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层次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越来越快，即便百年之前的世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显得相当陌生。天空飞机穿梭往来，陆地城市星罗棋布，城市中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敞的马路上车水马龙，文明世界的历史变幻简直就像一个千奇百怪的万花筒。而在变化背后，文明的转型甚至比呈现出来的变化表象更为壮观而复杂，让人应接不暇，因为只要有外在变化就一定有内在原因，有内在的文明要素的作用；而不同要素之间的作用却未必有外在的表现结果。所以，要想搞清楚变化的原因，就需要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地解析历史变迁中每一层历史层次的演进结构，每一根历史线条的逻辑，每一根、每一层之间的关联，而且要与实证历史材料充分磨合，获得材料的支持，把材料纳入这样的层次与线条。时代剧变动摇着人类既有的存在、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并提出层次性升级的诉求。究其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新发展对源于历史的传统观念有极大的挑战。
（一）社会形态的层次分化
社会在复杂的运动过程中不断地产生新的层次。传统的社会分析用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社会组织形态等不同的层次来把握社会。例如戴维斯认为，没有社会层次分化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社会层次分化的决定因素，一是社会位置的功能重要性；二是各类位置的人员供应的短缺程度。这两个因素可以解释社会层次分化的普遍现象与分化类型，表现为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等层面的交互作用与时空演化的结果。然而，现代社会从横向关联到时间上的巨大变化，让传统的社会分析框架捉襟见肘。可以从理论与其本体的关系来推断，作为本体的社会现实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超出了理论所能够把握的界限。
当代社会不仅有更复杂的分层，而且正在经历着空间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空间化，这是社会层次分化的时空形态。空间的生产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79]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以都市化形式呈现，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本质是资本对空间的占有和支配。社会的变化催生社会的观念。桑德斯（Pe ter Saunders）认为，早期研究者如马克思、韦伯及涂尔干并不是没有意识到空间的重要性，只不过他们更加关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基础性的变革——即社会关系的变革[80]，例如涂尔干的社会空间组织模式，齐美尔所阐释的社会关系的空间形式，韦伯对科层组织空间意义的讨论。
社会空间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没有这个互动，社会本身与其结构都不可能存在。这个互动为物理空间赋予了社会关系的意义，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层次。例如，边界并不只是事物之间的分界线，而是塑造了个人、群体、组织等社会实体的实质内涵，当边界被联结成某种形态时，才产生了社会实体。[81]社会互动的变化表明，并非每个人都想要积极地与其他人进行更多的互动，大都市生活中常见的厌倦或冷漠态度正是人们保持社会距离、逃避与他人互动的倾向的最好体现。社会距离与人类情感之间的联系具有时空性，同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例如“小别胜新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有在时空的特定约束下才能充分理解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比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20世纪初的芝加哥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族群，人口流动与社会互动很强，帕克继承齐美尔关于社会形态与社会互动的理论，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用他们共在的那个时空中的生态系统的观念进行考察，“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作为地域单位的社会只不过是一个区域，其中的生物性竞争衰落了，而为了生存的斗争呈现出更加高级和升华了的形态”[82]。芝加哥学派还将人类社会与动植物生态系统类比，从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扩展到社区、城市等更大尺度的社会实体，从社区、族群、职业群体等多个侧面展现出社会空间互动过程中的普遍性与多样性，描绘出人类生活多个层面的“自然史”。即便后来面对20世纪中后期美国相对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戈夫曼所谓的“互动秩序”的基本假设仍然是互动先于结构。
国际政治中的事件也需要在复合的层次上，而不能在简单的政治或者经济层次上来理解。比如“9·11”事件是一次恐怖活动，但波及很多方面，因为世界已从经济、政治到国际关系形成了一个复合整体，重大的事件需要放置在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中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否则从单一层次看只是一个恐怖活动，或者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国际关系的报复问题。当下的中美之间复杂的关系，也是关涉几乎全部的层次，对每个层次上的逻辑进行分析是一项基本的准备，同时也要把它放在整个人类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进行历史性的理解。如此，它就是人类社会在文明整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冲突表现，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表现，是全球化从经济到政治等层次上的一个整体的表现。
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主张，即历史合力论，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对社会有机体复杂形态的层次性深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第一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层次的基本动力，因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处于第二层次的，是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设施等构成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它以前者第一层次的基本矛盾为基础，也受到前者的制约，并反作用于前者。从社会哲学上说，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这里的社会存在既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因而它与前两个层次是概括性的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是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另一种哲学性表达。例如，社会意识既有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因素，也有上层建筑中的思想与宗教文化，包括历史的观念，这种表达与前者之间形成哲学抽象与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今社会的层次分化更多地来自新科技所带来的交往方式的变革。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不断经历着越来越加速的科学技术的变革，进而不断推动生产力与产品成几何级数的快速发展，现在又处于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各种革命性的科技即将爆发，信息革命、智能革命、新能源革命、生命科学革命、新材料革命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而且还作为渗透性因素直接影响着社会各个层次的时代变迁。
（二）科技发展的复杂挑战
信息与知识的爆炸，让人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只能局限于某一或者少数几个领域之内，因而知识世界的劳动分工反过来形成现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分隔，无论观念的世界还是思想的世界都是如此。人们只能成为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一个组成部分，这与人生意义的完整性形成了对立。人生的意义无论如何是整体的，应当在所有可能的方面都有发展的机会，即马克思所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原生态的自然生存图景也被机器与技术的暴力所破坏，我们不再真切地触摸原生态的地球，不再与地球融为一体，而是被各种现代性的产品隔离在一个越来越狭小的空间。这个空间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确保真实的。在原生态的生活中，人与自然发生各种交换关系的劳动将我们与真实的原初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可在现代工业生活中，劳动被分割成为可以替代性的片段。那么，我们用什么来联结自己与他人以及真实世界呢？
要么还原劳动的真实面貌，要么重新寻找新的劳动形式，把单位化了的我们与世界整体联结起来。具有层次性的文明是一种深度文明，它通过在社会之中让文明之光散播到每个人与社会的角落而实现，唯有每个个人真正的全面发展才是其终极目的。这样的文明会逐渐转变国家的功能，政治层次从以传统暴力为基础的集体政治演变为管理型政治，并与社会管理结合起来；经济层次演变为纯粹的物质性生产，市场机制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效率与公平问题在生产均衡与社会公平得到实现的情况下自然消失。AI将成为生产领域的主要工具，人们只进行技术性的操作与管理，这样的工作与其私人情感生活一样，都是个人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深度文明还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参照指标，用来评价或衡量当下文明的发展程度，并根据历史性的发展对其差距进行评价，探寻最佳实现路径。
当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整个社会结构会变得更为复杂和精密，人工智能会为人们的出行进行导航、为人们的决策提供指导、为人们的医疗提供帮助。然而，技术的发展从来不遵循“全民原则”和“平等主义”，它一直推动着“马太效应”的发展，致使那些已经拥有足够资源的个人、组织、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那些原本就已经缺乏资源的群体变得更加贫穷。新的科学技术始终被少数国家、少数科技工作者所掌握，“数字鸿沟”“技术鸿沟”“智能鸿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时代，如果不加干预，那么这种差距只可能加大而不会缩小，掌握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组织、应用了人工智能的公司会以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效率占有更多资源。
总之，就科技方面的时代挑战而言，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化，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个人所能够接触的信息剧变，从生活世界的局部性到信息上可能的全息性世界。在传统世界里，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世界里，从物质性接触的局部性世界，到精神世界里专门的、有限的世界，在不远的未来，可能借助于VR（虚拟现实）与万物互联网技术“接触”全部世界及其全部信息；在精神世界里，所有的知识以信息的形式向你全面展开，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原则上你都可能“接触”并知道（个人或社会组织的合法隐私除外）。二是AI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与全息信息基础上实现AI的工业化，实现智力制造的普及化，完全取代人类在农业、工业制造业、门类众多的服务业中简单体力或者简单智力的劳动，把人、人类社会从基本的物质匮乏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将完全颠覆人类既有的基于物质生产有限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政治与经济）与思想的秩序。三是人的生物性的改造，基于现代生物遗传学、神经科学与AI而实现的对人类自身与智能的改造，将对人进行重构：一方面是改造人类的身体，主动介入性地超越生物进化的基本原则，让人们更好地驾驭自己的智力与身体；另一方面是改造自身的智力与思维，加深认识并提高智力水平。
前两条是关于新科技对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形式的改造，而且已经在发生中。虽然两者都会颠覆传统社会的形态，但是，第三条可能更为根本而且更具有颠覆性。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社会是由如此这般的人组成的，如果人最重要的身体都发生了改变，那么不仅社会组织形态，而且人及人类社会的意义都可能需要重新定义。因为共生的人-机或者人机社会，可能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科技的重构，使人不再是生物性的“两脚兽”。现在通行于世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无论多么先锋、后现代或疯狂，与之相比都将是小儿科。对于第一条，完全的信息虽然变得可以接触，但不可接受，而且也没有必要。对海量信息有序化的结果是一个层次性结构，有所谓纯粹直观的事实性描述，有科学理论参与的概括与推理，有文学艺术之类的创造，还有高度玄虚思辨的宗教与哲学。而且，接受哪些信息虽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时代需要每个人尽可能接受更多、更高质量的信息。对于个体来说，信息本身也具有层次性，总存在最需要、最紧迫的信息与不那么重要的信息之别，无论如何划分，与自己切身相关的紧迫信息总比那些无聊的八卦绯闻与娱乐更为重要。而第二、三条则需要我们对一系列从古迄今建立起来的宗教、伦理与道德生活的基本观念，从个人到社会层次，进行全盘的、由浅入深的层次性思考与重建。有些层次上既有的规则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磨合逐步形成的，因而颠覆性的重建绝非易事，甚至可能失败，就像绝大多数变异都是有害的一样。历史文化环境与人的适应之间是一个有层次的历史性结果，层次之间也存在难以预料的排斥与冲突，越深的层次重建风险越大。显然，由浅入深、逐层探索性的改造更有成功的可能。
时代剧变对我们的智力与思维模式提出了层次性的高要求。信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方面，还表现在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全方位转变上，从生产方式到交往方式，从社会生产结构到社会组织结构，从思想观念到文化体制、生活、政治运行等，无不与传统的类型产生巨大的区别。而且，信息文明的建立并不是对这些方面的离散，恰恰相反，是将它们进行高度统一，因此具有强烈的综合性、系统性力量，这种力量将为系统中各个方面带来根本性变革。对于个人来说，如何在一个越来越难以直观而简单地“把握”的世界中寻找欣赏世界的乐趣，在一个变化万千的社会里安身立命，尤其是在一个越来越精神洞开的世界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在五花八门的参与社会交往的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显然不是既有的哲学思想所能够胜任的；对于人类来说，在各种复合的多层次要素之间协调，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智慧，普遍拥有这种智慧而没有层次理性是不可能的。
（三）思想文化的历史分化
海德格尔所谓技术将人类生活拔地而起的顾虑，是出于传统视野、传统审美、传统道德对技术化社会人文精神与道德走向衰落的感慨。随着现代技术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传统技术性生活和传统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打上的技术烙印无处不在。企图返回传统艺术观、审美观已经不合时宜，那是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限制文化类型和审美类型的自恋，就像中世纪之前把希腊罗马视为黄金时代并视为唯一的艺术类型一样。许多美好的东西，特别是传统的审美艺术，已从人类的精神世界消失。如果一种艺术形式被人类整体地抛弃，那就是注定要消失的——这是它的宿命，人们不再需要它，因为它不过是人们构造出来的一种打上时代精神主观性烙印的历史经验。思想的力量不在于某种物质般的实体坚实地矗立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而在于其历史之维的“实用性”——思想的桥梁让我们通达目的地，它和地球、太阳、空气之类的生存前提不同。
传统社会相对宁静的生活被日益紧促的时代脚步踏碎，反映到思想上就是，黑格尔以后再无人构想庞大的体系了。马克思说：“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83]但这一计划只能让位于更为急迫的现实社会变革的需要，完整而庞大的理论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古典时代已成过去，哲学家变成了农民，各自在自己一块农田里生产自己的精神食粮，过着自己的小日子。[84]思想不过是外在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不可能没有外在事物；但另一方面，纷繁复杂的层次性世界也离不开层次理性的头脑来进行理解与把握。对于现代人而言，迅猛发展的科技越发促使我们反思其终极方向与人生的意义。在一个所谓元宇宙的世界，一个完全信息化的社会，现代化的媒介工具把每个人都联结起来，远远超出其生物学触角并且互相交织，达到自然可能的界限。但生活的意义却并不自然而然地随之得到扩展，也没有随着物质世界的连通而改变个体内心世界的孤独，意义的世界还是一副陈旧而单调的架构，忙碌而不和谐。它也需要精神世界的连接、碰撞与交流，需要拓展，需要从个体到全体的重建。
倘若把历史视野的时间单位放大到世纪、千年，而不是眼见如梭的日、月、年，那么从宏大的历史层次上又会看到怎样的一幅图景呢？在生物技术改变人的自然寿命之前，常人活不过百来年，而层次理性的视角却能让我们超越世纪的窗口限制，“看到”千年万年尺度的文明踪迹。文明的宏大叙事显然不能“沉浸式”地看，也不是一个个单纯对象性地看。也许一切看的结果都不过是一家之言，只要给我们所带来的解释空间足够大而合理，能包容性地让我们比前人显得更“聪明”一些就足够了。因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大，材料越来越杂多，需要更有包容性的视野与层次结构，才能让我们以整体鸟瞰自己所在的文明与世界。
在历史书籍里，国家的历史变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事件，可能是在某个强政治的立场下的记忆，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叙述文字，而非真实的历史。潜藏在文字背后“不可见的”历史规律性不能被直观到，也不能直接等价于叙述的文字，而是要用历史概念、历史范畴、历史规律性模式才能把握到。不可见的“文化”“道德”等层次的情况并不一定表现为冲突，反而可能是一次协商。例如，清兵的入关看起来似乎比李自成带来的影响更大，这是站在“民族”——并不是全体或者大多数汉人的，而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立场上的一种历史叙述，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谁当皇帝，在政治层次上造成的冲突可能比李自成、张献忠的还要小。就算在文化精英——传统文化传人的视角看，也不过是“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事实上那时的满清可能是最崇尚汉文化的，不仅比蒙古人、五胡乱华时的北方游牧民族表现出更优秀的素质，也许相比太平天国运动、张献忠之流有更好的儒家伦理表现。
历史就是复合层次的历史，而非单一层次的历史。军事、政治层次的历史只是因为王权的政治历史原因而成为显耀的历史层次，成为帝王将相的功劳簿。唯物史观指出，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在于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这在19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被马克思敏锐地把握到，因为工业革命掀起的机器工厂所承载的社会大分工把工人的生产劳动的社会场景凸显出来，他们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由生产劳动的经济场域上的表现蔓延、渗透到社会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这才是表现出来的显现历史的基本支撑力量。以物质生产与人的自身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活动、社会精英的思想文化创造，包括政治在内的复杂社会运动才构成历史丰富多样的面貌。拿中国历史现象来说，假如单从文化层次的视角看，可能完全看不到清朝的改朝换代——他们几乎完全采纳了汉文化，反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了假名基督教的一个文化污点。当然，“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层次上的“改朝换代”就最为显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