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及其层次
有一种说法：历史的规律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其实是在对历史叙述的表象进行概括，而不是对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推动力”“规律”的描述或推论，就像我们对天气现象的一种说辞：天气变化无常。但是，对历史的表象的概括并没有得到公认，它只是一些人的看法，是对王权国家的“统一性”的一种概括，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循环”现象的一种概括，是对这个时间段而言的，也没有对历史的起源、历史的走向进行认真的分析与规律性的概括。说这是宏观概括也不成立，因为还有许多历史现象没有纳入，例如人口的数量、生活水平、社会状况、生产力的发展、技术水平的发展等，这些要素也应该是历史所考察的对象。就算是一种概括，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源远流长，并与现实观照紧密相连，执着于历史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特征，未能把历史的观念从伦理政治规范中独立出来，“只有王船山算是初步提出了上述以客观的‘势’为本体的历史观，……并不能把伦理学、宇宙观与这种历史观真正汇通融合起来。他开始觉察、触及历史与伦理的并不一致，但是他并没能真正发现和展开这个巨大矛盾。他强调的仍然是天理人欲之辩、君子小人之别的伦理本体。历史观也仍然从属和局限在传统伦理学范围内”[10]。常有人对某些历史片段津津乐道，进行“规律性的概括”，例如，对魏晋南北朝等乱世的说法五花八门，既有严肃的史学通鉴，也有文史不分的艺术创作的概括：历史风雨变幻，却总逃脱不了刘氏家族，说明汉朝天命在继。[11]这也是类似的一种表面文章，没有深入事情内部进行分析研究，停留于历史表象的层次，把历史表象当作历史。历史除了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现象之外，它自身还有内在的运动机制。而我们更想要知道的是对那个运动机制的了解与把握。当然，这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认知模式，我们试图对历史进行这样的划分，其实就是一种层次性的划分，以把历史表象与历史内在规律、动力机制等区分开来，为此我们还构想了一个历史本体，是它产生历史的动力——以某种规律的形式向外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
对这种历史认知模式需要反思。首先，这三个层次的划分是一种历史认识论的构架，并不说明某种外在的历史“实在”事物也有三个分离的层次。即便对应于历史事物，也可能是三合一的，划分不过是为方便起见，毕竟历史所涉及的内容太过复杂，所以需要有相应复杂的认知结构来把握。与之相比，自然的物理现象比较简单：路边一块石头、一朵花，看起来如此，不看它也是如此。但是，历史现象不一样，例如，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混乱时期的政权在刘氏、曹氏与司马等其他姓氏之间的更换，看起来如此，但过了这一段就不是这样了。即便这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偶然的特殊，恰巧有个刘秀、刘备、刘渊……即便不是他们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刘氏出现，而且古代的姓氏也不严格，例如刘渊原本是匈奴人。问题还是在于对这些现象进行本质性的追问，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刘氏显贵人数量比较多，毕竟那么久的王朝产生了许多有实力的子孙。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其他人政权不稳时人心思安，从心理习惯等方面更愿意接受刘氏的权威，这是相比其他人的一个先天优势，例如王莽、曹操都很忌惮自身的执政根据不足，恐怕他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因为他们的历史认知还没有反思理性，只能建立在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与一些精英对王权正义性的前现代的至多是半自然主义半人文主义的认知上。无论这些精英还是老百姓，或者历史记载者，都未能从王权存在的根据上进行认知，从而把握历史规律，并在遵循它的基础上主动开创历史。即便没有这样的理性自觉，也还是在开创历史，但那就是生存的方式，并不依赖理性的反思。
历史层次的模式首先是一种认知模式，因而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但不是随意构想出来的，而且应该有效解释历史现象以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不断发掘出来的历史材料，并能够进行某种历史预测。[12]在这个意义上说，发掘历史材料，对材料进行基本的历史鉴别与解释的历史学家就像实验物理学家，而历史哲学的工作更似理论物理学家——对材料进行“动力学”分析。物理学有成熟的“力”“质点”“质量”“加速度”概念与理论体系，而历史学呢？还没有成熟的历史概念与动力分析框架，甚至在宏大的事情上仍争吵不断，更谈不上物理学那样的有效检验。概言之，目前的历史叙述是描述性的，而非科学的范式，更不能预测——预测需要对历史内在深层“本质”的普遍性有科学把握，就如物理学需要用力、质量、加速度等科学概念来把握物质世界运动的规律一样。
对于具体的历史材料加工，一方面，历史学家通过各种琐碎的“概括”，提出了许多历史概念，例如商周剧变、封建制度、小农模式、君臣关系、王朝更替等，这些词语我们之所以听起来很自然，是因为历史学家已经把其内涵与其对应的历史材料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大众也能看历史书籍，并对各种历史人物、现象评头论足，甚至对寻求历史规律也跃跃欲试。另一方面，随着对历史认识的深入，人们会发现参透历史绝非易事，它事实上是历史时间里一系列社会要素相互作用与关联的链条，不仅关涉社会，而且，那些不同历史要素与事件之间的关联链条本身也不是完全独立的——相反，它恰恰就是历史与历史性的核心“语言”。两者都要在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人类社会”基础上，在时间序列中以历史认识的逻辑纳入人类历史的全部社会事实。对其中所关涉的各个层次，要有反思性的认知能力，才可以从所涉及的各个层次与环节进行理解。
历史层次的观念，从认识论的意图上来说，一方面是建立一个认知历史的层次性模式，并把这个模式与历史材料、历史事实进行“实验”与推演或者“概括”。这种寻求历史规律那样的历史“概括”，具有历史实证性，可能进行未来预测，或者对历史进行某种反事实的假设推演。譬如，假设没有列宁，现代俄国的历史会怎样？假设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近现代史会如何展开，甚至20世纪的世界史都可能要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虽然异常复杂，难以对其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但也不妨进行类似的历史假设，假设没有中国国民党会产生怎样的历史后果——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假想推理。另一方面，是对历史本身进行哲学的思考，对各种历史理论、历史学研究的工作、历史学实践等进行哲学的反思，用一种层次性的解释模式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辨析与分别，对其有一个有序的反思认知。这方面的工作带有“玄学”的思辨性，最大的玄是作为人的主体性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卷入”：全部的历史（现象材料、思想观念等）对于历史认识的主体而言，不过是其“思”的一部分；同时，主体本身无论其外在身体与生活处境、还是所思所想的理性精神，也不过是落入历史的一粒尘埃！
历史学的自我反思，首先是有关历史认识或者历史意识的问题，其次才是历史本体论的建构。具有科学的历史意识是人类理性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直到18世纪初才由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在用人性来解释历史发展中明确地提出。即便在群星璀璨的古希腊，“一方面既有杰出的和经典的历史学家，另一方面也有杰出的哲学家，他们在根本上没有感受到历史”[13]。他们还没有感受到哲学意义上的那种历史性，而只是各种历史材料的收集与评论。别尔嘉耶夫认为：“对命运古典式地服从乃是希腊世界、希腊意识和精神面貌的最大特点。”[14]也许正是对命运的服从，古希腊人从来没有在这个深刻的层次上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性行动的力量及其历史性意义。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历史本身有其目的，这是历史存在的理由，而无需在自我的行动与愿望中去寻找。否则，他们应该把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制度当作能够穿越历史的伟大天命。然而，他们只是相信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当时最好的，没有宏远的“筹划”，更没有拿出有效的现实手段使这种制度普及开来从而遍及世界，就像近现代的意、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受资本逻辑所驱殖民主义的附带结果）地去做引导世界发展的领头羊角色。它们固然有资本逻辑驱动的动力，然而在超出资本逻辑之外的更深层逻辑上，是否也有其历史意义呢？
历史意识作为一种理性，需要历史学家在理解过去的历史时，排除自己情绪、情感、生存境况等非理性的因素，排除与理解历史材料本身无关的其他功利性要素的影响，虽然这些因素是其发动历史认识，建立历史意识的前提。历史学家针对的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中间存在的时间间距本身也在历史过程中起着类似的作用，其效果体现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或者已经被历史研究方法所把控。对历史的意识不只是对历史直接表现层次上的史料、人物与事件等的意识，因此，更需要对历史的深度层次有所领悟，只有这样才能对文明——野蛮的冲突有更高层次的理解，超越表象把握其背后的本质，或者说这种冲突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更基本层次的力量的存在。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的经济事件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经济秩序和经济原则的支持：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在经济平衡中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选择活动。类似地，在历史活动中是否也可把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看作是在平衡状态中对各种历史资源的利用，以求历史价值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呢？这个“选择”似乎不如经济活动中的选择明显，但是，它可能是通过依赖于历史意识来实现的，或者嵌入历史意识之中的。从大的方面说，这样的历史意识包含人对自我生存境况、一切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的深刻把握与时代使命感的确认。
人类对自己的社会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变化进行认识的历史意识，虽然在古希腊、古代中国就已经产生，但对历史运动、变化的经验成熟到具有自我反思的层次还是近代理性精神批判的产物。古希腊的思想家没有意识到历史变化、物种、天文的变化超出命运的范畴，直到笛卡尔发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沉思开启认识论转向，人类具有对自我认识进行反思的理性时才首次明确表现出来。所谓命运、目的只能适用于一种假设性质，作为一个“历史本体论假设”，它是维系历史事件整体性的一种“客观唯心论”范式。对于同样的历史事件，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认识、不同的敏感性。有的人对轰轰烈烈的历史性的伟大革命置若罔闻，例如喜欢闭关自守而夜郎自大的中国明清皇帝与主流士大夫阶层。郑和下西洋之后不久，明朝皇帝就下令封闭海关，连造船技术资料也一起烧毁。据说东印度荷兰公司于1740年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以致两三万人丧生，荷兰方面对暴行遮遮掩掩，并派遣使团向中国皇帝乾隆解释道歉，不料乾隆回复道：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先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他对已经开始全球化的商业、利润和国际贸易不屑一顾，对向往外国的中国人态度严厉，因为他喜欢停滞不前的文化。[15]其实他根本就意识不到其文化的封闭性，更看不到停滞不前的历史代价。
历史反思的意识随理性思维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深入。例如，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过去历史的反事实假定基础上的历史推理。对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具体事件，我们很难明确断言它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不可或缺性，即如果没有它，类似于其后续历史的事情将不可能发生，人类是否将因此永无可能成为今天的人类。对万年之前的农业革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历史反事实假设：我们的智人先祖靠游牧或者选择捕鱼是否能适应冰河期的变化而发展出文明？基于渔业、驯养动物、辅以采集不能带来人口数量的大增、从而产生交往的各种摩擦性需要吗？渔民也祈祷，说明了农业不是祈祷的必要条件，历史的发展路径可能存在多重的选择与演进的层次逻辑。也许最合理、最现实的路径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了的历史。但我们仍然可以反思：这个历史路径选择的诸多可能的环节及其时间的计算。否则，我们怎么可以说美国比中国的军队建设先进二三十年呢？这个代差时间是依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而来。当然，社会系统越复杂，要素越多，各种可能性就越多。但依据科学的理性方法是否可以归纳出一定的历史规律性：历史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已经存在的同类历史事件、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事件在社会结构里的可嵌入性是否成一定的正比关系？除此之外，也涉及它与事件构成的压力持存的时间，与可替代事件、方案、路径的多少的关系等，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与归类，也许可以对未来进行某种有根据的预测。
历史反事实假定的相关历史推理不仅建立在历史材料基础之上，而且需要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甚至贝叶斯条件概率的相关知识、可能世界与可能空间的分布等其他学科知识。由此可见，不同学科的交叉激发出新的理解层次。心理科学的发展为历史意识提供了心理学逻辑层次的一种解释。历史意识的心理学把构成人类心灵活动的要素构成分成经验、解释、导向与行动等四个环节。经验占据着外部事件，历史意识是意义形成的前期准备，它延伸至过去的经验，它对过去经验的解释使现在可以得到理解并使未来可以被预测。[16]因此，历史意识就是对时间变化进行体验的精神性映射，对这些时间过程用叙事性方式加以阐释，并将这些阐释整合进一个人类实际生活的文化时间框架之中，从而形成一个与此类时间框架相适应的具有构建性的人类主体性构成。上述形成过程通常就被叫作“历史认同”。[17]历史认识在于行为主义的层次构造，通过行动与结果，而不是通过心理移情理解历史事件。
基于心理移情的理解或许与历史事件的持久性要素有关，而且移情还有道德体验与教化作用，但不能有效把握历史性要素，特别是不能面向现实与行动。柯林武德认为，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之间可能有一种关系，致使行动可以理解。要理解一个行动，研究者必须在头脑中“再思”或“重演”行动者的思想，这是主体性思维，不是行为主义的。它假定了主体的实体性和透明性，其实这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对理性的理解都是通过行为和结果而展开的。构造情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罗马法典的颁布、汉武帝的决策，但我们可以通过行动和结果来推论，基于心理学，基于历史材料。发现新大陆的重要性既不在于哥伦布其人，也不在于发现行为本身，而在于它代表了一个航海开辟资本主义发展空间的新时代，或者说后续的历史效果让这个历史行为变得如此重要。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新大陆，也会有其他人完成这个历史创举，因为初期资本主义种种技术设备的扩张，对于东方市场更深一步开发的愿望，通至印度更远道路的寻求，都将驱使一代又一代探险家去尝试寻找新航线。因而，“促成新世界发现的乃是欧洲的社会史和经济史上存在着的种种‘起决定作用的’趋势……哥伦布、味斯普奇、达伽马、麦哲伦等人所造成的显赫功绩都不是历史上的必然，而只有他们干的事业本身才是历史上的必然。在整个儿发展进程中，这些人物都仅是一些色彩鲜明的偶然事件”[18]。
历史认识的层次深化，需要有恰当层次的问题意识，而恰当的问题意识既要有理论深度，也需结合真实的历史材料。历史研究需要提出一些可以具体表达的核心疑难问题，以供最有探索精神的杰出历史研究者集中有限的精力来解决，而不是像天女散花一样地每个人自由而随便地选择历史论题。在这一点上，希尔伯特在1900年世界数学大会上的做法值得借鉴。事实上，当前各门学科的研究都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更有效率地促进该学科的发展。譬如，李约瑟难题曾经激发许多历史学者和科学技术史学家进行探讨，更新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实质性差异[19]，排除了民族主义自卑感之下的国家实体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重大问题的寻找和界定本身事实上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历史宏观与微观之间、各个层次之间没有得到有效的连接和解释，而具有持久说服力的历史解释应该在各个层次上得到有效的阐明，并保持不同层次之间的融通性。
对于历史人物进行抽象化的层次思考是一个可能的历史认识的理论层次。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是偶然的，是现象层的、经验层的，而不是理论层的。只有在理论层上，才可以谈论必然性，因为它是对现象的一种解读。也许有的现象层内部可以分解成两层，但它们都是现象层，有偶然性。例如历史人物所承载的某种事业也可能只是现象层而非理论层的。哥伦布与拿破仑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表现，比较明确，容易把握；后者就不那么容易把握了，因为如果没有拿破仑，并不一定会产生一个类似人物扮演拿破仑相似的角色，政治的特征——任意性较大，对历史的发展决定性意义更突出，政治的主体能动性总体上来说更大，而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的结构性更强大。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专门类别的历史人物群体的研究，如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表明，这些超级精英与大量的下层科研人员之间有分层，即便没有下层，也不大会影响到他们的成就，进一步，即便是他们这些超级精英，也不过是历史中的铺路石，而不是框架建构者。科学史研究表明，历史表现主要是靠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人物的改变人类思想观念的创建组成的，可有趣的是，这些伟大的历史创举即便没有牛顿、爱因斯坦也迟早会出现——这才是更有历史意义的深层的逻辑。
其实，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最终也将关联或回归到宏大层次的历史认识。科学发现和创新的背后还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支配着，那就是巨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精神这些能够以“运动”为标志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换代。它们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它们背后是否还可深挖、“还原”，就它们而言，至少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几个不同的层次，但相互之间却需要建立有效的层次逻辑的连接。显然，思考如此问题的理性，既需要具体的历史知识和材料，也需要与社会学研究对接。例如，对文艺复兴的一个曾经错误的历史认识，就是对所谓“解放思想”的片面性解读：文艺复兴对人们思想的解放是空前的。这是带有前提的：人们的思想被某种东西禁锢住了，而某种现成的思想或已经在等待被把握的思想就在旁边似的。然而根本就没有，如果说这个观点还有一定的接受度或者道理，那就是中世纪宗教的作用现在已经开始制约人们的思想了。早期，这种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正面价值的，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欧社会已经完成了宗教的功能，如果还停留于此止步不前，那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这个说法缺乏层次感，是以一种前定的某种东西来参照。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如果没有宗教，自然而然就有“解放了的思想”，而不知道如果没有宗教对社会层次的空白的填补，使社会具有能够承接古希腊理性精神的社会能力，之后的思想与知识的大发展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简言之，这里有双层的基本层次结构：理性精神的思想观念层次、宗教对社会现实聚合的社会化层次。两个层次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不可缺少。古希腊只有前一个层次，却缺乏后一层次上的建构，而中世纪就是日耳曼人从下向上依靠宗教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历史过程，文艺复兴表明这个过程的完成，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历史认识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深度层次的历史认识需要深度的层次方法。作为一种概要，历史认识的方法按照从抽象到具体大体有四个层次：哲学指导、专门规范、思维方式、技术手段。除了传统思维方式，历史认识中还应引进现代系统思维方式和数量思维方式。概率论的大数定律表明，如果研究对象在总体上是由大量相互独立的随机因素所构成，那么，个别因素的偶然性误差将会相互抵消，从而表现出共同的倾向性。据此，对大量历史事件进行综合统计时，就可以确切地反映出现象的规律性和特点。人类社会是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有序性、动态开放性、自组织性的系统，与之同构的历史科学和对它的反思——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也应当具有同样性质的系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是由深层（经济基础）和表现层（上层建筑）所构成的共时性的横向结构，深层与表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系统的纵向的历史运动。由深层-表层的横向结构和具体-抽象-具体的纵向结构所组成的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网络结构系统，就是史学方法论系统。可进而分为三个层次：特殊方法、一般方法、普遍方法。这种划分不仅是由适用范围、各层次的不同要素、结构和性质所决定的。特殊方法层次的要素是史料，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考释。一般方法即针对历史事件、各种专门史、断代史等，如历史编年方法、历史考证、历史比较方法。普遍方法层次的要素是历史过程，采用哲学方法、系统方法、数量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
当然，对历史认识的自我反思，本身也构成一种体现认知者对于历史的认知能力与视野变迁的过程。在历史认识的理性与其对象历史之间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性运动，这本身也为历史诠释学提供了思想层次分化的空间。在当下的历史理性与历史中的理性之间，通过文本对话而达成的历史性互动，而视界融合把历史理性所包容的各种前提都纳入历史意识的重建之中，包括理解者追求意义的前定立场与生存情境，因为，“意义总是某个可能的问题的方向意义。正确东西的意义必须符合问题所开辟的方法”[20]。而理性与历史在时间间距这个中介上形成的解释关系完成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