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层次的评价与文明度量
一个社会作为整体所具有的成熟度，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危机面前，可以理解为整个社会在危机应对时的理性表现程度，表现为社会与公众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它是公众配合政府战胜危机的重要保证、力量源泉及宝贵资源。具体而言，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具有适合的社会成熟度表现为：一是危机情境下的参与者（包括受害者、反应者和参观者）能够克服自身的心理危机、恐惧情绪，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能力；二是危机的反应者能够及时有效地找到应对危机、处理危机的好办法、好策略并付诸实施；三是民众（包括受害者和旁观者在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战胜危机；四是整个社会的公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例如，当今世界各种危机频发，各国在面临危机时的不同表现体现了各国自身的社会成熟度。与日本、韩国、美国民众的表现相比，中国民众在“非典”危机时（特别是危机前期）的表现显示出中国的社会成熟度较低。[43]面对未来社会各种不可预测的危机，要成功应对的除了相关危机应对的策略与方法，更基础的社会建设是，培养现代社会的公共意识、公民集体意识，如此才有社会责任感。公共意识的背后，是在现代化之路上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国民素质大考题，当我们自豪地宣称“用一百年走过了欧美国家三百年的路”，也应该更深切地记住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的论断：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应仅是经济现代化，更应当是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44]
一个社会作为文明实体，如果能够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与外交等各层次都有稳定而快速的发展，才是成熟的；如果能够在其所涉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配置各种资源，如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人才的智慧力——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谈论文明的历史，那就可以说它具有最高的成熟度。
显然，文明成熟度的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因为不同历史时代的背景不同，一个文明实体面对的世界也就不同（所知世界、所在世界也是有差异的），参照系也不同，评价自然不同。古希腊文明虽然是人类文明历史的天空中最璀璨的明星之一，但在一种竞争性的对比中，它并不比古罗马文明更为成熟，它并没有最佳地配置可用资源或者发掘潜在资源，在文明的未来价值指向与文明的生存延续之间没有更好地获得其历史条件允许的可能平衡。当然，这是后世通过反思来进行的评判，而对于古代社会来说，本来就鲜有成熟的文明实体，这不仅因为古代文明实体最终都灭亡了，还因为其都未能产生一种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他们甚至还不能有效地解决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古罗马在权力继承问题上不够成熟，在大众政治上也是如此，没有让广大人民参与政治工作，面对危险时不能建立起大众的忠诚。中国明朝、清朝，还有印加帝国等皆是如此，未能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这可以称为文明瓶颈。他们不能克服这个瓶颈，是因为全体动员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武器技术的升级。前者虽然在古希腊就有，在一个阶级中建立了普遍的公民意识，但它没有后者，而且前者也只是在一半人口的一个阶级中建立的；中国古代的宋朝曾经拥有后者，但它不能在前者上有所作为。
跨层次的社会才可能是文明的、成熟的，因为有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复杂多维的生活，才有弹性的社会，因为一个维度上的破坏并不能够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崩溃，而是可以转移，例如宗教信仰，又如儒家的成功在于多一个维度。多层次的社会才能产生并宽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批评性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成熟度表现为对时间的支配：是否在创造出新的社会层次、生活层次、价值层次（包括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层次）。是否可以建议一个社会成熟指数的标准？这样就可以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方面情况、人权进行评估，抽取一些因素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数？这样的话，即便一个社会A与另一个社会B同处一个历史时间点，也可以区分开来，这个指数显然不是GDP，可能更多的是科学技术、民主政治指数、人文道德、家庭和谐等几个不同的方面与层次。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七个幸福层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幸福的标准，人们也试图进行可量化的运用，例如，社会满意度或者社会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已经被社会学与相关研究所运用。按照人在社会中活动空间的层次划分，相应的也有宏观层次上的人对社会整体的满意度，对客观居住的生活空间里表现出来的社区生活与人际关系的满意度，还有微观层面的个人工作与家庭幸福相关的满意程度。相关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
中华传统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展现出高度的辉煌灿烂。中国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是儒教治国的一根支柱。“有教无类”，虽然士成为高于民的一个精英阶层，但其成员可来自下层民众，保证了民众通过教育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制度性渠道，而且这个精英阶层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社会交流的作用。这一点与西方封建制的中世纪有很大不同，被韦伯等人高度称赞为保持社会生命力的流动机制。中国传统文明的文明价值空间比起古代文明（埃及、两河与印度）来说，还有更多社会空间的层次衍生。所谓层次衍生即在既有层次上衍生出异质、独立或具有本质性不同的新层次，常发生在异质性的层次碰撞，例如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古希腊内部由于城邦之间的某种异质性，或者丰富的多层次相互之间的碰撞，激发出某个层次上的充分发展。
异质文化碰撞而诞生新层次的一种模式：一个文化提供成熟的材料与记录；另一个文化提供与这些材料具有相融性的思想。两者结合就能够产生新层次。一个新的层次不是毫无根据地产生，而是在已有的层次上，从其“旁门侧道”生长出来，而且经常不受待见，因而在原有层次的逻辑或其上级文化的背景下，是难以发生的。但是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下，新的层次却可能是其主张的、追求的价值取向，其文化背景自身并没有这样的传统与材料，却可能有思想观念。一个例子：希腊人在巴比伦人的天文观察基础上，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展开了探索：数学模式——天文现象的重复性。而这对于巴比伦人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文化根本就没有展开这个层次。然而，两个层次都共有一个相同的起点与基础：对天文现象的“规律性”的观察、记录，以及方法。中国儒释道、士大夫科举制度，甚至宋朝引入的高产水稻、唐宋的诗词、明清的小说、元朝的戏曲等都是社会生活空间的层次衍生。
然而，联想到中国传统社会各王朝内部的明争暗斗、钩心斗角，实际是“内卷”——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模式，或者说一种解释范畴。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历史价值的空间展开，只能在儒家开创的“现实文人士大夫”为士的价值空间中进行搏斗，这个空间对于大中国传统士大夫来说是太小了。换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缺乏理性精神开创的各种学科层次的空间，甚至也没有宗教信仰的价值层次，因而就只能在比较单一的层次空间中缠斗。中华传统文明达到了“内卷”的瓶颈状态，汉朝末就是瓶颈的表现，接下来是民族大融合，带来了外来民族的开放性层次：到隋唐的科举制度（开放性）加上诗词的开放性、佛教的宗教信仰社会大众新层次。宋朝的层次性是：水稻生产——科技的相互激发带来社会生活的提升，教育的上层“普及化”带来诗歌文化从官——上层的世俗化。这也还说得上是新层次的开创。然而，宋朝始终未能产生理性精神，既没有从技术到真正的科学，也没有在儒道应对佛学的挑战中开辟出更高的哲学层次，而是内卷到宋明理性——这是一个传统儒学的变型，不是更高、更新的哲学层次的开辟——它没有与科学技术形成层次性共振关系从而走向理性精神的层次。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精神到此基本耗尽，或者难以出现新的有生命力的层次衍生。从元、明、清的层次开创相比当时欧洲的历史发展可见，再一次重复了汉末的民族融合这个社会大层次——这受制于传统文明非世界历史的层次性特征。
而古希腊创造了世界各种文明中唯一的理性精神传统，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与波斯帝国的对抗中已经表明，古希腊的层次复合型占有显著的综合文化优势，仅仅在军事-政治方面尚有不足的表现，或者还没有自我意识到这个统一的问题——这表现在征服活动是受到波斯激发而产生征服意识，并反过来征服了波斯。当然，在社会化层次上，古希腊由于技术的原因还未能、也不可能有历史性的推进。应当说，古希腊文明与社会状况的类型从地域来讲是比较完善的，从复合层次的方面来说，比波斯完善——波斯太军事化了——不过这还要看波斯帝国的层次性方面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希腊波斯的对抗表明，现实的军事-政治状况不能提供充分的时间去演化，或者说这种军事-政治的对抗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式。希腊最终失败于罗马的军事-政治统治表明，古希腊文明在这个军事层次上的逻辑仍有缺陷，不能在长达三个世纪的历程中得以演化，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对于古代世界的文明缺乏足够的技术或者在没有取得技术突破的情况下，是存在各种文明的系统性漂移可能性的。不过罗马的确表现出了更强大的军事-政治能力，因为偶然性是不会持续几个世纪的。
社会成熟度还表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例如社会层次变迁过程中是否体现出社会公平正义，在当今时代有个基本的指数基尼系数是反映社会贫富阶层分化的尺度。一个社会在发生比较激烈的变化时，能够承受一定的社会代价，例如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仇恨与不公平，但对这种代价的承担不可长久，如果超出了一代人的时间尺度，则会带来显著的代际不公平问题，因为对那牺牲的一代弱势阶层的人来说，其生命基本价值没有得到作为人本身目的性的尊重，从而对于社会整体与价值教育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抹杀的缺憾。[45]当然，所谓“牺牲”的尺度会随着时代、社会状况、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等不同的方面而不同。从数据上看，中国甚至比美国的贫富分化更严重，因为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于中等收入层，奉行比较严格的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财产的分布通过税收得到了一定的调节，贫富分化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因此，我们要发展经济、新的产业，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层，以经济杠杆调节社会收入，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防止灰色收入，严格执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要特别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继承税，建立包括城乡在内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达到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公平。[46]假如考虑到改革以前存在一种集团分层现象，也就是说社会阶层的划分不能根据个体对资源、权力和财产的拥有状况，而应该根据人们所工作单位的性质、单位的级别来确定，那么单纯由基尼系数来表征改革开放在社会阶层分化上的缺陷有失偏颇。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化是一种多层次的、相互关联的分化，它不仅表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也表现在城市中的单位之间及居民个人之间，而城市的个人分化是以单位为边界的集团性分化，它导致众多利益群体的出现。[47]
概言之，文明社会的成熟在于，一个文明社会实体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与外交等各层次表现出的综合稳定而发展的态势，亦称为综合成熟度或层次成熟度。现代世界文明从整体上来说显然比以往的任何文明更为成熟。而社会不成熟之处表现为，文明社会层次之间的弹性——文明层次“市场”（借用马克思世界市场的概念）的不完善，虽然在经济等层次内实现了有效配置，但层次之间的“能量交换”（对应于世界市场上的普遍交换）缺乏文明制度性的规范，例如，知识与经济要素之间的兑换不够畅通，一个拥有亿万财产的人无法实现财产向文化要素的“能量”转换，反之亦然。实现层次超越[48]的通道被阻断，就会重返原有的传统政治游戏主导的逻辑层次。
韦伯说：“由一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实行政治统治是危险的……但更危险的是那些已经开始掌握经济权力从而跃跃欲试期待着接管政治统治权的阶级，却未达到足够的政治成熟以掌握国家的航向。”[49]韦伯的担心被德意志民族在希特勒上台后带向纳粹军国主义的历史不幸证明。在韦伯看来，一个民族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外在的军事或经济表现，而在于内在政治的成熟。落后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是缺乏一套让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国民在各方面的利益与诉求会越来越出现层次性的分化，文化也走向多元化，而政治是团结一个民族国家公民的基本社会装置，如果不能与此历史发展趋势相适应，自然就会被历史发展所淘汰。由此，韦伯确立了对于民族国家而言的政治成熟标志是：大众民主制度。它能够形成高度的凝聚力，通过全民政治教育达到国民“责任共同承担的民族习惯”。
随着世界的发展，由于政治社会的复杂性与层次性结构，衡量政治成熟度的标准还可以从几个层次上展开：首先是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层次的变迁；其次是政治实践中利益集团与大众的有机互动关系；再次是政治制度民主化与法治化的保障；最后是思想观念层次上的大众公共政治理性。忽视任一层次对结构性整体的关系而偏执于某个层次，都难以实现现代政治的使命，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对不同层次变化引起的效应要有成熟的理论认识。例如，网络时代自媒体的兴起，产生了“工业党”等有一定政治意识与文化自觉的网络群体，而且，经济发展也带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些方面与技术、信息化带来的社会空间转化，都给政治生活带来新的变革诉求。这些网络群体也越来越关心国家前途与未来发展，包括中美关系、乌俄战争等当前重大政治事件。如何把新兴群体的积极政治热情纳入有序的政治逻辑，也是社会政治成熟的所在，甚至包括对各种异己力量批判与监督行为的宽容。应该让所有公民都有合适的政治表达空间与渠道，现代政治生活也是人基本生存空间的一个重要维度。
政治成熟离不开文化的引领与培育。文化的成熟也是一个民族强盛的软实力所在。一般而言，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装置等三个方面，其中社会文化装置既有物质属性，也有精神属性，例如教堂、法庭与图书馆等。更细致的文化分层中，物质层次从外在表现而言最为活跃，例如高科技的文化产品及其平台之上的文化交往活动；而理论与制度层次是上层、权威的因素，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心理层面的文化如民族传统文化的惯习等，相对来说变迁比较缓慢，常常伴随一代人的整个成年时期，又由于代际心理更替隐藏于家庭与基本社会结构之中，具有深度的保守主义特征。因为文化各层次之间有显著差异，且广义的文化内涵宽广，文化的成熟在于其因时代精神而变迁的成熟节奏。近年来，文化人类学家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整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它反映了文化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并得到普遍接受。合乎时代精神需要的文化哲学应当回归人的生存境遇，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的丰富多样性，不同文化的历史发展多样性，这样的历史才能被诠释为充满文化创造力的人的历史，这样的文化才能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存空间，为未来科技条件下任何可能的“元宇宙”提供文化的空间架构。
科技的成熟首先在于科技观的成熟，即一种与社会文化相契合，有道德观照的、历史感的科技理性。最近出现的ChatGPT给人们带来了未来科技社会的难以预测的潜在风险，而这不仅超出科学技术专家的认知，甚至也超出当下人类思想界的认知。假如真的存在“奇点临近”的趋势可能，那么对科技观形成基本的社会共识是当务之急了。事实上，科学技术活动都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政治与经济语境中进行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双向而层次复合的关系。科学本来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事业，但在通过技术与社会交换能量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社会资金的支持，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规模性发展，科学实验和课题不是单个科学家所能够独立完成的，科技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高端芯片的完整生产是全世界共同的技术产物，绝非某个单一国家所能够完成。
更重要的是，最大范围的合作拥有最大的合作效益，这种效益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本身，而且体现在经济效益上，更体现在对人类社会最大共同体的形塑提供了具体的现实路径。在理性精神不够成熟的社会，科学技术常受到社会政治层次的控制或影响，例如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理论开启美国生产核武器之门表示悔恨。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整体来说，科学家的选择空间是狭窄的，科学家也没有足够的理智与时间来应对这种看似能够体现其意志但实则艰难的选择。但成熟的社会不应让科学家受政治层次的把控，并同时为自己科研成果的政治属性负责。在科学、技术、社会的复合层次结构体中，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问题一样都会形成挑战，都会让复合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出来，根据层次性的社会结构、社会历史发展的层次性来理解与划分相应层次的职责。不仅在科技伦理的层次上需要理性的规约，而且在科学技术研究与探索的层次上，也需要有社会整体层次的基本观念的渗透、必要形式的公共监督与参与；成熟的科技理性需要把狭义的职业化的科技实践纳入社会公共的空间中，进行包括社会规范、伦理与政治等多层次参与的重构。就如拉图尔所说：“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自然和社会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实践就是科学和社会的居所，两者之间的空间在持续地建构、解体和再建构。”[50]这种历史性的融合实践本身就是成熟社会的现实保证。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9页。
[2]〔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4]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5]〔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6]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7]邓晓臻：《社会分层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8]〔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10]事实上，纯粹的单个家庭是不可能构成完整的社会形态的，但一个社群（原始氏族、家族群体）却是可以的。因为一个维系社会延续的基本人口数量至少要在500人以上，这显然超出单个家庭组织。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但不能单独存在，因而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层次，而且从历史上来说，最开始的社会基本组织未必是基于偶婚制度的家庭，而可能就是一个氏族部落之类的社群。
[11]Andrew Gamble，“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3（1995）.
[12]〔美〕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赵佳苓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
[13]〔美〕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等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4页。
[14]转引自默顿：《论理论社会学》，何凡兴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15]〔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160页。
[16]蒋大春、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45页。
[17]〔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19]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45.
[20]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55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22]〔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序言。
[23]〔法〕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册，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1页。
[24]〔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0页。
[25]参见〔美〕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8页。
[28]〔美〕杜兰特：《历史的教训》，第63页。
[29]〔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29页。
[30]〔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0～212页。
[31]〔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8页。
[32]甘峰、俞素美：《日本吸取外来文化的独特方式与日本近代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3]〔印度〕辛哈等：《印度通史》，张若达等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1页。
[34]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3期。
[35]据《大清缙绅全书》，平均一个县童生数估计略高于1000人，肯定不超过1500人。童生的总数可能达到近200万。19世纪前半叶，只有11％的绅士是上层绅士。他们组成的集团虽小但很有势力，是绅士阶层的核心。其中半数以上是“正途”出身的。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36]李强、王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37]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8]John 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29），p.414.
[39]WIPO，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Innovation Feeding the World（Cornell：SC Johnson College of Business，2017）.
[40]参见〔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41]〔美〕杜兰特：《历史的教训》，第97页。
[42]参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
[43]段战平、肖婧：《社会成熟度与危机应对》，《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4]《“公共文明”标注社会成熟度》，《人民日报》2013年8月7日第5版。
[45]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16，到1988年上升到0.382，并在1994年上升到0.452，乃至2021年的0.47。而一般发达国家（除美国外）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
[46]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47]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从城市分化的新格局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
[48]超越传统的财产观念，把财产的私有观念转变为实现人类普遍性追求的手段，借以创造新的人类文明的层次空间，例如探索在天文灾难来临之前逃离地球的星际航行。这不是善良意志，而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靠传统政治或地理界限制约财富不可行，保持一定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分配是社会基本保障制度。超出的奢侈性的“剩余劳动”消费不仅不正义，而且是用传统手段制约了财富的可能性，导致生存之外的另一个层次空间上的不正义：懒汉占有了过多的财物，新空间层次的开创者条件不充足。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实社会条件充满了多个层次上的利益纠葛，容另论。
[49]〔德〕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9页。
[50]〔美〕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