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空间化与人之普遍交往
现代社会比传统社会更加复杂，自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商品经济制度下导致传统社会的阶级逐渐向现代社会的阶级转化以来，社会分层现象就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变成社会层次性结构的一个特征或者研究入口。与马克思阶级理论不同的还有著名的韦伯的社会多元化状况下的阶层分析，这也是建立在对市场机制下资源分配导致的社会分化研究之上。
（一）全球化时代对社会变迁的挑战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内燃机在欧洲先被发明，但当时的欧洲是一个马车友好型社会，对于汽车的使用实施了许多限制性的措施，典型如英国的《红旗法案》等，最后的结果是汽车先在美国实现了大规模应用。几乎所有的产业革命发生时，相对于原有的社会结构技术都是过剩的，而创新的产品不仅仅要技术上能实现，还需要商业上的可持续，社会层面能接受。因此，创新要素总是围绕需求相对活跃、社会相对宽容的区域聚集，这些地方会成为新产业范式探索的创新热土。从现实情况看也是如此，中国2000年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到了2021年，研发强度达到2.44％；从总量上看，中国在研发投入上仅次于美国，在投入结构上，对发展的投入要比美国高。这样的投入总量和结构，适应了产业创新的需要，为新产业范式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创新成果。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一些科技成果已经开始走向产业化，开始涌现一批有全球影响的产品、企业和新兴的产业模式。
信息技术的确造就了一种计算机的、AI的时代精神。如果一种新颖事物不能引起人们的丝毫注意，那的确将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因为人类的心智在经历了历史的无数巨浪的拍打之后对刺激有了足够的敏感度了。不管敏感是否会过度，其后果常常是创建了一个大众思维的空间，大众又有了一个新的共同话语，共同话语的作用不单单在于纯粹的技术探讨，而且有强烈的社会组合、社会构造功能，重建一种社会的生命力。而且，共同话语本身就是我们生命意义的智慧结晶。
它们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和计算机与信息理论方法奠定了基础。信息对生活世界的改变，表现在许多方面。信息社会中的生态问题尤其表现在：网络社会、虚拟社会里的道德、伦理、法律、行为方式。信息社会本身的存在论问题，生态学维度，主要在于对“信息技术”与生命意义、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的生态性上，即简洁性、非异化性、原生态性。但是，这种倾向是否会一直继续下去呢，抑或它只不过是人们在一个新颖事物面前表现出的不成熟的好奇而已，随着时光的流逝，生命逐渐回到另一个平衡的存在状态，那种倾向不过是一种新的“自然”中的一个要素了，就像杜威所说，“经验”关于自然，并且在自然之中，一个自然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无论经验如何发展，它终归依附于自然，因为，这个自然不是诸如原始人生活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个自然，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生活所直接涉足的世界内容，“人需要地面来行走，需要大海去航行，需要空气去飞行。人类必然要在这个世界中活动，而且为了本身的生存，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调节以适应其他部分”[38]。也就是说，我们的“自然”世界，我们的生活世界本身并不是像一块石头那样固定不变、只能变成我们认识的把玩的材料，变成信息世界里的符号，而是会随着信息的变化、信息技术的运用同步更新。
总之，去物理化的生活世界是一种假象，至多只是技术主义的一种表现。信息符号可以是一种存在形式，甚至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扮演衣服、手表那样的物件的角色。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并立。但是，就此而认定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而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却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其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基础的自然世界不可能完全去物理化，虽然精神成分的确显得越来越多，但这未必是一种持久的趋势，更不是一种趋向于最终消灭物理世界的走向。除非我们人类的灵魂可以离开肉身。但那是难以想象的。其二，生活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生活世界不仅仅是物理的自然世界，即便在存在论上来说，其中最重要的内容甚至也不是自然世界，而是实践、生活本身。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世界，没有社会实践就没有社会。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我们不能抓住存在者不放，而要抓住存在本身，尽管这个存在本身可能会被人误解为脱离主体基础的主体性。
大数据为深刻理解社会变迁提供了工具基础。全球创新指数与人均GDP（基于购买力指数），圆圈大小代表人口数量。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表明：[39]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当然，不足之处也不少：人文精神、理性精神、政治参与民主性方面存在短板。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全球的金融与经济震荡，根据层次分析，根源还是在于互联网的普及导致商业基础的变化，一些传统产业大规模破产。产业空心化是经济层次运动的表现，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却还有其他层次的逻辑制约。当前，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非常迅速，并快速侵蚀传统的各种商业类型，除了餐饮零售之外，交通运输甚至金融服务都受到时代性的影响，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釜底抽薪才刚刚开始，如果AI成熟起来，规模宏大的制造业也将一样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造，这都是由于传统产业、传统工业的物质性基础在现代科技面前发生了剧变而必然瓦解的结果。这里的层次性从实体到作用机制都很清晰，不够清晰的只是从基础层次影响到上一层次的速度与方式，不仅受制于这里的层次性关系，而且还有政府的政策，经济全球化的外来影响，更重要的当然是社会普遍的接受程度与整体性选择。
（二）社会空间化融合中的相互作用与普遍交往
吉本一再强调罗马帝国的灭亡即蛮族与基督教的胜利。[40]放眼全世界，很多都是文明海岛不断地遭受到文明周边“野蛮”部落的入侵或者骚扰。但是，这种交往形式并不是毁灭性的，也不是单方向的，文明的扩张常常被我们所忽视，因为没有一个文明一开始就是那么大的，事实上，在历史的更多时候是文明对周围的扩展和卷入，进行征服和赋税责任的强加。但是，文明扩张的步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速度受到交通工具、生产力的影响相当大。宋朝即便灭亡了，中华文明并没有灭亡。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罗马时期戴克里先的社会主义插曲导致糟糕的结果恰似中国汉代末期王莽的社会主义改革。时代不成熟，先进的观念不能成就先进的伟业，反而把自身变成了先烈。成千上万的罗马人为了躲避税吏，越过边境逃到蛮族人那里寻求庇护。为此皇帝颁发限制农民迁徙法令。[41]这是中世纪农奴制度的历史原因之一。蛮族如果是一个自由的具有同等竞争性的文明，那么就会征服罗马，但遗憾的是蛮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可以表述为：历史走向了文明-野蛮之间的中间位置，在两者之间寻求了一个平衡。
为何历史上总有文明边缘地带的人？他们的比例可能比较小，譬如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人口规模与中原王朝不成比例，但屡屡成功侵袭。他们的存在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文明世界”的问题：罗马文明世界里的人特别是下层人，未必过得幸福，因为频繁的战争与工程劳役给他们带来沉重的负担。那么蒙古部落的贵族，是否就好些呢？未必！在这个意义上，同一时代里相互接触的社会，无论文明还是野蛮，都有时代性的困惑与难题。并不能区分出严格意义上的高与低。因此，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的碰撞，总体上来说是带来好处更多，即便由于某个层面上的冲突发生战争带来灾难，但不同层面上的接触与交流会形成互补，中国魏晋时期的一些例子（北魏孝文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唐朝的成功亦然。总体上来说，时代性（历史性）差异要胜过社会差异，尤其是在发生剧变的时代。我小时候还可以触摸到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形态现已变少，而至今不过半个世纪。
不同社会结构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也将引发社会变迁，引发社会各个层次的相应变化，而结果是难以预料的。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有政治、文化、民族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只是从经济的合作层次上进行的整合思考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这个维度上。所以，当我们谈论各种贸易协定、各种经济合作，甚至畅想全球化的美景时，其实也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红利”，即所谓自贸红利。既然存在这种红利，发掘它当然很值得，但是，随着自贸对经济的一体化过程的推进，我们是否考虑过，一体化不可能只是发生在单纯的经济层次，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经济层次从世界性的人类社会的生活实践活动中抽取出来，把经济从政治、文化等其他维度剥离出来，如果真进行那样的剥离，那将是人类的悲哀而不是人类的福祉，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太多的警告了。这里想说的倒不是这种剥离的恶果，而是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虽然经济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关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所扮演的角色与经济之间的互动，我们是否足够清晰地考虑过？
如果说考虑与否并不影响全球化、并不影响经济全球化，那倒也罢了，但极其可能的是，地域政治、民族文化传统、科学技术的伦理陷阱等一系列的因素在立体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不仅会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及其效果，而且可能前定性地给予经济全球化在面对具体冲突时的解决前提。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对血缘关系的依赖性虽然终究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淡化，但是，由于一代人有限的生命周期的存在，一代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的惰性必然构成对这种淡化过程的抵抗。我们从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来说会对这种抵抗不以为然，但是，当我们的视角聚焦于这一代人的现实的幸福时，就不得不重视这种抵抗了，因为这种抵抗造成了痛苦。坦率地说，我们是否具有一种能够假借某种未来发展的价值观掠夺即将成为历史的一代人基于传统观念的某种幸福的能力，这是值得怀疑的。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美洲原居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之间存在裂痕。因此，每一个跨度都要精心设计，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太小可能导致机会的丧失和协议交易的成本提高；太大则忽视了其他维度的全方位渗透式的作用。每一步都尽可能做到全方位的充分融合。因此，所有的投资必须全方位周全，而不能只是经济利益。
不同社会之间的碰撞是一种关涉多个层次的空间融合，每个层次上发生的异质性冲突的强烈程度与持续时间皆为不同。经济层次显然是最为直接但最为顺利的，它甚至成为主导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融合的文明发动机，当然这个发动机的真正能量却一定要来自社会的内在需要，来自文明的内在趋向。诡异的是，这个内在动力其实就是文明的核心——精神文化，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碰撞中，最能擦出火花的恰恰是宗教与文化的异质性对立的冲突。[42]宗教冲突由来已久，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文化要素。
对于一些文化冲突的悲剧，人们常常停留于日常的法律与道德层次的解释与说教，但深思却可以揭示更深刻层次的问题。譬如，对于1991年曾震惊一时的中国留美学生卢刚的悲剧事件，人们简单地指责其残酷、冷血，进行法律层次上的评论，甚或归结为作为弱者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社会不公的无奈反抗。但是人们对一些无法看见的潜在规则缺乏认知。归根结底，需要在社会层次上对文化冲突进行超越文化比较的深层解释。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周期的有限性、出生时“被抛”的文化根基、家庭与社会渊源、种族特征等都构成一个难以逃脱之网，也构成一个温馨幸福之“家”。一个成长于温情社会的年轻人，遭受挫折时期望劝慰有何不可？可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这就是一种异质的诉求，新大陆的民主体制设计看上去很美，但资本与个人自由之间只有狭窄的调和空间，被称作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亲身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之后说，“西方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不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效仿的好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