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历史观念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意在建立一种从直接性的生命知识到人的概念性认识的体系化知识系统。他试图为社会历史知识乃至整个精神科学建立认识论的理论基础，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为自然科学知识建立的认识论基础一起，为所有知识做理性的辩护，“新康德派和狄尔泰双方都同样具有康德式的关切：要在意识中发现使得科学、眼下是历史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27]。这也是狄尔泰为实现兰克客观主义历史科学梦想，试图为历史学弥补哲学的基础而做出的努力，他把精神科学划分为三个层次：事实、命题、价值判断。其中，第一层次描绘的是通过感知描绘实在，这些主张构成知识的历史成分；第二层次说明被抽象分离出来的这一现实部分内容的一致行为，这些主张构成了人文科学的理论成分；第三层次表达价值判断和预定规则，它包含了人文科学的实践成分。[28]这个三层划分有着明显的康德关于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领域划分的痕迹，但是三个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是存在问题呢？事实与命题相比于价值判断似乎太过相近，表现出单一知性的逻辑，而如何清晰勾勒与区分价值层次之间的关系，才是这种层次划分的合理根据。与这种仍然基于康德的知性的思想不同，狄尔泰在生命有机体方面的想法为历史哲学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概念，如生命单元、体验、表达等，有助于从生命哲学的基本概念、个体性的生命现象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理解历史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克罗齐认为历史与哲学是同一的，并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著名论断，因为“时间一去不复返”，历史或者历史认知活动是当下的思维活动。克罗齐所说的“当代”不是纯粹时间序列上的当下——这是对其复合层次的抹杀，会导致层次性的误解；它是二阶层次上的具有把握历史的意识的当下，唯此历史才能成为当下的活材料，是人类心智的产物。[29]既然是当下的思考，那么一定与思考者本身的现实需要、现实社会生活的背景不可分离。从价值取向来说，基于现实的价值观支配着对过去历史材料的解读与认知，如果没有当下的价值与需要，也就不可能去提及过去的历史。虽然这种基于当下的强烈意愿并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它同时表明历史的本质是有关人的思想的学问。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克罗齐提出历史与编年史的划分，认为前者是有关人的活生生的历史即当代史，是真正的历史；而后者是指没有生命的、死的材料堆积，即历史编纂的结果，是虚假的历史的形式。显然，这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内在的关联。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只能是精神这个实在，而非历史材料所意指的所谓历史的过去。从思想延续性看，这是历史观念从外在的、客观的，逐渐走向历史认知主体内在的、主体性基于现实活动的趋势的一种表现，“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间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30]。
德罗伊森（黑格尔的学生）在兰克的历史科学的基础上，对19世纪的历史哲学与史学方法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希望为“历史科学”建立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在德罗伊森看来，历史的方法就是理解，“形之于外的、个别的言行，都是内部表达于外的一部分。整个内心只能借着它的言行来理解。……个别的只能在整体中被理解，而整体也只能借着个别的事物来理解。……理解的行为既是综合，又是分析；既是归纳，又是演绎”[31]。与兰克主张无偏见地理解过去不同，德罗伊森认识到历史学家不可能有绝对客观的基点，而只能在历史之中思考历史问题，人既具有人类学的基本特征与局限性，同时也有理性精神的自我反思能力，历史个体即国家、民族等是历史的主体，即所谓道德共同体或者“道德力”，它们既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但同时也构建历史研究者与历史研究本身，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使历史没有止境，“人类的进步，指的正是人类在每个不同阶段中对历史发展终极目的的认识的加深、扩大、提升”[32]。正由于他认识到历史研究对象与历史研究者的历史性，从而克服了兰克那里假定的历史研究者的理想型，为后来伽达默尔的历史诠释学提供了准备，同时也是把黑格尔历史观念中的人的主体性展现在历史解释之中的外显。
19世纪的历史学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蓬勃兴旺，历史观念不断推陈出新，与各种思潮交织，史学流派繁衍不绝，出现了浪漫主义史学、兰克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这个时代的历史观念最接近19世纪自然科学精神，也受到科学巨大进步的鼓舞。历史学学科建制也完善起来，登上了人文科学的舞台中央。历史观念是历史在人思想中的逻辑反映，当然需要关注历史研究者本人的思想及其时代特征，这是19世纪～20世纪历史哲学的基本走向。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观的核心概念是“思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3]，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他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甚至就是有关人性的研究，人性是思想的硬核。但人性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而非如自然科学对象那样具有不变的一般性。柯林武德还从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两种不同视角来探讨历史事件的二重性：外部即通过经验归纳建立历史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内部则对应于外部的内在思想属性，在历史研究者的内心世界通过心理移情的情境设置，去重演历史、解释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从历史研究的实证分析角度来说，柯林武德基于心理移情的“重演论”具有经验性的历史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中国学界的历史研究十分广阔，其中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而研究领域与方法则贯穿于历史编纂与写作的历史实践、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等不同的研究层次。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中国历史学界与世界汉学家的主要研究场域。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历史材料与历史经验，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从理论建构到方法，从历史观念到历史理性的层次性结构的变化，也是一部贯穿中国历史的历史观念的运动。从孔子删春秋到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巨著《史记》，从古代历史观到近代融入西方历史理性精神与历史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运动。先秦史学讲究历史记载的方法，“属辞比事”；汉唐史学则追求“信史”与“实录”的历史叙事风格，班固赞扬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唐代刘知幾把修史的真实性作为原则加以理论化，“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侧重实录的同时展现思想与历史反思的深度；宋明义理史学则在当时理学基础上增加了史学的义理思辨性，用经学思想来规范史学理论与实践，却带来抽象宣论的隐患；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等人矫正前朝的空谈，以“实事考据”为宗旨。然而，以历史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劝善惩恶只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厢情愿，因为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念尚不够清晰，他们对此也没有理性的思考，对于层次逻辑关系的认识没有完善的理论指导。如果能够形成不同层次的逻辑关联，那么事实本身真有可能显示出“是非曲直”。
接受系统而科学的历史观念，还是近代以来通过新史学的转型得以完成的。近代史学人才辈出，出现了王国维、梁启超、钱穆等大师，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前期，在大量史学发现、西方历史思想观念的传入等重大历史契机下，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过渡转型，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与世界思想文化直接交流融合的独特历史经验。显然，这个史学观念的变迁有多重层次的逻辑演变，其中更深远的还有更早时期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带来的社会进化学说的传播，它启发了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各层面发生了类似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大变化，而且中国的变化发生时间更短，因而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更强烈的层次性分化的特征。层次性特征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史学研究的领域，例如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等，继承了传统乾嘉学派的治学理路，也接受了西方科学的史学理性精神；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直接发扬光大了中国基于现实观念的史学精神，把史学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了。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即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研究中国历史；二是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即所研究的中国历史是谁的中国历史；三是研究目标的主体性，即主要为谁而开展研究。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密切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其中的核心是研究者的主体性”[34]。
历史唯物主义的传入与史学研究相结合，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的新范式，代表性人物有翦伯赞、郭沫若等。他们的研究视域更加开阔，而且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历史科学精神，注重宏观历史规律性问题的研究。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浓厚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导致了历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例如在农民战争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产生了观念在先的错误，将普遍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一般论述套用到全部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中，形成对特殊事件的具体历史分析。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史学界进行直接反驳的一个批判对象，成为中国独特历史观念变迁中的一个历史环节，也以一个既存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唯物主义的层次，构型于我们当下的历史观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