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与历史实在
在历史哲学的语境下，历史实在属于历史本体论的范畴，就是所谓历史本身，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远离我们而去的，但的的确确真实存在过，不能为其后的人的意识随意修改变动的人与事物及其各种关系的演化。凡是过去的就都是历史的部分，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实，而现实在将来也会变成将来的历史。历史实在对应于自然世界的客观实在，这是根据自然世界的客观实在来进行类比的。无论自然实在，还是历史实在，都不可能直接成为我们思维之中的印象与材料，需要经过人的感性、知性与理性的“加工”才能被我们人类的思维把握。正是人的意识与思维的参与过程，使得实在变得不那么实在了，被我们有局限性的意识与思维有意无意地选择性认识，从而与我们想象中的绝对公正、中立而且全面的上帝的视角存在显著的差异。
因此，才有我们对历史实在的真实与虚假之辨。真实的认识就是历史真实、历史真相，或者历史实在；虚假的历史认识就是历史假象。从存在论或本体论看，历史实在先于历史认知，是不以人的意识或历史认知而存在的，但以认识论的逻辑看则相反，历史实在是历史认知所外推出来的一个概念，虽然它对应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真实或者历史实在。因为，历史认知和我们对自然世界外在事物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不像我们可以直接面对树木花鸟等外在事物，我们不是直接面对历史，而是通过历史记忆、历史材料来“还原”历史的，实际上是依赖历史学家来重构历史。换言之，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分别看，恰恰能够揭示历史真实与历史实在的真正本质，它们都与历史认知过程密切相关。因而，尽管在历史的根本观点上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别，但两者的区别不过是，前者真正地认识到历史认知过程这个环节在参照到现实世界时的边界与限度，而后者没有。假如不纳入历史认知过程，就会夸大两者的区别，那其实是把自己当作上帝，以上帝视角来看的结果。
当然，在认可历史认知过程本身对我们历史认知的参与基础上，仍然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这个过程本身，就如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并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我作为人的认知过程一样。也就是说，即便认可了认知环节的存在，历史真实仍然还有超出“认知环节”之外的实在性，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历史实在”这个概念，而且我们还是能够肯定，它对应着一个所指的存在，即历史实在。可以说，这里的“上帝视角”与“人视角”其实存在层次性的分别，只不过我们通常不去做精细的分别，只有在这个差异凸显出来，而不得不考虑它时，我们才会去思考它。这显示出历史实在的层次性。虽然历史叙事总是试图模糊历史实在与历史想象，尤其后现代主义叙事实践试图赋予历史想象更大的包容性，彰显历史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从而实现民族历史的表现力量。[21]
历史真实包括元素性的历史实在，也包括认知性的历史联系。对历史事件的理解，首先对基本的历史实在的材料有充分的收集，然后对这些物质性的材料按照历史范畴建立相互之间的关联，有的是共时态的并列关系，有的是时间性的关系，有的是因果性的关系，有的是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有的是辩证性的跨层次的联系，等等。因为联系的范畴本身带有的主观性，认知模式本身的参与构建，在通过范畴建立普遍联系这个层次上，其真实性就不如历史实在那些基础性的元素、材料了。但其历史真实性仍高度依赖于历史实在的材料本身。对诸多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是更高层级的历史认知了。在这个层次上，所谓历史真实更不单纯，而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下时代精神对历史理解提出的新要求，当下历史理论反过来对寻求历史真实动机的统摄与结构性前提，如中国近现代以来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知就表现出“历史真实”的显著变化，最典型的是对孔子的看法上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一个过程，这当然不是“真理性探索”的辩证法过程。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哪怕是完全相反的立场，也不能颠倒黑白地否定更基础层次的一些历史实在，例如孔子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及其一些基本的活动，太平天国起义的代表性人物及其天京事变之类的真实事件。然而，不同的立场所决定的历史认知，却可能影响到对太平天国天京事变的重要解读，更影响到对其的历史认知。如果说历史真实是历史真理的核心，那么这种真理总是离不开知识权力的霸权，如福柯所说，不受权力控制的真实历史还是一块处女地，“这个世界上的真理就是通过各种控制形式被生产出来的如此这般的东西”[22]。
因而，在从历史实在到历史事件再到整体历史的认知，形成一个历史真实逐渐递减的阶梯，主观性越来越强，价值属性越来越重。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有时间间距：历史实在离我们越久远，我们所能够获得的真实性的成分就越低。即便有新科技提供的技术手段，也不能完全恢复其真实的面貌，而且对有些历史实在来说，不单单是物质性的元素，更有历史人物的思想参与，对这样的历史事件要完全还原其真实面貌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首先依赖的是我们当下历史解读者的认知意图与视角，而非历史实在的真实性。远离历史事件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全息地接触到历史事件的所有实在方面。其实，一定的时空距离感反而更有助于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把握，因为，对当下发生的现实重大历史事件，人会恰恰由于身陷其中而带有深度的认知偏见，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自己的历史成见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现有的历史认知与理解能力进行解读，塑造出历史事件。例如，在鲁迅赞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司马迁对飞将军李广有生动的文学描写，但对战功更大、历史贡献更多的卫青却惜墨如金；对项羽与刘邦都立有本纪，但对他们的叙述明显掺杂着他的个人感情。那么，对历史人物的立传究竟要以个人鲜明的特性气质为重，还是以其对当时社会政治与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为重呢？无论是对比项羽的残暴与刘邦的怀柔，还是项羽的政治怀旧与刘邦的政治革新，这对于历史学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后现代主义揭示历史学家本身的思想观念必然限制其“发现”从而书写的历史真实。又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阶段划分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论，一段时期倾向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论模式影响而官定的说法，一段时期又倾向对马克思原著的重新解读后的“再发现”，而且声称有新的考古材料的佐证。郑和与东南亚的各土著与民族之间亦有传说故事，郑和更多的是扮演了三宝公与巫文之类“教化”的角色：三保大人教马来人如何建造房屋的故事、三保大人教印度人治病的故事，[23]从一些侧面反映了郑和与东南亚各地民族的关系是和谐融洽的。在马来西亚，还广泛流传着郑和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给满剌加苏丹芒速沙的故事，这则故事来源于《马来纪年》（写于1511～1612年）这部广为人知的古典文学名著，然而这个传说却不见于中国历史记载。虽然具体事件是文学化的历史书写或文学创作，但它所表达的历史意义在客观的明朝与东南亚交往史的历史语境中却是真实的，是其历史记忆的一种真情表达，而且在观念的层次，也是一段相互印证的符号实在。
在关于历史真实的历史认知中，历史记忆扮演重要的角色。历史记忆根据历史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对于自然事物、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高度依赖于相关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或者说后者把前者当作材料，是两个层次的逻辑关系：与历史人物事件相关的逻辑是主导层次，而自然层次则是从属层次，依附于前者而被选择性地记忆并赋予意义。[24]有学者对社会历史事件的历史记忆进行了两种不同情形的划分，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前者可能是强权介入的表现，那样的话很可能不是历史真实，而后者则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25]虽然后者不可能同真，但反而有助于抵达历史真实的历史探索，并产生意外的历史理解的效果，从而产生更丰富的历史价值，这一点无关于历史事件的真伪。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解读更是如此，因为，道德与价值的判断经验会随着不确定性而获得历史思维的深度价值，就如帕斯默所说，“正像没有任何描述是关于法国革命的正确叙事一样，不可能有关于事件的正确描述那种东西”[26]。
历史辩证法在关于历史真实性问题上也表现出其强大的解释效果。当历史认识论的研究相对比较多或者遭遇到瓶颈，会让历史本体论的研究如跷跷板一样有了研究的相对优势，此时的历史精神会从这个方面“辩证地”转向另一个方面。例如，20世纪90年代之后侧重历史真实、历史实在的历史本体论偏好又表现出来。这当然与社会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有关，社会历史叙事让史料重新获得了活力，学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和方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近年来，中国史中GDP的估算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27]其实最早把GDP估算研究带入中国古代史领域的是外国学者贝洛赫、麦迪森等人[28]，相关研究引起学界关于GDP计量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数据统计与历史真实等问题的争议，随着争议的展开，研究也越来越深入。[29]
对于历史真实的问题，中国悠久的文史不分家的文化传统是既熟悉也陌生的。春秋笔法的始作俑者也可能没有想到，这个传统为我们遗留下了大量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大量文学化的历史创作，不知多少人在考证《三国演义》历史真实性的事业中耗尽生命。某一历史演义的形成与传播，特别是其内容的思想倾向，常常是受到那个时代背景的影响。许多演义出现于明朝，例如，《杨家将演义》很可能与土木堡事变、朝中奸侫擅权、忠良遭贬有关。这直接激发了中国学界对历史真实与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的探索。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吴晗倾向于历史真实，由于他遵循严格的史学标准，大部分历史剧在他看来，多半应该划到故事剧的范畴当中，否则便是“虚无历史”。[30]也有人推崇艺术真实。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却是偶遇而难求的。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毫无疑问借力于历史材料，但也不完全在于史料本身，而在于这个史料与现实之间的契合性，表现在硬的物质性方面，当然包括人物、事件等，但在软的现实契合性方面则是历史的相似性，如时下社会对忠良精神的渴求或者对现实的文学隐喻性批判。
历史创造与历史真实一样都依赖于历史记忆，既然历史包括人类所经历的过去，也有人们凭借人类过往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对那一过去所进行的编排、表述、解释和评价，那么历史记忆也有两个不同层面的蕴含：个体或特定群体与文化中维持和发展起来的对于过去所发生事情的意识，获得和保持对于自身经验的心理印象的活动。[31]
相信“客观真理”的各种形式的历史主义基于对同一性“心理移情”的认同，假定历史学家可以回到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中，重建一种“客观真实”的历史情境，包括当时人们的实际行为和习俗、社会氛围乃至思考方式和心理等复杂的因素，从而为关注的人物或者事件的研究提供背景。然而，这即使对于较真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很难的，历史学家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实践的，因为许多事关重大的要素可能已经无人知晓，更不要说了解到历史上已经发生了的大大小小的全部事件。历史学家的座椅是搬回不到过去的，他们只能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和发掘到的素材下以“反思”式的思维“重建历史情境”。如果说历史的时间差异对于顺从式的置身其境是个障碍，那么，对于反思模式来说，它就变成生产性的力量，反思模式从根本上就抛弃了那种“客观真实”，因为它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于现实来说）。对真理的追求转向了基于反思而达到的“效果历史”，它实质上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语言游戏”的历史实践。真实性从简单的、与主观对立的性质变成了包含主体在涉身世界中的外在化投影和建构在内的一种标准形式，在超越了符合论和融贯论之后，历史真实的概念同时包容符合论的客观性和融贯论的逻辑推理的历史理性的理想追求。
历史真实的观念影响到人们对历史实在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历史认知与历史叙述，乃至历史反思，最终也重构人们对“历史是什么”的理解。历史建构的客观性在于历史是主-客要素的相互建构，客观性表现在客观要素上，还表现在主观要素中的分层，即对更大层次上的依赖性，例如个体对群体的依赖，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短暂时代精神对历史时期精神的依赖，诸如此类的依赖就是一种客观性，个体思维对群体思维的依赖。我们可以把历史问题与世界问题相对照来进行研究，人对世界的建构恰如人对历史的建构。可能发生的误解在于忽视个人与人类之别，例如，历史是精神的产物，这个精神肯定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全人类在全部历史之中的建构。而对于一个短暂的时代之中的人们，对于一个个体人来说，历史带有强烈的客观性，就像我们的世界的客观性。《苏美尔王表》中早先的君主大概都属神话人物，统治时间非常长。后来的许多君主，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但是王表也会将他们的统治时间说得很长。在亚述帝国的铭文中说辛那赫里布在哈鲁大战中杀伤敌军15万人，而在公元前700年的中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事实。
关于历史真伪的问题最终将回到哲学的真理观。如果说哲学是等到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那么历史哲学则是猫头鹰中的晚飞者，它往往到深夜才开始动身。[32]而哲学对真理观的看法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们不再追求那种客观的自然主义，而是类似马克思所说的“人是自然中的人，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我们不再去争论究竟主观还是客观，因为就如语言文字一样，我们所有的知识与思想，都是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产物而非单一的结果，就如孩子是父母双方结合的结果，离开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的。也不可简单地说哪一方更基础或者更重要，说自然世界更基础是站在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强调认识论则是站在认知逻辑上而言的。这样对问题的终止或者“悬置”，就把我们有限的思维与精力转向更重要、更急迫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实践转向。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与世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而我们的哲学视线不能老是停留在那个学究性的问题上面。[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