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中的层次观念
哲学史仍然是一门与哲学密切相关的具有原创性可能的艰深学问，而非一种哲学材料的历史整理工作。目前还没有一种能够替代黑格尔哲学史的哲学史理论，特别是运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获得新的哲学认识的哲学史思想。后现代主义虽然从反面指出了这种宏大叙述的历史逻辑的观念性质，但缺乏积极的理论建构来摧毁哲学史大厦，却停留于思想史的碎片之中。许多哲学史研究事实上陷入黑格尔所批评的那种，“所费力寻求的关于哲学实质的知识反而没有。这样的哲学史家有点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透进它们的头脑”[100]。这些埋头于“咬文嚼字”般的哲学材料整理者，只是在进行哲学史上某个越来越细、越来越偏僻的事实的澄清，或者浩瀚的资料文献的局部性整理，已经变成一种越来越偏向历史而非哲学思想脉络搜寻与解释的研究，更谈不上用原创性的哲学整体性框架来规整宏阔的材料与思想演变的复杂踪迹。对其中的内在逻辑，或者哲学作为思想知识与其他各种学问知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之间的关系的探讨，都需要一种极其宏大的视野与思想框架，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最艰深的哲学思想。
哲学史上每一个思潮对前一个思潮的“颠覆”，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理论范畴或层次的建构，即便是唯物、唯心之争，在一轮又一轮的历史过程中也都是后一轮对前一轮的层次包裹。对于现代哲学的诸多流派来说，一方面它们并没有单独的体系；另一方面它们几乎涉及哲学所包容的所有方面。用层次思维来揭示哲学思想的层次性变迁是一条有效途径。
对哲学流派的评价需要经受历史的检验，根据对整个哲学史、当前的哲学现状的理解。其价值不在于其哲学体系，而在于其最有价值、产生了影响的那一部分，如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而不是他的体系说辞“上帝从一切可能的世界中创造出最好的一个世界”及其相关的一套说法，因为这是他对后来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也许他在这个整体性学说上花费的功夫比“充足理由律”的功夫更多，而且莱布尼兹自己可能认为他更重要的事情在于整体性的研究，但我们并不认为他的体系研究更有价值，正是因为它可能并无实质意义，于是不久就被打破或者被放弃了，这恰如牛顿后半生的“第一推动原理”研究。
重视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积极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既是某种实用主义，又是某种实践主义，它把问题的焦点从前现代哲学的永恒性放在一个恰当且小的尺度，关注当下的认识与行动。它不是反对传统认识论关于知与行的分离，而是反对以前的认知，同时也反对以前的行动，因为在前现代，认知是对永恒的认知，如康德先验范畴、先验道德律的认知，或者黑格尔的对于绝对精神的认知，而不是对于变动性的认知，对于当下最重要的关注焦点的认知。对于漫长甚至无限的时间尺度上，进而超出时间之外的东西的认知，行动当然是追求那个永恒性的事物了。这种哲学有一个基本的假定：种属是不变的，宇宙是不变的，世界基本是不变的。因为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里，生活是安静的、不变的，美即人的安静、世界的安静不变。
然而现代以来，哲学家从物理学、哲学、宗教信仰等各个层次上发现了那种永恒性的虚妄，完全放弃了那个绝对的概念，而不是保留以前的认知、保留以前的行动模式。通过缩小认知的范围，缩小行动的域，使得它们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但是这个紧密并不是刻意增加的，而是源于前两者的范围缩小的自然要求。古代的日常生活中同样有知与行的有效结合，例如与基本生存相关联的一系列常识认知和生产劳动、生活行为等，古代哲学思想不是关于这些日常性的，而是具有超越性质的、宗教性的层次。但是这个层次在现代世界的地位越来越低下，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其崇高的论域从静谧的天国转向现实的尘世。哲学焦点论题的层次也从大变小，从上往下移动了。对此，实用主义以一种相对性的视角指出，层次选择无所谓崇高或低下，层次选择面向的是现实的困境与问题。同时，现代性的困境很可能需要古代追求静谧的思想来克服，因为现代性对天生与变动性相连的技术的依赖把我们的层次拖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个层次如此狭小，窒息了人生意义向上的飞翔。这表明我们的思维依然在这个由层次堆砌起来的立体空间中，只不过发生了焦点层次的转换和迁移，而不是对旧立体空间的摧毁和新空间的涅槃。理性精神的层次一旦开启，似乎不曾离我们而去，而是或隐或现地伴随着我们的历史。
哲学的理论与实践，如果用层次视角审视，那么就是最大的两个层次。由于它们之间的根本异质性，哲学难以直接指导具体的行为实践。在哲学与实践之间一定要有中介环节，这大概是哲学倡导实践自身却不能参与实践的一种“实践悖论”。即便社会政治实践也是由政治学理论所指导，不同的是，后者受到哲学指导。所以，在任何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中，理论是一个层次性的理论，不是哲学，也不是纯粹的应用理论。直接关联的是应用学科的理论。它介于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不能混淆哲学理论与哲学实践。
哲学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不同民族可以在不同形式下做哲学工作，但哲学的形式（理性、逻辑、方法上的形式）必须得到经验的还原，透过这种还原才能对人类社会与文化做出建设性贡献。美国本土原创的实用主义哲学虽然从思想脉络上来说可以追溯到欧陆理性传统与英国经验主义，但绝非其中单一的一种，也不是对两者的集大成或者简单糅合，而是把源于欧洲的哲学思想进行了面向新大陆独特经验的抽取，对哲学面向快速变化的经验世界所应承担的任务进行了一个新维度上的评估，[101]并提出关于哲学意义的新思考。这其中作为思想缘起与落脚点的社会背景的基础性力量，与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一样，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还原到历史性的思想脉络中去的。
哲学研究要在哲学传统上找到自己的思想脉络，因为哲学史是一条现成而可靠的依赖线索，毕竟青史留名的哲学成就经历过风吹雨打的考验。但与当下论题关系密切的层次逻辑的历史线索会优先关注近现代的思想，并基于当下视角吸纳古代的思想资源，这可能更有价值。过分拘泥于古希腊哲学史的现实意义除非有某个层次上的独特关联，一般来说意义不大。简言之，关于哲学史的研究需要有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指向性，要划分出层次性的哲学史研究，但同时也要避免过分面向现实，尤其是面向具体的政治现实。这需要有细致入微的专门政治分析才可，否则停留于哲学方式的“外观性”分析——马克思所说的“副本批判”——结果可能似是而非，因为政治自有其本身层次的内部运作逻辑。在海德格尔1933年发表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德国大学自己的主张》时，其日本学生三木清就写了《海德格尔和哲学的命运》，认为“海德格尔沉迷于尼采”，并提出“对尼采的彻底理解、批判、克服”，疾呼“纳粹的酒神式舞蹈要奔向何方？要恢复逻各斯的威力和理性的权力”，进而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西田哲学。
当然，要给哲学史上某一种哲学观念明确地定出其边界与层次，包括它究竟说出了什么，没有说出什么，哪些是它的本意，哪些是其延伸涵义恐怕还是比较难的。例如，黑格尔对奴隶所从事的“劳动”的概念，本来可能只是它在进行精神现象学追踪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环节，这也许就是黑格尔的“哲学所指”。但是，奴隶区别于奴隶主的“劳动”概念本身却有巨大的“哲学能指”空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奴隶-奴隶主的社会矛盾的批判，劳动本身也有不同区分：奴隶劳动相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脑力劳动即精神空间里的建构劳动。显然，奴隶劳动在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身体关注与身体愉悦方面都更有价值、更有人生意义。
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思想还显得很朴素，因而不能对各门快速发展的具体学科有实质性指导，或者说这种潜在能力的发挥还很不充分。譬如，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关联与融通就很不够，实用主义就更不用说，哲学家们只是在简单地排斥一派、拥护一派，好像在电影院里选择看电影或者学生报高考志愿一样，理由朴素而简单。如此一来，所谓流派的好坏优劣与价值就变得像时装一样了。可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未知领域。就流派来说，同一时代的流派之间彼此互补，虽各自有不同线条的历史传承，但时代性的关联可能更大，也就是说，同一时代的学派之别本质上要小于同一学派在不同时代的历史性之区别。[102]历史性的时间被扁平化，挤压在一起缺乏纵深空间。
哲学史上流派众多，流派之间的前后联系通常表述为哲学史思想观念发展的线条。如果用单一的线条描述，那么会导致前后混乱，这就是许多充满“颠覆”“转向”“回归”之类字眼的哲学史论著的毛病。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同情地理解“只有通过黑格尔，哲学史才第一次成为独立的科学”[103]的历史与当下哲学史发展的此一时、彼一时，就会明白，黑格尔单一线条所表达的是宏大的整体哲学史。这是一个宏大的层次，它既不能替代、包容所有更多微小、细化层次的哲学史线条，也不能完全还原为微小哲学史线条。因为，哲学史的线条越来越多，而且错综复杂，相互之间的划分与归类缺乏明确的规范，存在明显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有的线条微小，而有的线条宏大；线条之间的独立性与层次性也不明晰。然而，对这些线条之间的层次性关系进行梳理是必要的。事实上，真正的理论规整对于各个流派来说应做到这样：从任何一个流派都可以进入整体性的哲学之思，因为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流派总有一根线索与整体保持联系，就像婴儿与母体之间有一个脐带保持双方之间的代谢与能量交换。无论现象学、分析哲学，还是意志论、宗教哲学与实用主义，都应当有这种确保进入的思想通道，而且进入之后最终一定能通达全体，无论核心还是边缘。
哲学史研究还需克服两个对立的错误倾向。一个是模糊的整体主义，这其实是黑格尔哲学史作为观念辩证法的一种表现；另一个是抛弃整体观的后现代主义碎片化的基本取向。对于前者，现代哲学各流派反思很多，尤其是经验主义者、实证主义者提出的批评。作为试图为全部知识奠定基础而非全程辩护的哲学来说，把过分的整体想象赋予哲学是对它的一种片面化误解。哲学需要整体观才能做到对全部知识的观照，但并非事无巨细，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模糊。哲学整体理论就如世界文学一样是一个遥远的愿景，但它可以作为最大的哲学理想型；就其走过的历程而言，哲学科学的变迁模式研究，需要如此按照哲学史上的理论所具有的共同的历史性演进特征来进行更替和变革。需要运用概念、范畴等，区分内部机制——外在现象表现，对这种关联的解释表达是否更准确而细致，才是理论评价标准。由于表现包含现实的表现，所以这是基于现实的。但是，现实实践或者生活世界只是一个大的概念，它的实质是通过概念来把握其特征而得以呈现出来的。
哲学史研究所内含的连续性与继承性问题也很重要。伽达默尔曾经说过，新康德主义如果没有胡塞尔可能前功尽弃，不会形成什么有效的成果。因而，今天的哲学史研究需要总结一些基本的问题、原则、方法。例如哲学史上最大的争论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现代西方哲学对此已有足够多的批判与分析，但是否每个哲学学生或者哲学研究者都了然于心呢？恐怕未必。虽然每个人都可能说上一二，但未必恰当、到位，未必具有哲学意义。如果我们能够运用层次性思维，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论断，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自然世界；唯心主义-开辟精神与文化世界。由于两者都是人所需要的，他们不过是不同的世界层次与指向，而不是对立关系，之所以被理解为对立，是因为在理解体系中缺乏层次的观念。就如恩格斯所说，除了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104]。
对哲学史祛魅，无论是对于没有说清楚的概念，还是神秘的词语，都需要交代清楚。方法可以用层次性的思想，以整体理论为地平线，以所有哲学流派、人物为材料，横向为模块章节地解读，而不是以时间前后、典型人物为章节的教材模式。要像布罗代尔的根据时段波长进行层次划分的历史学那样。哲学史就是要从总体、宏观、微观等各个层次的结构中纳入哲学家的思想，用超越的层次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既有结构性又思想融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