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编纂模式与层次性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的世界历史。世界史或全球史[36]，显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历史的简单之和，而是对世界如何成为当下世界的历程的研究，包括最基本的几个问题：世界是什么？世界如何来？世界走向哪里？在历史观念里，核心是把全球化理解为某种整体性的文明历史进程，由于复杂的内部结构因而把握为多层次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历程。
把整个世界当作类似国家那样的对象进行严肃的历史学术研究，在史学家看来显然不现实。世界太大，材料太多，创新性研究与书写的门槛也随之提高，要如研究与书写国别史那样来对待世界史，把世界当作一个真实而具体的研究对象的确很难，而且从学科研究的制度性安排来看要达到国别史研究的细节，需要更多的前期准备。因而，当下更多的是把世界史或全球史当作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偏向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的结构性描述或者诸如《棉花帝国》这样的后现代主义的微观全球史，从方法论来说，全球史的叙述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探究走入死胡同提供了新的历史研究的新途径；或者如“科技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之类的层次性专题的全域研究，而非“美国史”“中国史”那样的地域性实体的范畴。因此，从如上世界史的角度更能清楚地表明人类文明历史的多层进程，国家相互之间的横向关系固然重要，也是世界史的具体对象与个体，但因数量众多显得杂乱，要条分缕析或者分别归类分析，[37]恐怕还得先从更高层次的宏观结构来把握，没有这个更高层次的多层进程的世界整体结构性的历史勾勒，对更细化的个体国家相互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行理解将是盲目的。
在多重层次的历史进程的世界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个普遍的认知。虽然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历史，人们也接受一种统一的全球经济史、科技史的概念，也基本可以解释社会史的概念，却很难接受统一的政治史概念，对于思想文化的历史则更是众说纷纭，基于不同的立场大多有相对主义的基本倾向。因为近现代五百年的世界现代化历程源于西欧，并被欧美等西方世界所主导，所以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现象是欧洲中心主义，这一点在近些年非常显著地凸显出来，区分了披着世界史外衣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基于狭隘民族国家的传统历史视野。真正的世界史则涵盖包括近现代欧洲与所有亚非拉各地社会形态的时空演化的历程，而且在具体的研究中还需跨学科的宽阔视域。
层次性本身的数量与质量哪怕在近现代的全球化历程中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也使得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时空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有人把近现代的真正世界历史的进程划分为15世纪～18世纪的早期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与扩张、18世纪至“二战”的世界现代化，以及“二战”之后的当代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阶段性划分表征了作为世界历史整体的内部层次特征的显著变化，甚至“断裂性”的突变。当前方兴未艾的第三次乃至新一轮智能革命的脚步声，正在引发全球化时代更剧烈的时空压缩与新时空结构的开启，各种细致的线条如炸裂的烟花一样分散开来，更需要层次性的结构来规范理解，以保持历史意义的完整。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随着经济、科技与社会文化交往的不断推进，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世界史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广受关注的重点和热点研究领域。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在五千年的时空中发生的总体性事件，而非狭隘的某个局部区域的特产，即便其缘起于某地，也存在地理空间的迁徙。约翰·伯里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无法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蛮荒森林中去发现，只能到埃及和西亚文明中寻求。西方史学界从宏观、横向联系和整体化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历史的理论和实践，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全球通史》中提出，世界历史并不是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简单之和，而是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人类的活动范围如何从当地扩展到地区、扩展到各地区之间，进而扩展到全球、扩展到星际的历史”[38]。其根据的是现代化历史观。
在目前学界代表性的世界通史的历史写作中，麦克尼尔1963年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是典型西欧中心论的代表。它把世界历史的发展表述为欧美文明的胜利；不过，抛开“西方中心论”这个观念层次之外，聚焦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外化为高技术高文明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传播的历史表现，这却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历史观念，因为从历史外在表现向历史发展动力的层次深入，更能把握历史的本质。有趣的是，麦克尼尔后来对其西欧中心论进行了自我批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帝国情绪，它的范围和观念是一种知识性的帝国主义形态（虽然作者并不意识到这一点），而20世纪60年代它的畅销也和社会上的这种帝国情绪有关”[39]。此外，他还修改了古代世界史观为一种世界体系中心的迁移运动，包括中国曾经在10世纪～16世纪的中心地位。苏联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按照标准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把世界各地区国家从古到今进行编排。但五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历史规律性表述与越来越具体的历史材料有显著的差异，学界也认识到这种历史观念与历史事实材料之间存在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层次性冲突。
中国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在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下，突破“欧洲中心论”单一书写模式和弊端，将全球文明进程看成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在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念盛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发展，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特别是横向联系的发展及其重要作用。第二，“一元多线的现代化”理论得到重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帮助人们突破“欧洲中心论”。第三，在上述理论突破的基础上，世界史学科从微观角度不断形塑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化与多样性的基本特征，既从大量个案助力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又从整体上提出了若干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40]
对于世界通史的研究与编撰，形式上按照历史线索分段，因为作为世界历史的全球特征在不同时段表现出本质性的差别。以历时性的时间线索来描述世界的历史，大体划分为传统古代历史与15世纪之后的近现代真正世界历史。当然，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以一种深层的历史整体观为背景的，它们之间在同样的层次上能够建立相对独立的层次逻辑，从而在时间上建立有机的关联，保持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的完整性。而且，任何新的考古发现都不仅可以影响乃至重写古代史，而且古代史的研究意义对当代、对世界历史整体而言也是十分密切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塞德尔（Walter Scheidel）教授在《古代世界的比较研究：过去、具有通史精神，因为西汉时期的文明史是中国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指出，古史比较的价值在于把历史发展的一般特征同文化发展的具体特点区分开来，使我们能够对特定历史发展结果起到关键作用的变量做出判定，对某种特定的制度在一种结构相似的体制背景下进行评估。[41]这也是通史区别于断代史的更有深刻层次的历史逻辑所在，也是建立历史整体解释与预测的必要模型条件。而且，有了资本主义开辟的真正世界历史的经验与观念，回望之前同处一个世界的古代世界历史，我们更有一种超越农耕文明优越性的世界历史观来审视完整形态之前的历史片段，游牧文明更像是农耕文明的一面镜子，反照出农耕文明自身的局限性，例如古希腊对政治现实、科技生产力的认知与反思仍有缺失；而与资本主义共存于世的社会主义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内在局限，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层次冲突、社会阶层固化、国内国际矛盾等。
有趣的特例如刘家和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在“政治上分段文明却是连续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连续性存在的具体方式。古代中国在文明史层面上未曾发生断裂，在史学史层面上同样未曾发生断裂，原因就在于通史精神传统的确立”[42]。虽然看似断代史，却是根据政治层次的逻辑来评判与叙述王朝更替，在更宏大和深层的文化、文明的思想观念的层次上并不是断裂或更替，而是前后相互关联一致的。因而，中国古代史有默认的、“微言大义”的文本外的大历史语境层次，这是中国历史写作的层次性特征。然而，由于没有把这个潜在层次显明地纳入写作之中，因而也就缺乏基于这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深层的反思，或者反思本身缺乏深刻的层次逻辑而显得浅陋。
西方著名史学家阿克顿的历史观秉承西方现代自由、民主的核心思想观念，与中国学者吴于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侧重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世界历史解释形成层次性互补。阿克顿认为，人类不断追求自由是文明历史的主要线索，而自由的表达场是宗教，自由不仅伴随宗教在古代世界的缘起过程，而且也是贯穿现代世界历史的政治层次的核心逻辑，基督教里具有的主权在民的反专制的人权思想在今天一些政治逻辑停留于前现代的地域仍是振聋发聩。阿克顿甚至把宗教中的自由思想视为近代欧美政治革命的深层根源。[43]然而，阿克顿的宗教自由观并没有受到柯林武德等当代主流历史哲学界的关注，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近代历史编纂学囿于时代精神，在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的当代历史观面前显露出理论层次的深度不足。沃尔什则批评阿克顿的名言“一切权力都使人腐化，绝对权力则使人绝对腐化”是一种道德训言，在指导历史叙述时变成了一种普遍真理的空洞形式，[44]从层次思维的角度看，这是把道德判断错位地运用到历史判断上来，忽视了道德价值与历史价值的本质区别及其不同层次的内在逻辑，用某种道德标准来叙述历史，浅化了复杂历史的层次深度，消解了历史本身的生命性与开放性本质。
如果说阿克顿历史叙述有黑格尔自由观的历史观念，那么，中国学者吴于廑的世界通史概念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阐述”[45]。他的历史叙述中的游牧-农耕范式，则是深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史学观，在方法论上与全球史观是一个层面上的理论，是比作为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更具象的一个理论层次。他在其编纂的《世界通史》教材中展示了宏大的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在近五千年的传统古代文明历史中，如果说农耕文明的国家内部的矛盾表现为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且在天灾人祸面前分崩离析，那么，直到15世纪之前的数千年的世界历史的主要线索是农耕文明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暴力冲突。
这个冲突表现不是同一文明世界之内的，而是在地理空间、文明等级与社会形态等多方面的不同世界之间的，或者说，两者几乎不在文明的同一层次。可是，两者直接而现实地面对面地存在于数千年从东到西的漫长的欧亚大陆的南北之界上——这里既有人为的长城，也有无形的山川河流与气候差异的分界线。两者之间的冲突看似一种文明的冲突，实则没这么简单。因为，游牧民族在作为胜利征服者之后，通常都皈依了其所冲击或征服的农耕文明，成为其新的农耕文明统治者或者特权贵族。例如，臭名昭著的、极度残忍地毁灭巴格达的旭烈兀一点也不排斥奢华的先进文明的荣华富贵，并在无情屠杀末代哈里发及其政权贵族之后，接受了伊斯兰教创立伊尔汗封建主贵族统治的政权。[46]忽必烈灭宋后基本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行政官员，注意选用人才，重用汉臣，采用汉法创建各项政治制度，开中国历史省制之端，稳定了统治基础。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宏大层次的哲学历史观，是史学理论或历史叙述的指导性原则，与历史叙述面对具体历史材料的逻辑不同。因此，更细化的历史层次还要具体的方法论与层次观念的支持。林志纯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都具有由原始社会村落到奴隶制城邦、由城邦到奴隶制帝国的共同的发展规律；此后，东西方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同步的现象：在欧洲出现了封建主义社会而中国没有欧洲式的封建主义；他还对中欧古代社会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两千年来大一统强大的政治伦理体系，有别于西方，也不可能产生西欧模式的中古封建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基础。[47]虽然他把中国秦汉晋隋唐视为奴隶制的第一帝国时期，但宋元明清为半奴隶制的第二帝国时期是存疑而难有共识的。[48]
但是，中西古代史的对比可能揭示了更多具体的历史差异的层次性逻辑：欧洲在罗马和拜占庭的奴隶制帝国瓦解后进入典型的封君封臣的采邑封建制度，然而，其之前历史阶段的商业层次的经济活动逻辑并没因为政治制度层面的更换而有本质变化，强烈的商业交换的民族习惯反而让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农民等生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这与中国秦汉之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所谓封建主义存在层次性有根本区别，秦皇汉武大一统的帝制政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农本商末的国策定位，让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混乱而社会氛围相对宽松环境下刚刚萌芽的一些商业、手工业、知识分子等的自由空间没有得到延续发展，虽有皇权不下县的地方乡绅与小村镇集市的社会装置，但不可能有欧洲城市、农村的相对自治与富裕工商市民成为上层人物的那种市民社会的温床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与诗词文化下的知识分子虽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王朝的上下阶层流动与社会长治久安，然而并没有形成独立层次的社会力量，更没有与市民社会相结合直接参与到社会物质生产的大分工，而这对于古代层次有限的社会来说，没有建立自己的独立层次逻辑与社会力量表达。
试图对人类文明进程进行总体把握的历史观念很早，但历史实践却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而且在反思的历史哲学的思维看来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尤其是对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的运动的认知与叙述中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的基本立场至今没有得到清理，有些简单的清理并没有构成积极的建构性意义，反而陷入空洞的历史虚无主义或肤浅的相对主义。这表明，历史哲学的视角与历史编纂的具体实践存在显著的层次性间距，构成了宏大的历史观念的层次性空间，有些具体的历史材料对应于不同的历史尺度、历史时序或者地理空间，有些历史意义传递于不同的历史时空之间，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不是同一的内容，不能用单一的逻辑来把握，总之，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世界走向一体化的全球历史过程，是一个宏大的层次性结构的不断展开，而我们的历史观念在具体实践中仍显力不从心，尚需相应的精细逻辑来满足完整刻画世界历史这个时代使命的需要。
世界历史观最大的成果表现在从地域观念向层次观念的转化。有学者将世界历史研究近几十年的实践成果总结为四个方面：摒弃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体现于三大公认主题：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三大主题进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彻底颠覆“欧洲中心论”；最后，在以全球背景为分析历史事件新参数的基础上，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重新进行分析得出一些新结论。[49]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其实就是从国家地域转向内在逻辑，理由如下：
其一，如本特利所指出，“以国家为单元具有两个明显缺陷：（1）诸如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超越国界的现象均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不容置疑的作用；（2）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的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这一动力由于不是发生在国家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50]。对于世界通史来说，基本研究与叙事单位不再是民族国家实体，而转向彼此关联的社会组织相互依存的关联网络，换言之即层次逻辑，是同处一个逻辑层次内部诸要素的相互关联，而且这种单位更能揭示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随着层次的深入，网络的运行逻辑也更清晰。因而，这样的考察单元具有同构的拓展性，或者普遍性，比异质的国家或文明之间的混沌性联结认识更具有历史发展的中介实质，对不同的文明或国家都具有可解释性。从历史辩证法的解释学来说，把握中介是一种实质性的研究进展，而停留于外在的异质性直观是不可能把握事物发展本质的，外在现象是结果描述，而过程探究才能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中介作为独立的逻辑结构也可以根据学术研究的需要进行层次性的设置与建构。
其二，世界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阶段性，但不是基于国家发展的阶段性，而是基于全球发展的整体逻辑。这个逻辑中已经找到具有普适性的主题：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它们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主题也表现出相对独立的层次性，而且层次之间也存在显然的相互联系。这些主题层次的逻辑不仅可以描述全球史的发展趋势，还可以描述历史中独立的地区、文化与文明实体体系，产生了物种交换、移民、文化交流等新话题，同时也兼容社会发展、商品流通、帝国主义等传统论题。当然，对于全球史而言最核心的逻辑主题是普遍交往，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历史就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互动的结果”[51]。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我们已经接受这样的观念：强势社会可以在政治上征服弱势社会，但强势社会的文化不知不觉地也会吸收弱势文化的因素并得到重塑。这种互塑不仅发生在社会之间，也发生在社会之间的不同层次上，例如中国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社会与华夏主体之间的历史互动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而且，“跨地域跨文化的互动”几乎成为当下世界史研究的最多的课题，这也为世界历史发展整体中跨层次的互动做了准备。
其三，对于目前全球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与困境，也将会在层次性逻辑展开的探究中得到解决与澄清。例如，对社会内部发展的忽视，这也是层次逻辑的不清晰所致。曼宁认为，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时就显得缺乏深度。[52]因为模式转化之前，学界过于关注国家边界，这个前提设定限制了在既有研究成果在跨文化互动的层次逻辑上的意义，因为它们原本不是为全球新视域下做层次逻辑解释服务的。因而，许多相关成果都需要在新的理论逻辑时空中重新检验。历史叙述通常也按时序展开，突出重大历史事件，以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划分依据。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时间和地理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将事件置于历史进程的时空框架当中，才能显示出它们存在的意义。时空不是混沌一团，而是有层次的结构，每个层次有其内部的运动逻辑，层次之间相互关联。有了新视域与规范，在各种计量实证主义技术支持下，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实践会不断产生出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最后，关于欧洲中心论，要真正理解它也需要在一个层次性逻辑框架中来分析其合理与不合理的不同层次。这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的缘起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直接相关。欧洲中心论的根据是，欧洲人的海外冒险建立了连接世界各地的海上交通，促进了世界贸易，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率先发展，还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国际关系规范，而在这个世界整体化进程中，其他地区和国家受到冲击，并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为之所吸纳。[53]虽然欧洲中心论遭到普遍批判，但各种近代史叙述仍以欧洲为重（无论是经济活动、科学技术创新、社会政治变革，还是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等各种专著），[54]因为批判视角是站在超越历史叙述本位层次的说辞，历史意义与价值观层面的反思性表达，而在现实的历史材料面前，在专注于世界历史走向整体化的近代史叙述逻辑上，欧洲尤其是西欧的角色无可替代。
事实上，马克思也曾说过，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并导致资本主义势力的全球性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这就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整体化过程，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欧洲。而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苏联史学家按社会发展五阶段来划分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也是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表现。
学界普遍认为，近现代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根源在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商业活动、启蒙运动各种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运动等几个核心要素，是几个层次的逻辑演化的共同结果。而单就其中任何一个而言都非西方特有，甚至西方的历史进程也是不断地发展着的。这几个核心要素共同体的作用造就了现代资本主义这种文明形态及其复杂的内容。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难以泾渭分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似为商业精神传播铺平了道路，但文艺复兴与商业经济活动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艺术家的作品是要在市场上卖出的；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到底谁驱动谁，或谁促进了谁很难界定，启蒙运动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本特利认为，近代早期区别于以前时代、也区别于现代的19世纪、20世纪，主要在于三大过程即海路打通、商业网络建立和资本主义发展未能完成，结果仍不明朗，世界格局仍然充满变数；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把近代早期世界归纳为若干动力和特征的问题。相反，近代早期世界是一个进程，一个飘忽不定的结果，这一结果既来自历史本身的强大驱力，也来自个人或集体的主观努力。[55]
其一，地理大发现提供了空间条件，这彰显出古希腊海洋文明之源与航海的重要性，但这只是一个前提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外显的历史时序看，地理大发现的确是划时代的，但亚当·斯密把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开辟新航线到达印度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56]则过誉了，连达·伽马自己也在抵达印度时宣称其目的是“基督徒和香料”。如果把它还原到历史情境中，根据历史发展的层次逻辑，其意义不过是地理空间的扩展。这不能支撑其伟大的划时代荣耀，而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仅是有限的商业交往，或者使其原有的商业网络扩大或密集了。原因在于商业经济的层次逻辑还受限于历史时代整体的条件限制，“当时欧洲商人还拿不出让东方人感兴趣的商品与之交换，所以在跨文化贸易中他们尚未成为主要角色。许多专事亚洲商品运输的葡萄牙水手与亚洲人结婚并成为亚洲国家永久居民就说明了这一点”[57]。
换言之，地理的扩展并没有得到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等层次的积极响应，层次之间的互动还有待时日，欧洲主导把各个大洲都联系起来的世界性商业网络还需要几个世纪。其实，古代世界许多民族或国家包括中国都有辉煌的航海经验的历史，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从长江口越海航行至山东半岛、徐福东渡，规模盛大的郑和七下西洋比哥伦布还早半个世纪。这是黑格尔提出海洋文化概念时把海洋文化视为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征的历史误解。当然，海洋文化的概念不只是航海技术与经验，更有这种技术背后的社会结构，其意义在这个社会结构的生产系统、商业交往、文化观念等不同层次得到意义的确认与传递，从而激发社会各方面的潜能，巩固社会整体，那才是支撑这个社会走向文明新形态的内核。
其二，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与商业精神。资本主义历史经验与商业精神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汀的著作《世界历史中的跨文化贸易》清楚地表明，远距离贸易的结构和商人的作用是世界历史中最有效的跨文化的经纪人。[58]商业与货币在一种社会制度性安排中成为人与人发生普遍交往关系，并具有泛化到全球的潜能，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项切近人性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历史创造，不仅仅是一种天然而直观的形式。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职业精神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资本主义的层次性内涵是深刻的，单取其一个片面的形式层次会导致许多国家曾经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幻象，即便中国明清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局域繁荣的商业经济，甚至在19世纪初还有超过世界30％的份额记录。但这是一种外在的表象，与资本主义属性的商品经济不是一回事。吴于廑的“游牧-农耕”范式告诉我们，农耕文明下的商品经济在时间序列上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共时，但缺乏实质关联的“共时态”。这种经济形态没有与王朝政治、文化与思想观念形成共情关系，不入君臣衙门大堂，因而在严格的共时态内涵上，表现出现代与前现代的文明代差，其主动性角色被强势的“中心-边缘”模式贬低。[59]但要明确提出“边缘”积极参与交往的能动性接受机制及其效果才行，这也是为何易中天批评康乾盛世中乾隆断然拒绝主动来华寻求通商的马嘎尔尼，面对世界历史发展大势而“无所作为”的原因。
当然，资本主义的多重层次的内容是在历史中逐渐发展起来，而非一蹴而就。西欧世界在15世纪至18世纪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连英国、荷兰也未必有资本主义的成熟形态。而且，就其历史内部而言，也存在某种“中心-边缘”的地域差异，在历史进程的尺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分层。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150年是资本主义更多还是封建专制更多？16世纪前后尼德兰（荷兰）和英国的变化，只是对封建欧洲农本经济的最初突破，而农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商品化，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60]不同地区、民族国家，规模、能量与作用不同，从整体视角看与从先导点的视角看是不同的，前者是外在的历史事实描述，后者是事后的历史总结——站在不同的历史观的哲学层次的历史价值判断。无论从内在还是外部，资本主义开启的是多层次的不同文明形态，它在多层次上的新逻辑也是历史的主导。当然，早期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展表现在殖民与军事行动上的恶行，这恰恰是马克思所猛烈批判的，资本逻辑的恶之本性并不受限于世界历史的永久和平的价值诉求。无论“好”还是“坏”，道德批判代替不了历史批判，历史批判才能展现出其深度的层次性内涵。
其三，文艺复兴开启的思想文化运动为西欧走向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意识形态的支持。文艺复兴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名而展开的人文主义运动，具有多层次的开放性：批判经院哲学，张扬人的价值，倡导艺术新风格，开启近代科学精神，文化知识的传播，甚至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更重要的当属重商资本主义的兴起。继文艺复兴之后，宗教改革奠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原则的基础，而且新教倡导的“职业召唤”为资产阶级的商业经济活动做了思想准备，随着印刷术的推广与宗教世俗化，人们对知识与科学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哲学、自然科学蓬勃兴起，科学革命与思想的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启蒙运动。王权与市民社会的传统关系也在多重层次的逻辑推演中走向资本主义。
其四，资本主义成功霸占近代世界历史的中央舞台依靠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化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工业生产方式。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得益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也离不开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商品经济活动。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直接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已经是现代世界的公认常识了。
最后，源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是支持以上所有要素的底层基础，它不以显现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渗透性的，通过人渗透到各个层次的逻辑之中。理性精神的传播是通过交流而实现的，不仅在层次之间要交流，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自然、世界、历史之间也要进行交流。因为，交流是深度层次性的，交流携带着我们看不见的许多层次的内容与意义，透过屏障穿行于不同的层次之间，越不可见的意义也越深刻，例如人性与文化的底层逻辑。
对于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简洁明了，包括了所有的文明历史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世界历史，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生产劳动、商品、货币、机器、社会分工、资本逻辑、共同体，同时又深度地刻画出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复杂历史层次性，形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但又超越黑格尔历史观的融贯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人类学、历史学笔记中，展现出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包括原始社会的宏观历史运动的延伸，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根据社会大分工来进行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划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指畜牧部落从其余既不知农耕也不知饲养家畜的野蛮人中分离出来。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关大分工只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历史实证判断，今天的考古研究表明，畜牧业的起源并不早于农业；原始社会解体和文明滥觞的过程最早也不是发生在畜牧部落中，而是恰恰发生在那些实行人工灌溉的农耕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前期，无论农耕还是畜牧都没有取得对其他经济形式的独立或主导地位，生产分工也仍是自然分工。真正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灌溉农业与农业部落群的形成为标志。[61]
此外，对人类文明历史进程起到重大作用的还有历史地理层次的逻辑。这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而是人与自然交互的新空间层次，在其中，人类历史将在时间序列中展开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气候与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生存空间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对人类文明历史的影响是更基础性的，是前提性的，然而并不是文明历史研究中的核心内容。同样的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自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形成了更强大的层次性力量，直接参与文明进程，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科学技术不仅有其内在的逻辑，而且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渗透到其他所有的层次，与思想文化一样拥有渗透性的软力量。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我们的历史观念的建构与重建中。而且，作为专门的学科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并相互影响，20世纪以来考古学、人类学也在科技助力下取得很大的进展，生物学、心理学的成果也帮助我们对人性与社会、民族传统与习俗的深层理解。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