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特点与影响
徐州历史文化是徐州人民在各个时期创造的反映徐州区域文明程度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文化总和。徐州历史完整，千年一贯，秉地域风土之优，开汉朝文化之先，涵具以“有种”“讲究”为标志的勇敢仁义之风，为本地区烙上了永不消失的“汉”印。
具体而言，徐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 大气雄风，敢作敢为
徐州是楚汉文化的发源地。汉朝实现了政治、思想、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大一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均空前繁荣，天下为一，气势恢宏。受此影响，徐州文化表现出大气雄风的特点。徐州的一些建筑规模宏大，追求视野开阔、一览无余之感。徐州人普遍身材高大，面部轮廓分明，性格直爽，胸襟博大。徐州饮食餐具之大，分量之多，往往让人惊讶不已，而徐州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江湖好汉之遗风。
徐州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古战场上，历代大规模征战50余次，决定了很多封建王朝的盛衰兴亡，也造就了徐州文化中具有不畏强暴、粗犷豪放的精神和徐州人尚武强悍、敢作敢为的气质。古人对此多有体认，如《图经》说徐州一带“风俗劲悍，有霸王之遗风” (27) ，苏轼在上皇帝书中说徐州人“胆力绝人”，徐州知府石杰在《徐州府志》序中称徐州人“好勇尚气”。民间常说徐州人“有种”，正是徐州人粗犷豪放生活习惯的典型写照。前后两部《徐州府志》都提及“其俗好勇尚气，秀杰者多倜傥非常之士，而黠骜者亦剽悍而难驯” (28) ，“勇决敢死、豪杰之士挺生其间，而专利逞忿之徒孽芽作慝” (29) 。因而在旧王朝统治的末期，彪悍的民风和尚武的性格使徐州成为农民起义的高发地区。从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和汉高祖刘邦的斩白蛇起义，到元末爆发的芝麻李起义，或由徐州人领导，或在徐州地区爆发，或波及徐州，历史上频见不鲜。长期以来，崇武尚义、敢作敢为已成为徐州人的标签。当代作家王建在描述徐州人行为做派时，用“雄性的徐州” (30) 定位，确实有些道理。
二、 有情有义，诚实守信
徐州地临邹鲁，长期受孔孟之风熏陶，沾溉儒学，影响甚大。西汉初期，楚元王刘交专注于经学传授，徐州一度成为儒学传播的中心。《隋书·地理志》谓“大抵徐兖同俗”，莫不“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 (31) 。因此，以“仁”和“义”为思想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徐州传统文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舍生取义”是徐州传统社会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因而在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的贞女烈妇和忠节孝友。据地方志记载，徐州地区仅在清代被辑录在册的贞烈节孝近八千人，忠节孝友约五千人。 (32) 表现在待人接物方面，徐州人讲义气，重交情。徐州名吃“把子肉”，传说得名于刘关张“桃园结义”拜把子。正是基于徐州人“尊儒慕学”的风习，尽管历史上徐州地区战乱频仍，民风尚武好斗，长期被官方视为难治之区，但从来没有沦为匪盗长期出没的社会治安重灾区。
徐州人不仅“有情有义”，而且还“讲究”，诚实守信。“讲究”，是徐州地区对一个人的人品作出的最高评价。汉高祖刘邦未发迹前，“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33) 。刘邦任泗水亭长时，与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等结为好友，靠着侠义和豪爽赢得人心。后来刘邦举起反秦大旗后，这帮出身底层的朋友成为刘邦队伍的班底，一直跟随刘邦左右，在西征东讨中立下汗马功劳。鸿门宴上，范增安排项伯相机刺杀刘邦，刘邦部将樊哙挺身而出，带剑拥盾闯入军门，将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目眦尽裂怒斥项羽，成功掩护刘邦逃回霸上。樊哙的忠诚和尽职尽责固然令人敬佩，但正是由于刘邦豪放大气，重情重义，才使得一批文臣武将不惜生命，追随左右。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后，途中路过故乡沛县，在沛宫置备酒席，把老朋友和父老子弟都请来一起开怀畅饮。他对沛县父老兄弟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 (34) 与沛县的父老兄弟尽情欢宴，叙谈往事。过了十多天，刘邦决定要走了，沛父老坚决要刘邦多留几日。刘邦说：“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 (35) 于是这天县城万人空巷，百姓都赶到城西来敬献牛酒等礼物。刘邦又停下来，搭起帐篷，痛饮三天。做了皇帝的刘邦，免除沛县的赋役是感恩家乡，与父老痛饮十余天是义气使然，不忍心增加父老负担是刘邦的讲究。刘邦对待家乡和家乡人的态度，是徐州人有情有义的体现，他起到了示范作用，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徐州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铜山县志》强调，其民多有“质直，重然诺” (36) 。
三、 兼容并蓄，风化多元
早在新石器时期，新沂花厅出土的玉器及部分陶器兼具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之特色，学者们称之为“文化两和” (37) 现象。在帝尧时代，彭祖建立大彭氏国，其导引吐纳术和调摄养生法后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今仍发挥着现实的功能。春秋战国以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在此交融，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都在徐州地区留下深深的痕迹。先秦诸子中的道家、儒家、墨家等创始人，都在徐州区域内从事过他们的学术活动。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的出生地和主要学术活动地都在今以徐州市为核心的方圆200千米的区域之内 (38) 。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是丰县人，被尊为张天师。东汉时期佛教在徐淮地区大盛。可以说，徐州对传统文化最突出的贡献，便是在这个区域里儒、道、墨、释都曾得到哺育。正是因为各种文化的滋养，徐州文化基因中兼有北方的阳刚和南方的细腻，形成古风沛然、兼容并蓄的文化情怀。
徐州地理位置优越，从古至今都是水陆交通要道，多种文化在此交流荟萃，东西南北中兼而有之。环绕戏马台周围的户部山民居群，既有北方四合院的规整划一，又有南方民居的曲折秀美。研究者指出：“户部山古民居既有北方建筑的粗犷浑厚，又有南方建筑的精致灵巧，建筑风格承南袭北，南北兼容，是明清时期徐州城市发展的重要见证。” (39) 这从建筑上体现了徐州人宽容包容的处事风格。徐州一带流传的戏曲为梆子和柳琴。梆子腔是汉族传统戏曲四大声腔之一，唱词节奏常用闪板（前半拍休止的节奏型），伴奏只用大鼓、大锣等打击乐器，整个音乐风格有高亢激越、悲壮粗犷等特点。柳琴戏地方特色尤为鲜明，男唱腔粗犷、爽朗、嘹亮，女唱腔婉转悠扬、余味无穷，“其纤柔细腻的音调又是北方剧种中所难能一见的” (40) 。总体而言，梆子戏阳刚而柳琴戏阴柔，区别如此之大的两个戏种在徐州流行，二者的无间隔融合，恰是徐州人文化心态上兼收并蓄的体现，同时也塑造了徐州人的情怀、格局和性格。
生活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徐州人，在待人接物方面也体现出宽厚包容的特点。过去长期争论徐州是南方还是北方城市，其实徐州在地理上属于北方，文化上受南方熏陶，造就了徐州文化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今天，人们常常用“南秀北雄”作为徐州城市文化形象的主要表征。而大多徐州人不失南方人的精明、机灵，也具有北方人的耿直、厚道，自成一股独特的人文气质。
总之，徐州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由于汉朝最高统治集团核心人物是从徐州走出去的，所以汉文化建构并影响了徐州文化，形成了大气雄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同时也塑造了徐州人敢作敢为、有情有义的个性特点。因为文化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特点，更具有超时代性、超地域性特点，徐州历史文化具有内在的主体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在建设新世界新文化中仍然具有超强的生命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史论述之“文化”，不仅是徐州市今之行政范围内的文学艺术现象，而且是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文化范畴。上编以历史发展轨迹阐述自然人到社会人：人化—化人—再人化—再化人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下编则分别就徐州特色文化单元格进行阐述，以树立徐州文化之标，织造徐州文化之旗。
(1) 参见慕平译注《尚书》卷一《虞夏书·禹贡》，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7页。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5页。
(3) 司马迁撰：《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32页。
(4)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页。
(5)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38页。
(6)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二一《郡国志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60页。
(7) 沈约撰：《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7页。
(8)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建置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
(9) 沈约撰：《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47页。
(10) 魏收撰：《魏书》卷一〇六中《地形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37页。
(11)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0页。
(12)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47页。
(13)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48页。(https://www.daowen.com)
(14) 脱脱等撰：《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0页。
(15) 脱脱等撰：《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4页。
(16) 宋濂等撰：《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08页。
(17) 宋濂等撰：《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09页。
(18)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30页。
(19)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八《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89页。雍正十一年（1733年），徐州为府，辖上述八县。1953年，新沂县划归徐州地区。1955年，原属徐州地区的萧县、砀山县划归安徽省。
(20) 《徐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徐州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5—106页。
(21)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徐州年鉴·2021》，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页。
(22) 张謇：《徐州应建行省议》，张孝若编：《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页。
(23) 参见吴必虎《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5页。
(24) 刘熙：《释名·释地》，见蒋志伟、任国祥主编《国学经典丛刊》第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316页。
(25)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卷九《子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页。按：《庄子》《列子》《吕梁洪志》和徐州地方志记载证明，孔子观水长叹发生在徐州东50里泗水河吕梁洪边的可能性胜过其他地点选择。
(26) 徐悲鸿：《论李可染艺术），吉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7) 宋骥修：明正统《彭城志》卷一《风俗》，正统三年（1438年）抄本，第十二页。
(28) 石杰主修，王峻主纂：清乾隆《徐州府志》卷首《石杰序》，清乾隆七年（1742年）刻本，第五页。
(29) 吴世熊、朱忻主修，刘庠、方骏谟主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一〇《舆地考》，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十页。
(30) 王建：《雄性的徐州》，华龄出版社1996版，第1页。
(31)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2页。
(32) 参见赵明奇主编《新千年整理全本徐州府志》卷二三《列女传》，中华书局2002年版。
(3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3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页。
(35)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页。
(36) 余家谟主修，王嘉诜等主纂：民国《铜山县志》卷九《舆地考》，1919年刻本，第二页。
(37)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242页。
(38) 朱存明、安宇：《淮海文化研究》，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9) 刘玉芝：《户部山》，河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40) 吴敢、孙厚兴：《徐州戏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