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哲学的困境
对于哲学来说，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传统划分是基于其研究的内容与目标而定的。本体论所关注的是存在的本质与实在性，试图回答“什么是真实的存在？”“存在如何被组织？”之类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关注认知与知识的来源、性质与过程，探寻知识的本质、人如何获得知识、如何分辨真理等问题；方法论则侧重研究方法与过程，包括实验与推理，试图回答方法有效性与“如何进行研究”等问题。这种划分可能带来片面的理解，但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组织与研究哲学问题，进而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其研究对象与本身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密切联系，甚至交叉与重叠的，尤其是面对现实问题与复杂的哲学问题，通常需要结合不同的方法与视角，从三个不同方面来综合考虑，以获得全面的理解。因本体论的某种限定性，传统一元论的本体论在蒯因的“本体论承诺”之后就不合时宜。本体论承诺一方面表明把本体论绝对化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说明本体论的实用主义特征，本体论完全不必依循传统固定、僵化、外在的模式，因为除宗教意义外，它不能对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人类社会与生活提供任何价值的支撑。
站在黑格尔整全的历史进程视角看，哲学史上的思想、学说与流派都是不同的层次、领域或者环节上的观念或思想，相互之间如果有抵触或者批判——无论是包容性的还是对抗性的，都应当在超越对立的层次上得到“和解”，在一个整体性的层次模型之内得到合理的解释，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黑格尔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哲学体系，都试图囊括其时代精华的全部智慧结晶。可是，黑格尔之后，如果体系性哲学继续存在的意义只是创作出发人深省或者批判性的观念作品，那么越来越多的挑剔的洞察力就仍如文学艺术一样具有现实价值，即使不能重构诸如古希腊或德国唯心主义那样恢宏或精致的理论体系。当下哲学家都把精力主要用在解决具体层次的问题，而不是追求人类或许根本无法获得的那种关于本质、范畴与逻辑的真理。
哲学的进步表现在，概念和问题深入更细化的层次，对概念的运用与问题的讨论已经不是在其过往形态原来的层次上进行。黑格尔一般地把哲学发展阐述为认识不断发展的和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哲学学说与之前体系的实际关系更为复杂。这些学说反映了各种不同的历史形势、需要和利益，以及对于科学和宗教所抱持的不同态度。各种哲学学说继承性的关系不是决定性的：哲学与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最终由社会存在所制约。虽然我们不能对曾经存在但终被遗忘的思想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但这些从历史中“泄漏”出去的东西就如康德的物自体一样不可知。唯一可知的仅是其存在，因而有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先于意识这一说法。拉康的能指链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转移模式，将困难“中介化”，转移到中介环节上，这样一来，在原有对立概念之间的冲突就进入更深的内涵层次，不再停留于原来概念本身的层次，而是到了连接两个概念之间的一系列中介环节上。由于这些环节具有可调节性、流动性，因而也极好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
在马克思看来，康德、黑格尔的哲学革命仍然停留在纠缠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层次，无论他们自称“物自体”“绝对精神”如何客观，都不能积极参与到矛盾的现实急切需要的社会革命。当然，缺乏真正科学而有效的现实理解，简单投入社会改造与社会运动，并不能发挥积极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常常被当作原理来为行动与社会改造辩护，而非恰当阐释哲学和哲学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改变社会关系，因为生产力已经受制于不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掣肘了。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为法国大革命从思想上做了准备，促进了这一社会变革。因而从这个层面来说，它不仅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思想的革命，通过思想的时代更新使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成为时代的紧迫任务。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哲学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德国古典哲学实现了德国的哲学革命，也为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思想的条件。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人与外部世界都不能单一地决定社会发展，两者相互作用，人在历史性的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同时也改造自身即人的本性。由人及其创造的生产资料所构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社会关系的建构和人类的生活方式。而生产力的发展历程由于积累了所有以前的人类创造的成果，成为现时代人们的历史性生存前提。它一方面为当下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也给当下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规定了内容范畴和发展方向。因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原理，因唯物史观而变成真正科学的了。[9]
纵观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超越二元分裂的认识论，走向融合主客的中介——实践。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认识对象的转向：认识什么？不是认识外在的“客观物”，因为一切外在的客观物都将会被经验、实践、存在过程席卷而成为我们的生活世界，而那些没有被席卷进来的所谓“外在客观物”都不过是潜在的可能世界的尘埃，它们进入生活世界的路径只有一条：实践。既然实践是唯一通道，在绝对主义消解了的今天，它自然就是真正的认识对象。我们可能仍然会研究一些重要的存在物，但是，作为如何存在的实践本身才是理性的聚焦点。其二，是真理转向：从纯粹理性、客观上帝转向实践，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实践也是真理保证的条件。拿现实的政治实践来说，国家社会主义创始人布朗认为，政府或者国家就是一群正直、优秀的人，他们能够带领人民走向自由，但谁能保证这一点？已经占据国家政府要职的人吗？还是觊觎者？显然都不是，自夸或者标榜自己是公仆的人不能因为自我标榜而得到保证。可是，又不存在上帝或者纯粹的理性能够指明，特别是先行地指明谁能做到。人们只能通过言行，特别是行动和行动的效果来判断。其三，是方法的转向：追求真理的方法诞生于实践，方法本身有效无效也需要在实践中评判。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经验方法其实也是实践方法的一种。
哲学家的思想转向早在柏拉图那里就曾经有过，不同的是，现代哲学家的思想转向却是在持续不断地发生，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终点。当代哲学家的思想转向则越来越频繁。从哲学内容上来说，剧变的时代、剧变的社会，让哲学家感到难以适从。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现实发生的社会现象都需要哲学家给予解释，它也不会轻易动摇哲学的根基，因为在哲学的前面，还有许多专门学科更直接地面对各种具体的现象与问题。但毫无疑问，在哲学与各门学科之间的智力分工还不明确，作为所谓“学问之母”的哲学自身也还没有对此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划分，并实现与各学科之间的无缝联结，因为各门学科自身的发展如此迅速，而哲学的发展相对来说却显得滞后。更为根本的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哲学研究范式、科学化的哲学理论框架。这个范式不仅要对哲学内部的各种学派有一个统摄，还要对外部的与各学科之间的对接有规范化的接口。如果与一门科学对接，则需要遵循通常的科学规范。然而，哲学的科学规范还不成熟，因而，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存在衔接的裂痕。
历史上哲学家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效果远不及其思想之灿烂。最伟大的政治著作多是在参政热情惨遭挫折之后深思的结果。孔子晚年“累累如丧家之犬”，心灰意冷之后矢志于著述讲学。柏拉图则受挫于色拉库斯，甚至差点被卖为奴隶，最后还是回到他思想的王国兴办“阿卡德米学园”。西塞罗、杜威、海德格尔一再重演类似的政治实践悲剧。而且，一旦哲学变成神学，政教合一却又很可能形成社会发展在多方面创新的制度性阻碍。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哲学与实践之间存在诸多的环节与层次，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规则与逻辑。而传统哲学家即便不缺乏层次思维，也不能把其思想的智慧从哲学层的观念直接穿透到荆棘丛生的实践层。哲学，尤其是实践的哲学，只有建立层次思维，才可能有效参与到具有复杂层次性的社会实践之中。
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参与都表现出理想主义的悲喜剧，都是号称理性实则非理性的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所表现出的行为本身与其自信的理性精神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二律背反”。在层次观念看来，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要么是层次的错位，要么是层次与领域的混淆，归根结底缺乏面向现实的层次性思维。革命年代的革命后果表明，18世纪的剧变是断裂性的，是文明由简单层次结构向复合层次结构变迁的过程，要想如传统文明那样由政治革命来主导社会整体的革命已不可能。这表明政治层面的革命单一化在新文明类型中一意孤行必然会带来的问题。
哲学家经过反思，参与现实政治的思想变迁就从激进转向沉着冷静。例如，杜威的心态转变就是如此，一是对于西方战争背后的政治心态的转变；二是对东方道家无为思想的认同，他倾向于这种“缓慢”而不是他“一战”前的那种对“快速改造社会”的期待。如果说杜威显著地改变了对政治活动、社会改造实践的看法，从激进走向冷静与稳健，倾向于东方式节奏，那么，他同时也对支持激进政治与社会改造事业的激进哲学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面向积极变化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实践，到可以接受一些看似脱离社会现实与社会改造的东方精神：无为而治的、直觉的自然主义也能够带来幸福，杜威对罗素的书评中流露出，他非常羡慕中国人由于这种哲学观而依然保有西方丧失了的“本能的幸福和生活的愉悦”[10]。而这种生活方式与思想显然不同于西方通过外在扩张带来权力与财富的、基于主体性的现代精神，即“永不停息的改变”。
哲学虽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其未来一定要依附于时代精神的发展。时代精神并非完全由哲学本身倡导而直接实现，时代精神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么说来，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是面向现实问题的，只是与其他学科的解决路径不同，它是试图站在更高更大的层次上来试图解决问题，并引导社会走向更好的未来。如果没有时代现实的问题，没有时代现实的需要，就不会有更高层次的时代精神，也就没有精华的存在必要了。
精华不是哲学在自己脸上贴金粉，而是指哲学是在满足时代发展需要，为解决时代问题出谋划策，是设想美好未来的思想。由AI、机器人替代的劳动把人类从地表依附中解脱出来，人类即将根本性地脱离农业与原始工业，但同时也因为这种隔离而产生了不安全感。时代发展如此之快，科学技术的各种产品让世界变得光怪陆离，各种现实矛盾的未来呼唤哲学的出手。如果说18世纪的工业革命把大量农民从土地转移到工厂，那么，现代AI等技术将把部分工人从工厂迁移到知识生产的场地，而剩余的大多数人则从传统的生产、生活层次被排挤出去，既没有现成的生存层次可以回归，又没有潜能去开拓新的生活世界层次。这对于传统的社会秩序而言是致命的危机。时代发展再一次指向了作为知识之母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