，中国对历史研究与叙述的观念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起步较晚，但在近一个世纪内也取得丰硕成果。历史的观念向现代的变迁很快，而且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各种思想流派，最重要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与坚持。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后与世界史学的再次接触而活跃起来。现当代国外各种史学流派，除了苏联的计量史学，还包括德国文化形态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美国新史学等，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理解一道，开拓了中国当代历史观念的视野，也能够更加科学而客观地对待历史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当代思潮，在具体研究中从宏观历史到现实的微观研究，从方法上的思辨到实证研究，展现出广博的历史研究谱系。
与此同时，对于历史理性、历史观念、历史哲学的探索，更多的还是在哲学界或具有历史哲学观念的史学理论研究中。例如陈启能辨析并区分了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内涵与研究对象，其中历史理论是有关历史哲学的宏大理论，而史学理论则有关历史学的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的研究。[63]两者都是历史研究的不同层面，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当然，有关历史观念的思想更多是历史哲学的理论，赵林对西方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与信仰进行了历史性考察，从而解释当下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理性与信仰共存的现象，“基督教信仰已经与科学理性形成了一种并立和互补之势。基督教信仰不再是反理性的，恰恰相反，它经历了启蒙时代的洗礼，成为对科学理性的一种重要补充”[64]。因为，理性经过非理性运动、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已经具备了超出原有狭义理性的理解能力，能够兼容超出理性之外的悖论现象，包括保留信仰曾经拥有的宗教性质。同时，宗教信仰也经过理性精神的洗礼消除了原有的独断，不再是反理性的。这也是一种对传统历史理性与信仰的分化理解和层次性的发展，使得我们的思维更加健全，能够兼容曾经不能兼容的矛盾之物。
中国学界对历史理性的探讨呈现出一种层次分化的状况，对历史的观念日益丰富，进入了历史的深层逻辑。刘家和认为历史理性可以分别理解为“历史的理性”与“史学的理性”，这深受黑格尔的“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65]影响，把历史的理性归属于历史本体的客观理性，而史学的理性则是历史认识论的主观理性。这个层次性的分别是对历史研究的一种层次深化的明确表达。刘家和进一步借用中西对于“理性”的词源考究而对其内涵进行实质的扩展，将包括中国古代探究事情之所以然的道理都算作理性。[66]这虽然区分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意识与西方逻辑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反驳了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理性的说法，但恐怕有别于黑格尔的理性本意。
当然，更重要的不是对于黑格尔，而是对于理性精神的基本传统的理解引起的模糊化与歧义，[67]相对的，彭刚所说的“历史感”这个词语倒是更适用于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与历史探索，类似于感性认知，“对于人事变易无常的意识、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异同的敏锐感受、健全的历史观、开放而自我克制的历史想象力、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的结合，都是历史感在史家史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68]。这更似渗入马克思所谓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有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环节的意涵，给历史感以足够的丰度，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历史理性也就是不同的层次了。但如果说历史感是历史理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则似乎又回到了康德有时不分感性与知性理性的情况。陈新在对历史叙述的探究中把历史理性的具体表现按日常生活的一些原则来解读[69]，这显然是对历史理性的具体层次的深入，当然，这些具体原则究竟按怎样的法则或层次逻辑参与历史理性的运作，则另当别论。
的确，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对“理性”概念进行历史演变的考察，就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所揭示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体现了人们理性精神的不断变迁的历史，而历史也在不断被理想化。[70]这样的历史通常表现为更多的内容、更宽阔的视域。然而，就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1]。但这个目的却并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与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所给予的。
在有关历史层次与历史理性的相关研究中，近些年中国学者表现出对国外学术观点与思想思潮的积极态度，快速吸收其思想，为历史的观念在国内的传播与探究完成了基础性的准备工作。有的还能阐发别人所未能阐发之处，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主要表现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中国传统历史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的解读上。例如，侯建新提出“中西文化比较要有历史层次感”的论断；李治亭谈及历史研究的层次问题时，以明朝灭亡为例进行分析；庞卓恒结合国内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实践，探讨了历史运动的层次与比较研究的层次性问题。[72]但他是在马克思基于劳动创造人与社会的唯物史观视野下论述的，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
更多学者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从社会经济、政治等不同方面，以及世界史不同民族、国家等不同维度形成的立体性层次探讨了历史的多样性内容。[73]韩震基于理性精神对社会实践的积极作用，对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理性活动中体现出的实践理性进行了历史性的诠释，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各种非实践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倡导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寻找这个特定历史实践中的理性价值观。[74]赵敦华认为：“理性可以被引入世界历史，呈现为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是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中介。但是，理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并不是一个根本的范畴。马克思关注的是理性的现实基础、社会条件和实际作用，而不是理性本身的纯粹形式和内容。”[75]还有学者从“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入手，分析历史理性的建构及其对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解释效果，如邓宏图认为，“新古典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在逻辑上是同构的，均指个体寻利的心理动机，都无法解释人的行为选择的道德伦理基础。习俗、惯例、承诺、同情、异化、道德伦理谱系内生于历史长河中，浓缩了人类选择所依照的、许多不假思索即可方便实施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外化成了道德律令，更多内化在人的心智结构、情绪、思维过程和潜意识的自发作用机制中，与寻利的‘理性’动机一起决定着人的行为，并扩展为‘历史理性’。它在历史中形成，由历史检验和解释，合于历史演进的自然秩序”[76]。
总的说来，中国史学界近些年取得了许多成果，也针对我们独特的历史材料在历史观念的许多方面有所创新，包括在新全球史等历史整体的观念上，在历史的宏观观念与方法论上，学界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传统历史材料进行了重新解释。例如，吴于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世界横向发展”的历史观念，完善了世界通史的编写范式，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的转型和欧洲经验的局限》从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等三个层次对比研究了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模式。但是总体而言，在系统的历史理论方面还需要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史学观念，实现更多的历史观念的突破、形成更完备的历史理论以及更多有特色风格的历史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