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的奠基
汉文化产生之前，徐州地区已具备了具有主体性且特色鲜明的彭祖文化、徐文化。它们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吸纳融合外来的河洛、三秦、三晋、齐鲁、吴越文化和楚文化，孕育出划时代的汉文化，亦使本身蝶化升华，成为新文化的重要基因。
一、 彭祖文化的铺垫
彭祖文化是大彭氏国先民开创、后人不断完善、以追求养生长寿为主要特征的区域文化单元，在彭祖形象的神仙化演变、彭祖传说的民俗化普及、彭祖养生理论的不断丰富方面，给汉文化充实了许多内容。
彭祖文化是徐州地区文化的源头，在徐州地区的氛围十分浓厚，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尽管彭祖文化发生的时代久远，留下的历史谜团甚多，但绝对是一个客观的科学命题。在继承、创造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它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丰富了传统生命科学，创造了追求和谐安康的养生理论，进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单元。
（一） 徐州地区彭祖文化遗产
1. 彭城因大彭氏国成名
前文已述，大彭山在徐州城西三十里，是古大彭人居住地。徐州城古称彭城，相沿至今。河南安阳殷墟出的甲骨文中有“彭”字，既作国名、地名，也作人名 (1) 。1959年挖掘的北郊茅村乡丘湾社祭遗址 (2) ，专家推测可能就是大彭氏国活动遗址，《左传》鲁成公十八年（前573年）中的记载是目前所知关于“彭城”的最早历史文献，距今约2600年。
图8-1 ［商］“彭”字甲骨文拓片（选自郭沫若主编《甲骨文总汇》编号7064）
2. 大彭山、大彭镇、大彭集、大彭村
明嘉靖本《徐州志·山川》曰：“城西汴河由萧县至大彭集，入州境。”五里为大彭山。旧注：“大彭氏封于此，故名，山左右今犹称大彭村。” (3) 说明大彭山脚下即大彭族的最初聚居地。邑址东移汴、泗交流后，这里或曰集，或曰村，今名大彭村。清代曾改大彭山为义安山，今改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彭山附近置夹河乡，1992年改大彭镇。
3. 彭祖冢、彭祖墓
郦道元《水经注·获水》记载，获水“又东至彭城县北，东入于泗……城之东北角起层楼于其上，号曰彭祖楼……下曰彭祖冢。彭祖长年八百，绵寿永世，于此有冢，盖元极之化矣” (4) 。此后，唐代《彭门记》、宋代《太平寰宇记》均有记载。元初，杨少愚有《过彭祖墓》诗：“七七鸾弦续未休，韶光八百去如流。当时若解神仙术，更许春龄亿万秋。” (5)
彭祖冢墓荒芜亡失在水灾频繁的元末至明末，旧址约在黄楼与北城门之间。今大彭镇彭祖庙院后有重修彭祖墓，圆形砖券，黄土尖堆，前有墓碑、方鼎、祭台，浩气凛然。
4. 彭祖楼、彭祖庙
北魏郦道元所说的“彭祖楼”，历代史书记载不绝。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载：“彭祖庙，魏神龟二年（519年）刺史王延明（编者按：应为“安丰王元延明”）移于子城东北楼下，俗呼楼，为彭祖楼。” (6) 可见彭祖楼的功用主要是祭典彭祖的庙堂，冢墓亦在附近。元明时楼损毁。1999年徐州兴建食品城，中心建筑即彭祖楼。楼在十米高台之上叠建，重檐结构，黄琉璃瓦，雄伟壮观，气势恢宏，内设为彭祖纪念馆。彭祖庙则于1997年移于大彭镇，与损毁的原庙一并重建。
5. 彭祖井、彭祖宅、彭祖祠
唐代皇甫冉《彭祖井》诗曰：“上公旌节在徐方，旧井莓苔近寝堂。访古因知彭祖宅，得仙何必葛洪乡。清虚不共春池竟，盥漱偏宜夏日长。闻道延年如玉液，欲将调鼎献明光。” (7) 这说明唐代时有彭祖井，且井宅相邻。明嘉靖本《徐州志》载：彭祖被“尧封之彭城”，“州城中有故楼、宅及井” (8) 。清道光本《铜山县志》亦记：“彭祖井，在北门子城内，有石刻‘彭祖井’三字。” (9) 彭祖宅供奉彭祖，又曰彭祖祠，门额有匾，书“彭祖祠”三字。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日，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方圆百里的厨师云集于此，祭祀彭祖、交流行情、切磋技艺。徐州旧城改造，“彭祖井”碑刻作为文物移至徐州博物馆碑园内，碑下新凿一井，供人瞻仰。1997年，“彭祖井”碑刻被移至大彭镇彭祖庙。彭祖祠移建彭祖园内福山、寿山之间向阳坡上，成为现代人怀念彭祖、祭祀彭祖、追效彭祖的重要场所。
（二） 彭祖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后世关于彭祖生平事迹及相关内容主要以上古神话与传说为渊源。而神话与传说在口口相承的过程中，尽管有人为的加工痕迹，但它们的本体绝不是无源之水，必定有时代生活的基础。彭祖文化应运而生，正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发展逻辑所致。
彭祖文化的内涵，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彭祖文化是指与彭祖有关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生活方式进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创造，以及基于这些方式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层面：彭祖物态文化，指与彭祖有关的遗迹、遗存；彭祖制度行为文化，指由彭祖或其后学所创造的系列“养生之术”，以及各种纪念彭祖的风俗习惯、行为礼仪、谚语故事等；彭祖精神心理文化，指人们在长期的养生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心理性格等。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即是广义语境下的彭祖文化。狭义的彭祖文化则是指由彭祖所开创、经后人所完善、以追求养生长寿为目的，以摄养、烹饪、房中等系列养生之术为手段的生命哲学，及其对中国民族精神所产生的影响。
其一，导引术。导引，又曰“行气”等，是通过自身调摄，主动地练意和练气，从而达到自我身心锻炼的一种运动形式。《庄子·刻意》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10) 《道藏》中著录有《彭祖导引图》《彭祖谷仙卧引法》，《古仙导引按摩法》书中亦有《彭祖导引法》。彭祖的导引功法对人们祛病延年、强身健体具有很大的功效，后世的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太极拳等武术功法和套路是由此演变发展而来的。
彭祖发明的吐纳服气疗法也是中国原始的养身医病方法，它应该算是导引术的分支之一。葛洪《神仙传·彭祖》述彭祖言“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得入，治身之本要”，“人受精养体，服气炼形，则万神自守其真；不然者，则荣卫枯悴，万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 (11) 。其法大致为闭气、服气、导引闭气、以气攻病四个步骤。梁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对此做了专门介绍。
其二，烹调术。在饮食文化领域，烹饪的进步是人类发现火种以来最重要的成果，对发展民族饮食文化、增强民族体质、促进人的长寿起到重要作用。传说尧帝巡行天下生病时，篯铿曾进献“雉羹”这种用野鸡加薏米熬制的浓汤。尧帝服食后，恢复了元气，增强了体质。于是尧帝综合其他因素，封篯铿为大彭氏国国君，后世遂尊称其为彭祖。这件事在屈原所作楚辞《天问》等众多古籍中多有记载，应非无稽之谈。有关彭祖的烹饪事迹还有很多，如“羊方藏鱼”“常食桂芝”“云母羹”“麋角鸡”等，因而后世尊其为烹饪鼻祖。其中“羊方藏鱼”这道名菜流传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据说“鲜”字也是以这道菜取意而成。
其三，房中术。房中术，是男女交接之道的隐晦说法，属于性科学研究范畴。关于彭祖房中术的理论，我们今天只能从一些后来著作中间接得到。彭祖强调合于法度的男女关系如天地之自然存在。天地因遵守正确的交接之道，所以永无终了之期。关于求子与优生方面的内容，《玉房秘诀》引述了彭祖如何使孩子聪明、富贵、长寿的说法。关于性教育和性知识传播的内容，《医心方》中摘录了彭祖关于房中术重要性的认识。关于性健康的内容，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引用了彭祖性保健、性养生的思想。后世由于传承链的断裂与模糊，一些关于节欲、治疗方面言论，已很难以区分究竟是否是彭祖原创了。《隋书·经籍志》著录《彭祖养性经》一卷，惜已亡佚。
彭祖文化虽是淮海地区的土著文化，但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许多不同的文化品类相接触碰撞，并不断地向外辐射延伸，从而形成了内在的本质特征，并对中华文化的整体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特点主要有二：
其一，彭祖文化具有科学性。其关于导引、烹调、房中诸论及方法，多来自先民的现实生活经验，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宇宙和自我的深刻认知，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其关于养生、养气的思想理念，一直得到有效传承，为气功、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首先发现了饮食的医疗功用，“羊方藏鱼”等菜品的发明和普及，以及房中、导引诸术，有其科学的依据，推动了人们素质的提升与社会的进步。
其二，彭祖文化具有实践性。彭祖养生术先后经道家老聃、道教张道陵等人接受后，加以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我国望气、祝由、中药、炼内外丹的中医基础。其“食养同源、以食养生”的养生文化精髓，直至今天对我们的生命哲学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彭祖“熊经鸟伸，为兽而已”的仿生学体育锻炼，堪为预防医学的先行者。
（三） 彭祖文化的影响与传承
彭祖作为徐州人的始祖、烹饪界的鼻祖、治气养生的创始人和道家的先驱者，开辟了中国文化的养生之道，在中华文化史上无疑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响力。彭祖文化向上则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其所强调的“道法自然，追求和谐”的观念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向下则积淀为一种民俗习惯，在民众生活中打下了烙印。彭祖文化作为一种原始的生命哲学，还为后人提供了重生命、善养生、追求人生幸福的价值导向。
其一，彭祖文化的普及和民间化。彭祖文化何时开始向民间传播渗透，目前尚不确知。但是，古代志怪小说如《列仙传》《神仙传》《搜神记》等著作的推动，以及道教学者所编造的一些具有极强通俗性和可读性的彭祖故事之流传，无疑应是原始推动力之一。此后，诸如《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全上古三代文》等著名文献都记载了彭祖之事，而在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野史杂传、民间传说中更频频出现了彭祖的身影。如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明代李攀龙、王世贞则先后作过《彭祖庙》《彭祖传》《彭祖篯铿传》等。一些著名学者，如钱谦益、俞正燮等，都就彭祖进行过专论。
在民间，彭祖文化资源更为丰富。在与彭祖有关的文化遗存方面，仅彭祖墓全国就有5处 (12) 。而诸如江西的彭蠡、彭泽，河南的彭山、彭水，陕西的彭溪、彭衙堡，甘肃的彭原，四川的彭县、彭山县，福建的武夷山等，也都与彭祖文化有关。在徐州，除文化遗存外，还保留着一些民风民俗。如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日，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方圆百里的厨师们到彭祖祠（庙）祭彭祖；铜山区大彭镇每年农历三月三的彭祖庙会等。闽南也有“六月十二，彭祖作忌”的俗谚。总之，彭祖文化的跨地域、多层次传播和其所拥有的厚实的民众基础，也是彭祖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二，彭祖养生理论的发展与丰富。从史料记载看，许多谈彭祖养生术的著作虽多为伪托、附会之说，但其精神内涵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彭祖养生文化，丰富了中国古老的生命哲学。
相传古有《彭祖经》为彭祖养生学专著，久佚。但彭祖的长寿之术很早就被关注，确是事实。如《楚辞·天问》有句：“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 (13) 即意味着当时南方人已经注意到彭祖的食疗养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十问·六问》中记载了彭祖回答一个叫王子巧父的人关于养生的具体方法，其中关键是“固精勿泄”，终究未脱“行气”范畴；出土的帛书《导引图》包括了吐纳、导引、器械诸项运动四十四式，是导引术最为完整的记述；帛书《去谷食气篇》则是对彭祖食气理论的发展。其他诸如《养生方》《合阴阳方》《杂禁方》等文献则对房中术提出了十分高明的见解 (14) 。又，在另一出土汉代古医书《引书·彭祖之道》里，则强调养生要顺应自然规律，与外界保持和谐。这充分说明，汉初黄老道家对彭祖养生理论的研究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上述诸种养生理论为以后历代养生家所继承。如晋代葛洪《抱朴子》、梁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彭祖曰》、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彭祖谷仙导引法》、唐代孙思邈《摄养枕中方·彭祖曰》和《千金要方》、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宋代姚称《摄生月令》和周守忠《养生类纂·彭祖曰》、元代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彭祖曰》、明代冷谦《修龄要指》等著作，不一而论。同时，彭祖的养生理论也直接影响到道教的内丹理论和实践。如《道藏》中就收有《彭祖摄生养性论》《彭祖导引图》《彭祖谷仙卧引法》等。这些丰富的养生学著作，既是彭祖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表现，更是彭祖养生学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它们的绵延相继，才有了中华民族养生学的薪火相传。
彭祖的养生理论也直接影响到道教和医家的理论和实践，而最为直接的是华佗长期在古徐州地区行医济世，必然受到彭祖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华佗总结彭祖的经验，创编了“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自己不但身体力行，而且积极推广。后世医家、养生家因师传之变异，或根据“五禽戏”基本原理不断发展变化，创编了数以百计的“五禽戏”套路。虽然各法动作互异，锻炼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大同小异。(https://www.daowen.com)
其三，彭祖文化在徐州本地的深刻影响。
在徐州，彭祖传说在民间是经久不衰、脍炙人口的内容，主要情节有彭祖剖肋而生、献羹封国、醉酒夸寿、四十九妻、说法采女、传道伊尹、远征西河、流浪西域、系腰观井、鼓舞禽戏、羊方藏鱼等。这些传说以徐州为中心，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呈不规则放射状传播，构成一个分布海内外的文化网络。
在徐州，彭祖烹饪技艺是徐州地区传统技艺方面的强项。知名度最高的首推由“雉羹”演变而成的“
（shá）汤”，其他如羊方藏鱼、云母羹，原料讲究，技艺繁复，品相美好，营养丰富，又有典故说道，是地方宴席招待贵宾的特色菜品。
在徐州，历史悠久的厨师节是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具有彭祖文化内涵的特色节庆。厨师行业尊崇彭祖为中国烹饪鼻祖，以彭祖的诞生日作为祭日，在中国美食的发祥地徐州纪念这位中国烹饪第一人。明清以来，厨师行业中形成了自己的行业公会组织——灶君会。其中，会章就规定六月十五日在彭祖祠祭祀祖师爷。祭祀期间，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厨师云集徐州，交流行情，切磋技艺，修订行规，拜门投师，奖惩后学，热闹非凡。
徐州伏羊节则是在具有彭祖文化内涵的徐州民间食俗的基础上总结创制的节庆。彭祖时代，徐州地区普遍有食羊之习俗，彭祖创造的“羊方藏鱼”正是那个时代羊菜烹饪技艺的升华。徐州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是那个时代真实生活的图像资料，图中有切制羊腿、烤羊肉串的情形。北宋以后，徐州地区备受水灾之苦，风湿寒邪疾病流行，伏天食羊驱湿驱寒甚受医患推重，遂在民间流行。徐州地区最早吃伏羊的日子叫尝新节，又叫“姑姑节”。民谣唱道：“六月六，接姑姑，新麦馍馍熬羊肉。” (15) 2002年，徐州市创立中国（徐州）彭祖伏羊节，定每年入伏举办伏羊节。节日中有祭祀彭祖大典、海内外彭氏宗亲寻根、圣火和五色土采集、火炬传递、彭祖论坛、大型主题演唱会、主题书画展、民俗表演、经贸洽谈等活动。伏羊节内容丰富，为彭祖文化创造了载体，打造了品牌，拉动了内需，促进了地方经济。伏羊节已成为徐州百姓十分喜爱的“狂欢节”。
在徐州，还流行彭祖气功养生术。彭祖气功养生术内容丰富、传承纷繁，有导引养生十二桩、导引养生拳、导引养生剑、彭祖方竹竿、大彭鞭。其中导引桩功是气功养生术的精华部分，动作简洁，朴实凝练，内外双修，功效神奇。因传承方式主要依靠师徒口传身授，传播面窄，传承链细，受时尚光鲜的现代健身形式的冲击很严重，面临失传的危险。目前，彭祖导引养生术已列入江苏省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房丹才被评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彭祖文化是盘旋在徐州时空永不消逝的灵魂，有关彭祖的遗存成为徐州人的文化寄托，有关彭祖的纪念成为徐州人的精神向往。徐州市通过举办世界彭氏宗亲大会和国际彭祖文化节，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彭祖文化追慕者，实现了双向交流，联络了感情，建立了友谊，也推动了事业发展。1994年，彭祖研究会会长刘瑞田曾率团参加新加坡世彭会，并顺访马来西亚和泰国彭祖文化研究组织。此后，徐州市旅游局、徐州市汉文化促进会、彭祖文化研究会、彭祖发展中心亦多次参加国内外举行的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促进了彭祖文化的研究与开发。
当然，彭祖文化并不只是徐州本土文化，而是一种跨地域多层次文化。就其传播地域而言，与彭祖有关的地区除江苏徐州外，还有河南鄢陵、陕西宜君、甘肃天水、四川彭山、广西龙胜、江西吉水、浙江临安、福建武夷山、广东揭阳等共计12省27个地市；就其受众对象而言，既有社会上层的精英人物，也有民间大众，还有遍布四海的彭氏后裔；就其自身的涵盖领域而言，其对饮食、养生、宗教等诸领域皆有着极深的影响。
二、 徐文化的积淀
徐文化是指肇端于上古三代时期，活动在华北和淮海地区的徐部族、徐方国历史文化现象和秦汉以后流布海内外的“徐”系列，包括以氏族部落命名的徐夷、徐族文化，以方国、诸侯命名的徐方、徐国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典型事物、后续传承等徐文化子系统。
（一） 徐文化的历史遗存
综观徐夷在夏朝末到春秋的1000多年中，从部族迁徙到立国，从反抗周朝到依附楚国，其活动范围中心大多在下邳、睢宁、郯城、泗洪、泗县一带。近年，在邳州梁王城附近，九女墩1、2号墓出土编钟多有“徐王之孙尊”铭文。正如何光岳所指出的那样：“其实嵎、莱、和、徐、淮均为鸟夷的分支图腾名称，随着这些部族的迁徙，也把族名带到那里，便成为山川地名了。” (16) 正是因为有徐夷、徐戎、徐国、徐方部落名，而后才有地理专名的沿用，先民才给这个“州”冠以“徐”字。
徐州属地邳州地区是徐国中晚期政治活动的中心，梁王城俗称良王城，是徐国后期国都。其中九女墩墓群是古徐国的重要历史遗存。九女墩墓群位于邳州市戴庄镇李圩、北杨庄、戴庄村，是春秋时期墓葬，传说为梁王之女墓。调查发现这里的墓葬多座均位于山坡或山下，墓上都有高大的封土堆，有竖穴土坑或石坑，有的有斜坡墓道。1、2号墓早年已遭破坏，3、4、5号墓分别于1993年、1995年和1997年发掘。其中4号墓平面呈T字形，由前室、主室及东西两侧室组成，前室长3.6米，宽2.3米，主要放置陪葬品及马骨，有铜鼎、击、编钟、车马器及陶扁、豆、鼎、罐、石编磬等，共77件（组）。编钟一般为王室所用之重器，可见徐国政治中心环之不远 (17) 。
此外，邳州一带至今存留着与徐国相关的地名和传说。传说周穆王时，徐偃王兵败而逃，躲进武原一带的山中，掘石室而居，因名“依宿”。这座山后来就叫依宿山，也名徐山，石室犹存，山下有依宿村。徐州市铜山区吕梁风景区亦有一座名叫“徐山”的山峦，徐氏宗亲每年前往祭拜。睢宁县龙泉山上有徐偃王壁，残壁犹存，传说亦与徐偃王相关。这些遗址虽然从考古学层面上需要进一步得到证实，然而千百年来老百姓广泛认同，蔚为一种文化现象，亦不宜轻率否定。
（二） 徐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从徐夷的形成、发展到壮大，以及徐夷的早期迁徙，到建立徐国，可以看出，徐文化带有不同时代、不同迁徙地逐渐积淀形成的特点。早期徐夷文化受夏朝西北羌部落和商朝东夷部落的影响，其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河北北部和山东东部一带，围绕渔、猎生产，形成其文化的源头。中期徐夷建国，徐国文化逐渐自成体系，其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山东东南部和徐州及淮河一带，是淮夷中的主要部分，也是徐文化主体性、系统性和特殊性形成的历史时期。后期主要活动区域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其文化发挥影响到吴、越、楚、汉，直至今天。
徐文化是徐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物等工艺制造方面。
西周早期，许多青铜器铭文上都有“征东夷”“征东国”的文字记载，反映了西周王朝施行掠夺迫使进献的主要战事。仅周穆王时期，就有15件青铜器的铭文与淮夷有关。徐国是淮夷部族中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九女墩3号墓出土的19枚铜编钟、13枚石磬，不仅显示了青铜制造的技艺精湛，也说明相对齐全的徐国宫廷礼乐规制业已形成，且发展到很高的层次。
20世纪初以来，有相当数量的徐国精美的青铜器重见天日。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器和兵器，如沇儿钟、宜铜盂、王子婴次炉、徐王义楚觯、义楚盥盘、义楚钟、王孙遗者甬钟等为生活用器，兵器有徐王义楚剑、徐王义楚之元子剑、徐王矛、徐王之子羽戈等，都有铭文。1965年，在徐州东北200千米的山东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出土了徐子氽鼎，高21.5厘米，口径22厘米，重3.2公斤，铭文“余子氽之鼎百岁用之” (18) ，系徐子嬴氽的随葬之物，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箭头等。此后，江西、浙江亦出土大量精美的徐国青铜器，专家认为：“这些铜器是春秋前期，越国建国以前，徐人势力进入浙江之后在当地制造的。” (19)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曾推断：“徐人乃由山东、江苏、安徽接境处被周人压迫而南下，且入于江西北部者，则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者，亦未可知也。” (20) 这些也都有力地说明了徐文化的广泛传播。
徐国青铜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九女墩等遗址出土徐国青铜器等，不仅证明了徐国在古徐州范围，还证明了徐夷文化在本土的发展是十分深厚且丰富多彩的，形成了该区域特色文化体系，且这种文化体系得以垂直发展，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泯灭，于是形成了徐州的地域历史文化。徐国青铜器还印证、补充了徐夷文化。徐国出土青铜器，时代从西周延续到春秋战国。现已出土的徐国青铜器，携带的大量铭文有力地证实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的确切性，弥补了典籍对徐文化的记载不足，丰富了徐文化的内涵。
其二，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爱民息战的和平思想。
从今天徐国出土的青铜器物件来看，其中绝大多数是礼器、容器和蒸煮器，兵器相对较少（极少数刀、箭镞类），个中缘由固然很多，却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徐国人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态度。
徐国的国君与人民爱好和平的思想概括起来有三点内容。一是施行仁义。《淮南子·人间训》即称徐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 (21) 。二是注重道德。在《管子·四称》里，徐伯的言论可被视为是对徐文化里“道”的内涵的阐释 (22) 。三是致力诚信。据《竹书纪年》，穆王六年，徐诞被周天子“锡命为伯” (23) ，主持东方。之后，他以为有了保障，因而放松了警惕。他这种不知戒备的例子，亦反证了“信”在徐国的分量，“信”已成了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制度文化，主要体现在以德为纲、礼乐目张。
徐国以德治国。韩愈说徐国“处得地中，文德为治”，“凡所以君国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义” (24) 。可见“德”在徐国已被公认为统治思想了，并普遍推行而达到“治”。在《徐偃王志》卷二“纪事”里，记述了徐伯关于有道和无道君臣的言论，内有“以怀其德”“循其祖德”等内容 (25) 。徐伯不仅把“德”作为君臣做人的准则，而且是治理国家要遵循的法则，说明徐国对“德”的认识有相当的深度。
徐国以礼乐规范秩序。上文提及的邳州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的编钟与磬，均为古徐国宫廷乐器。乐器的发展水平说明“礼”的发展程度，因为古代“礼”“乐”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出土有“乐”，朝纲有“礼”，当为不虚。
通过对徐文化主要内涵的分析，可以得见其显著的特点：在从北到南的迁徙开拓过程中，处于弱势部族的徐人求生存求发展，奋力抗争，坚忍不拔，逐渐养成了果敢、勇武、刚毅、强悍的性格；又在淮海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下，励精图治，以德治国，以礼化民，兼有谦逊怀柔的性情和细致精巧的审美趣味。与之相应，徐文化的发展，早期北方阳刚风格影响了后代汉朝文化的发祥；后期南方柔美风格熔铸了吴越文化的基底，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格的典型之一。正如张乃格等所论：
徐文化的复杂性主要地体现为文化风格的阳刚、阴柔的二元性。一方面，徐人刚毅强悍，宁折不弯，崇尚武力，常常充当同类的领袖，率领同类和强者进行不屈的抗争，创造出一种极具阳刚气质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又心地善良，性格柔顺，重仁义，尚礼乐，发育出具有阴柔之美和人格魅力的文化品格。作为地位仅次于华夏文化的东夷文化正宗传人，徐文化在我国早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26)
（三） 徐文化的影响与传承
徐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徐国出土文物印证了华夏古文明。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就曾指出：“徐是与夏商周并存的古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文化十分先进。……吴越人的汉化一定受到徐楚人的影响……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宗人是传播殷文化向中国南部发展的。” (27) 以至现在，在浙江、江西一带发现可观的、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徐国历史文化遗存，足以说明徐夷文化的传播范围之广。徐国青铜器不仅反映了徐国的经济繁荣，也证实了中华民族上古三代的悠久文明。
其二，徐文化的精神实质为汉文化所吸收。徐文化是淮海地域文化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分支。具有主体性、特色性的徐文化，既受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影响与制约，又反过来对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徐国的仁义、诚信等精神内核，对西楚文化、汉文化都有多层面的影响。
其三，徐文化的仁义礼乐思想融进了儒家仁义礼乐学说。儒家思想之所以形成于鲁国，原因之一：鲁国曾经是东夷的大本营，东夷人仁爱的传统人格为孔子仁学思想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因为徐人经常充当九夷的领袖，所以“孔子欲居九夷”一句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孔子儒学思想和徐文化的某种关系 (28) 。
其四，以血缘为纽带的徐姓人将徐风传遍世界。东夷古徐国在漫长的兴衰更替中，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直到春秋末期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徐国百姓遂以国（徐）为姓，《元和姓纂》有“颛顼之后，嬴姓，伯益之子，夏时受封于徐，至偃王为楚所灭，以国为氏”，以及徐偃王之后“汉有河南太守徐守、徐明，又有徐俭” (29) 的记载。《通志略》亦载：“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子孙以国为氏。” (30) 以后，徐姓子孙四处迁移，逐渐遍及海内外。罗其湘于1984年在赣榆县地名普查时，发现徐福村是秦代著名方士徐福的故乡（出生地），并于当年4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文《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他得出日本家族有徐族后裔的结论，得到了日本学者饭野孝宥等的认同 (31) 。同时，徐姓子孙兴旺，名人辈出，出现了徐福、徐达、徐霞客、徐光启、徐树铮、徐悲鸿、徐志摩等重要人物，业绩显著，传承了优秀的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