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编撰的成熟

明朝立国之初，统治者为尽显一统之功，对方志编修予以高度重视，推动了方志纂修的开展。清朝定鼎之后，对中国历朝修辑史志的传统并不反对，地方志是地方官员施政的重要参考，修志工作的开展对新政权的巩固是有益的。由于清廷的三令五申，特别是康乾年间《江南通志》修成，为所属各府县的方志编纂树立了样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徐州及所属州县的方志编纂也得到迅速发展。

据中华书局2014年版《徐州古方志丛书》所辑，明清两代徐州志书，现存世30种，失传可考者有19种。其中，鲁一同主纂的清咸丰《邳州志》是一部声震全国的地方志书。曾国藩曾在家书中写道：“吾友有山阳鲁一同通甫，所撰《邳州志》《清河县志》，即为近日志书之最善者。”他嘱咐其子曾纪泽依此体例，纂修《湘乡县志》 (6) 。咸丰本《邳州志》由于得到曾氏的推崇，一时间被誉为“志乘获矩”“志家法程”“邳邑信史”。

明清时期，徐州地方志书为数众多，体例日臻完善，时代和地域特色也更为鲜明。志书内容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以政治军事、英雄豪杰色彩浓重，体现了徐州人有情有义、有种讲究的精神。徐州志书作为本地区之全史，编排质量及特色深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作为地方最重要的古籍文献资料，它不仅具有本身的存史价值，同时也具有资治、教化、审美价值和学术研究参考作用。

明清时期徐州方志的编纂及理论研究，基本上继承了宋元明志家对方志性质、渊源、功用的讨论辨析，但更加重视编纂方法的系统探究。由于讲求训诂考证的学风渐盛，志家对方志纂修中的资料采集、史实考辨予以更多的注意；又因诸家学者普遍将修史方法用于纂志，以纪传体编次方志、以撰述方式叙事，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尽管这一时期徐州的方志编纂时断时续，质量参差不齐，不乏应付之作，但也出现了政绩卓著的知州姜焯修纂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本《徐州志》和国史馆编纂王峻亲自主笔的乾隆本《徐州府志》等一批有所革新的善本志书。大批学有渊源的学者投身修志事业，使有清一代徐州地区名志纷出，成果斐然可观。尤其是他们将各自的学术观点带入修志实践中，并通过对方志理论的悉心研讨和切磋辩论，为方志学研究的深入作出了贡献。

总而言之，在“黄运交汇”的背景下，徐州多灾多难而又屡毁屡兴。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封建生产关系正在走向衰落，这一时期的徐州，在频繁的自然灾害面前，政府的努力总显得力不从心。农业生产孱弱不振，工商业发展迟缓，特别是明末以后，曾经极盛一时的漕运开始由盛转衰，徐州的经济民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文化上，徐州也从江北文化高地沦落为苏杭之后，尽管与苏南等地的差距逐渐拉大，但因书院教育的坚守与发展、地方文化的传承与繁荣、方志编撰的研究与成熟，徐州城乡仍时见亮点，涌现出一批批著名的文化学者和社会名流，推动着徐州文化的继续向前发展。

(1) 参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八《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89页。(https://www.daowen.com)

(2) 赵明奇主编：《徐州自然灾害史》序言，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3) 杨宏、谢纯撰，荀德麟、何振华点校：《漕运通志》卷八《漕例略》，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三〇《兵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59页。

(5) 余家谟主修，王嘉诜等主纂：民国《铜山县志》卷一二《建置考下》引元傅汝励《徐州洪神庙碑记》，1919年刻本，第七页。

(6) 钟叔河整理：《全本曾国藩家书》上卷《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与二子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