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的层次结构与限度
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四大文明在时间尺度上有明显的先后差别。西亚文明与埃及文明最早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诞生，而古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则在公元前23世纪、公元前16世纪（商朝，如果计入夏朝则前移到前20世纪）诞生。每个古老文明作为文明形态都是命运多舛，尤其西亚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前者充满了各种战乱与大大小小的王国更替，而古印度文明在有大规模高度城市化系统几百年之后突然在公元前18世纪被入侵的雅利安人灭亡。相对而言，古埃及文明虽有间断的中间期，但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延续最持久的文明当属中华文明了，即使从商朝计算迄今也有36个世纪之多，尤其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根深蒂固，如钱穆所说，源于文明源头一元多区格局而走向华夏共同体的中华文明，其本质是内倾的道德精神，强调个人德性与修行的天下和平主义精神。这与西亚文明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念有本质不同，西亚主张征服自然而重器物取向，这通过古罗马文明传递到西方现代文明之中。而正如中国《易经》精神，文明的斗转星移本就是人努力符合天道的历史过程。此外，除四大古老文明之外，还有更多次生的规模或大或小的文明，如美洲的玛雅文明，这一文明在天文学上有独特的创造力，为现代人类留下了先进的农业成果，如玉米等非常重要的农作物。
古代世界各个文明在诞生之初几乎都出现了比较发达的商业贸易活动。古老文明的存在不是孤独的，一方面相互之间存在商业往来，尤其是埃及与西亚之间，甚至与印度也有联系。尤其是西亚两河流域，不仅内部商品交换大量记载于泥板书，而且还与古埃及早期王朝就有葡萄酒贸易，与古印度的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也有商业贸易，古印度第一位国王摩奴毗瓦斯瓦多遗址就出土有两河流域的绿松石。古代西亚的商业精神塑造出了法律观念，跨过历史时空影响到古罗马帝国，进而成为当今现代文明的商业精神与法治的基调。另一方面，它们是后续历史的文明星河源头的文明之光，它们的文明之光长存于历史的时空，散播到周边的世界，例如古希腊文明就是深受西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影响的结果；把内在的文明要素传递到历史的长河，哪怕至今尚未释读的哈拉巴文明的重要因素也渗透到后来印度次大陆兴起的各个文明之中。
文明实体越来越多，这是文明传播的结果，虽然开始的传播很缓慢，但在进入古典时代之后，文明提供的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与安全感对边缘地带的游离人群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但随着文明世界的扩大，世界也变得有些光怪陆离：分散而没有中心与主题，历史也失去了中心事件的主导，进入复杂结构的层次混乱的逻辑中了。因而历史时段的划分也变得难以统一。各地域差别也很大，比如西欧就显得十分混乱，即使历史学家建立了以欧洲中心论为主的宏大叙事的线索观念。反而是中国或者其周边如日本等，相对隔离但显得更有逻辑线索，而在超出地域的全球视野中，的确是难以简明把握。粗略而言，古老文明（中华文明除外）衰落之后的轴心时代兴起的古典文明是前后相接的后一大文明时期，大概时间跨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后500年左右（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份476年是个常用时间节点）。之后从5世纪至15世纪的历史，在西方世界是所谓“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而东方中国一直在不断螺旋式前进中延续着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印度则在统一的帝国与分裂状态中间替，其他文明地带主要由阿拉伯世界、中原草原游牧民族的主宰。
所谓“轴心时代”的兴起，代表了古典文明的登场。首先，它区别于古老文明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帝国时代的政治表现，庞大的帝国此起彼伏，这是在古代条件下最大的政治空间的实现，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古罗马帝国与中国自秦汉之后前后更替的王朝，当然地域上最为庞大的帝国当属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帝国与13世纪的蒙古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跨区域的文明交往与传播，甚至物种与技术的交换对相互隔离的各地文明起到重要的物质性作用——这是一个政治层次的逻辑悖论：受制于技术而不能实现全球帝国，但自身也是技术的产物，带来的最大贡献也是技术的传播。因而技术传播的跨文明效果十分显著，远非思想文化那么隐蔽而纠缠，想想马铃薯种植技术的传播，金属制造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世界历史影响。也许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层次的实践整体，虽然外显为单一的暴力与权力，但实则向内指向共同体的经济、文化、技术、宗教等的跨层次的总体生存状况。
其次，伟大的思想家与宗教领袖闪亮登场，在结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奠定全新文明基础的思想理论，甚至至今仍是我们文明的基调。这也值得大书特书，伟大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实现从神到人的转向，开辟了伟大的文明新空间。雅思贝尔斯对“轴心时代”的耶稣、佛陀、孔子与苏格拉底这几位伟大先哲提出的思想范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四大思想范式的创造者真实性的内涵是对人类基本境况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使命的澄明……实现了人类终极的各种可能性……在他们那里人类存在的经验与原动力都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在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最为本质的东西，对哲学来讲也一直是最为根本的。这四位大师通过他们的真实性及其思维方式，证明了历史性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于是他们成了哲学思考的源泉，成了引发反抗运动的动力。正是在这样的运动中，反抗者自身的心里也变得敞亮了”[20]。
作为单一的文明实体，苏格拉底所属的古希腊文明是欧洲历史、世界文明历史中最辉煌灿烂的文明之一。在一个物质生产与周边环境并不优越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在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科学思维等方面都有伟大的历史性建树，对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也成为当下科学技术、理性精神的重要思想源头。而且，他们在这几个不同的层次上都被一贯的理性精神贯穿和主导，不像其他文明地区对待科学、艺术、哲学的态度，尤其是开启了学问、思想与政治处于分化的逻辑。令人惋惜的是，他们最终没有把超前的理性精神发挥到政治实践，没能避免国家的最终灭亡。而历史中的政治直接关联文明载体本身的生死存亡，辉煌灿烂的文明精华一定会因政治断裂而出现人类文明层次上的巨大损失，尽管它通过文化交流与传播促进了周边文明，并部分传承到古罗马文明，并在多次文艺复兴中得到接续。如果联想到单一军政的原始文明形态的蒙古人却几乎统治欧亚大陆，不得不让人惊叹政治实践的历史复杂性。我们今天是否还有遭遇类似古希腊文明所遭遇过的危机的可能呢？
再次，在技术层次上的进步越来越快。各个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作为相对更稳定而持久的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总体贡献了更多的重要技术。尽管中国古代由于一种“天人合一”、自然主义的整体人文观，对于人工技术存在墨家实用主义、道家自然主义和儒家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的合力制约，但还是取得了“四大发明”等重大的技术进步，以至于有史学家把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到文艺复兴之间的千年世界文明中心定位在东方。的确，虽然中亚游牧民族的草原帝国不断兴起，但连他们也受益于中国的技术生产。以李约瑟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史家建立的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主张[21]，中国拥有一系列技术发明的优先权，先进的技术向西方单向转移，由此描绘出中国古代技术领先世界的某种“中国中心论”图景。
当然这也许是因反对片面的“西方中心论”历史叙述的另一种历史中心论的表现，反对者以技术系统概念为基础的全球技术进化模型，主张中西方技术相伴随进化、双向传播，以及平行发展，总体上仍是一种“停滞的系统”，新儒家伦理学体系“能够决定所有问题的本质，也为中国技术的停滞献上了力量”[22]。政治上的官僚封建主义以及闭关锁国政策也导致了中国社会技术发展的停滞，就如韦伯在批判传统主义在社会变革中的消极作用时指出，传统主义体现为对待新事物的保守态度和反应，并会在实践层面导致人们对新技术的拒斥。[23]
最后，在经济活动与商业往来方面，在轴心时代之前的古老文明时代，人类散播开来的很多地区的社会与古老文明中心是很少往来的。然而在轴心时代之后，情况有了显著改变，发展出一种直观的地理空间上的世界文明层次性分布格局，中心是拥有雄厚综合文明基础的文明体，外围是建立在游牧经济活动基础上却有高效暴力的原始军政组织，中间是复杂社会的地带。这种文明分离的世界格局展现出的历史主题是：古典文明与游牧社会之间的博弈，与两者之间的游离地带。
传统文明的限度在现代文明的参照下显而易见。从层次观念看，首先，社会组织结构限制了人的潜能发挥，也导致社会整体的“不幸福”状况。就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所说，古典文明同上古文明一样，都是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归根到底，它们都依赖于农民群众的劳动，正是农民群众的劳动，提供了维持统治者生存的剩余产品。每个文明内部都是层次分化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社会的金字塔结构：顶层是统治一切的国王、皇帝与贵族、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伊朗的武士贵族、印度的王子和中国的诸侯和大臣；中层也是一个有一定特权的阶层，如印度的婆罗门、伊朗的祅教僧、基督教教士以及儒家世俗文人。而社会底层是遍及各地的从事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施放高利贷的贸易者和商人，以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者，他们中间有些是自由民，其余都是农奴或奴隶。这种社会结构不可能激发出每个人的自由潜能，因而形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也是传统文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根本原因。只有少数上层人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这才会有我们今天阅读的历史材料与各种诗词文艺作品。而且，阶层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反过来形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导致不断的动荡、起义与革命，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损失，乃至文明存续的危机。
其次，最大的层次差异表现在，几乎所有古典文明时代社会下层人民的生存、生活方式从文明诞生之后基本没有变化，他们没有享受到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转型的一些益处，尤其在文化与精神生活方面，他们几乎都是文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不同的可能是他们使用的工具有所变化，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当然，也有一些地区文明社会上下层的关系性质有所变化，从奴隶制度转到农奴制度。但落实到具体的下层人民，这个差别不如其对社会中层的影响。换言之，真正享受到古典文明历史成果益处的主要是社会中层，他们人数规模因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社会剩余的增加而有所扩大，他们脱离下层的苦力劳动而进入精英阶层，并享受到一定限度的社会权力。当然，社会上层所受益处是最大的，不过，其中的顶层即帝王与皇族贵族则因传统政治的局限性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地区有显著的差别。例如中国动荡的历史时期，帝王之家典型的悲剧与王朝稳定时期不同，例如，自朱元璋以降的皇室家族成员都享受贵族待遇，而到了末代皇帝崇祯一代，朱家贵族遭遇农民起义者的杀戮。
再次，各层次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深刻的把握，缺乏理性的处理。传统社会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层次的整体考量囿于历史条件，综合处理不够成熟，例如宋朝有庞大的人口、经济规模，却不能将它有效转化为军事力量，反而屡次遭受北方外敌侵扰。诸古典文明表现出高度的持久性，甚至稳定的结构，一方面让社会内部享受到相对和平的人生经验，但同时也缺乏历史的变动性与社会活力。尤其在技术方面缺乏进步，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个体或小规模组织的上限，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就可能需要技术的专门化，形成如近现代的规模性的社会专业阶层与组织。意大利一些地区的手工业行会组织曾经促进了技术进步，但不久由于社会分工的局限性而走向垄断与封闭，窒息了其技术发展潜能，这是社会整体结构对社会化生产与分工的非理性安排，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状况。农业文明的根本动力没有得到社会组织与机制的激发。这是社会精英阶层缺乏社会理性的历史表现。凯恩斯说得有一定道理：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而农业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即铁、字母和铸币。古典时代的技术进步缓慢，即便有一些技术改进也只是奇技淫巧，思想家与工匠分离，难以形成文明的巨大推动力，否则，宋朝如何会落到向边缘文明政权称臣纳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