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楚国与彭城学术
受封于彭城的西汉楚国，是汉初所封同姓藩王中的大藩、强藩。在楚元王刘交的经略下，徐地经济、文化得到较好发展，成为巩固大汉王朝的一道坚实屏障。楚元王崇文好儒，楚国宫廷创建了一个以经学传授为中心的学术团体，开创了一个几乎与西汉政权相始终的儒学世家，为西汉楚国经学乃至儒学研究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楚国的经营与七国之乱
西汉立国之初，刘邦封韩信为楚王，管辖泗水、东海、薛郡等5郡，建都下邳。由于彭城特殊的战略地位，又靠近汉皇故里，韩信随即被降为淮阴侯，刘邦改封其弟刘交为楚王，管辖彭城、薛、东海3郡36县，建都于彭城。
刘交建都后，先后以泠耳、陈婴、吕更始等人为相，申公、白生、穆生为中大夫，韦孟为太傅，在彭城建设了秘府、武库、御府、太仓、祠祀等王都建筑。徐州出土的楚国职官铜印和封泥，有“楚宫司丞”“楚卫士丞”“楚御府印”“楚太仓印”“楚武库印”“楚祠祀长”等 (20) ，说明彭城在汉初已具相当规模。另据徐州地方志记载，汉代彭城有内（金）城和外城。内城，即宫城，位于徐州市中山北路金地商都一带，2004年及2005年发掘时，曾发现大范围的夯土台基。这里应该就是项羽西楚故宫，两汉楚国、彭城国王宫及唐、宋时期衙署所在地。外城当为项羽或刘交所建，其将原彭城邑改建为宫城，又在宫城外扩建外城。外城大致呈方形，北至金地商都北，西至西安路，南至建国路北，东至彭城路东，2013年苏宁广场建设工地发现的城墙即为彭城外城的东城墙。
司马贞《索引》云：“楚王交，高帝弟，最尊。” (21) 刘交因其特殊的身份和贡献，在宗室中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周勃平诸吕，将迎立汉文帝，文帝诚惶诚恐：“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 (22) 在得到刘交等人的支持后，“皆为宜” (23) ，始即位。尽管汉朝等级制度非常森严，楚王国却享有很多特权。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的徐汉彤楼之“以丹淹泥”法，在全国同类墓葬中很少见到。专家推测，它是汉代皇室专用漆艺，作为诸侯国的楚王国却可以公然使用，显然是经过朝廷批准的。楚元王即位二十三年薨，子夷王郢客嗣。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 (24)
汉初的同姓诸王，都与高祖的血统亲近，效忠朝廷，对于拱卫中央起到过一定积极作用。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诸藩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开始加深。景帝时，朝臣晁错力请削藩，指出：“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25) 宗室诸王疆域广大，专制一方，最终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障碍。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力排众议，下令削夺部分王国的地盘，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彻底激化了朝藩矛盾。楚王刘戊因“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 (26) ，在吴王刘濞的煽动下，与吴、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等诸侯王结盟反叛，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采纳太尉周亚夫的作战策略，由梁国坚守，挡住吴楚联军势头。周亚夫率领汉军切断敌军的粮草供应，迫使吴楚军队退却。途中汉军发起伏击和追歼，楚王兵败自杀。“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 (27) 。此时的楚国，虽然还保留王位，但封地仅领有彭城、武原等7县，与汉初幅员辽阔的楚国不可同日而语。随后，朝廷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只能享用租税，接受郡守的监督。
在西汉历史上，楚王国三次被除国，共存在190年。楚王族裔不但人才辈出，产生了著名学者刘向、刘歆，到六朝还产生了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人丁兴旺，后裔繁衍极盛，构成了后世刘氏族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外地刘姓宗谱所言：“今日天下刘氏，十之二三都是刘交的后裔。” (28)
二、 彭城经学与文史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西汉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初至景帝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高祖祀孔，惠帝除挟书律，儒学的传播遂得以合法化。文帝首立《诗》学博士，景帝增立《公羊春秋》、伏氏《尚书》为博士，经学由是复苏，但经师多出于齐鲁 (29) 。第二阶段为武帝至宣帝时期。这一时期，儒家独尊，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儒学发展，并以儒经的整理传述为主要形式，逐渐呈现出儒学的经学化。儒师辈出，学派林立，尤以徐州地区的楚沛经师为显。第三阶段为元帝至哀、平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分化，今古文经学对立，阴阳灾异之说流行，谶纬始兴。
高帝六年（前201年），刘交受封楚王，都于彭城，是为元王。元王、夷王时期的近30年时间，两代楚王在封国内尊儒崇儒、稽古礼文，为儒学在徐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后来虽有楚王刘戊一度摈斥儒学，但从总体来看，汉朝的历代楚王、彭城王、下邳王及其属官幕僚，多循规蹈矩、倡导儒学，且其中不乏治经学出身的王侯守相。从国家宏观的文化政策来看，高、惠、文、景时期兼容并蓄，为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创了西汉儒家官学和儒家政治的格局，为徐地儒学之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到东汉时期，虽文化中心西移，但徐州儒学仍保持发展的势头，如彭城的姜肱“博通五经，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30) 。汉末三国时期，彭城还产生了严畯、张昭等著名学者。
（一） 《诗》学
汉初的《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以鲁《诗》派对楚国影响最大。其创始人申公，名培，鲁人。他早年与刘交在秦焚书前受《诗》于浮丘伯，高帝时为楚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 (31) 。文帝时，申培因“为《诗》最精”被征召为博士。后上邳侯郢（客）嗣楚王位，是为夷王，申公“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 (32) ，夷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及戊为楚王，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 (33) 。申公先后在楚仕官传经至少35年 (34) ，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为博士者十余人……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 (35) ，为《诗》学在楚国的传播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楚国《诗》学影响最大的当属楚元王刘交。刘交（？—前179），字游，刘邦之少弟，“好书，多才艺”，少时与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后随刘邦起事反秦。元王好诗，并缀集解说，著有《元王诗》，自成一家。东汉时“世或有之” (36) ，因乏后学而失传。作为惠帝时期刘姓皇族中辈分最长、资历最老、名望最高和权位最重的地方藩王，刘交对西汉楚国经学之贡献有二：一是在彭城创建了一个以《诗》学传授为中心的学术团体，二是开创了一个几乎与西汉政权相始终的儒学世家，被后世称为“汉儒林之首” (37) 。
楚国治鲁《诗》者主要还有穆生、白生和刘郢（客）。穆生、白生皆鲁人，早年与刘交一道师事浮丘伯，后仕楚为中大夫。楚王戊失礼于穆生，穆生遂谢病返鲁。刘郢（客），元王子，曾与申公同赴京从浮丘伯受《诗》。
元王孙刘辟彊，字少卿，刘交四子休侯（后更封红侯）刘富之子，亦治鲁诗，昭帝时为光禄大夫，后徙宗正。元王四世孙、辟彊孙刘向，成帝时受诏“领校秘书” (38) ，亦兼治鲁《诗》。其所著《列女传》《新序》和《说苑》中大量征引《鲁诗》说。
彭城人韦孟，楚元王刘交、楚夷王和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傅。其五世孙韦贤治《鲁诗》，师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宣帝时官至丞相。自韦贤起，世传《鲁诗》，位至三公。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韦贤著有《韦氏章句》，又称《鲁诗章句》，创立了《鲁诗》的韦氏学。 (39)
沛人褚少孙、楚王刘嚣傅唐长宾及任教于楚的薛广德，三人皆为申公的三传弟子，师承王式。褚少孙，宣帝时为博士，续《太史公书》。唐长宾，东平人，亦为宣帝朝博士。褚少孙和唐长宾分别创立了鲁《诗》的褚氏学和唐氏学。薛广德，沛郡相（今安徽淮北）人，以鲁《诗》教授于楚，至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擢为属吏。
彭城人龚胜、武原（今属邳州）人龚舍，申公的四传弟子，皆师承薛广德受鲁《诗》，世谓之“楚二龚”。楚王“聘舍为常侍”，舍“归国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后为博士，哀帝时征为谏议大夫，数次辞官，归乡里“以鲁《诗》教授”，卒于王莽居摄时。龚胜曾三举孝廉，一举茂才，哀帝时征为谏大夫，历光禄大夫、渤海郡太守，多次秉鲁《诗》经义谏政议政。及新朝建立，王莽秉政，龚胜归老乡里。因不愿为新朝效力，秉持儒家一身不事二姓的气节，绝食而死。“胜居彭城廉里，后世刻石表其里门” (40) 。
（二） 《书》学
今文《尚书》源于伏生。其七传弟子有沛人唐林，字子高，师事九卿许商，所习之学为大夏侯学中分化出来的许氏学。唐林在新朝时官至九卿，时许商已故，“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辆，儒者荣之” (41) 。可见新朝时许氏学之煊赫。八传弟子有沛人唐尊，字伯高，师事张无故，受其所创小夏侯学中分化出来的张氏之学。
《古文尚书》源于孔安国。刘向、刘歆父子亦治此学，主要代表著作有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11卷、《稽疑》1篇。
（三） 《礼》学
汉代今文《礼》学，即《仪礼》。汉兴，由鲁高堂生传播。五传弟子中有沛人通汉、沛人庆普。通汉字子方，以太子舍人参议宣帝朝石渠阁会议，官至中山国中尉。庆普字孝公，师承后仓，创《礼》之庆氏之学，著《礼记》。高堂氏六传弟子有沛人庆咸，为庆普族侄，受学于庆普，成帝时官至豫章太守。(https://www.daowen.com)
（四） 《易》学
儒家今文《易》学传自田何。三传弟子中有沛人施雠，字长卿，师从砀人田王孙，拜为博士，宣帝时参与石渠阁会议，创《易》之施氏之学，著《周易章句》。四传弟子中，有沛人翟牧，字子兄，师从东海孟喜，元帝时为博士，创翟氏之学。六传弟子有沛人邓彭祖，字子夏，师从五鹿充宗，治梁丘贺学派，创邓氏之学，元帝时官至真定王太傅。
西汉末又有沛人高相，“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 (42) ，创高氏之学。
（五） 《春秋》学
《春秋》有三家传至汉初，即《公羊》《谷梁》《左氏》。《公羊春秋》的大宗当属董仲舒。其三传弟子东海下邳人严彭祖，字公子，师事睦孟，著有《春秋公羊传》12卷、《古今春秋盟会地图》1卷，创《公羊春秋》严氏之学。宣帝时为博士，论石渠，历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为政廉直，不事权贵 (43) 。《公羊》严氏之学风靡两汉，直至东汉末年渐衰。
汉代楚国《谷梁》学的正宗始师是师事于浮丘伯的申公。其学渊源于荀卿，相传荀卿传《谷梁》学于浮丘伯。申公三传弟子沛人蔡千秋，字少君，千秋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历任平陵令，郎中户将，并选郎十人从受。宣帝欲立《谷梁》博士，会千秋卒，乃征江公之孙为博士。四传弟子有刘向、楚人申章昌。章昌字曼君，元帝时为博士，官至长沙王太傅，“徒众尤盛” (44) ，创《谷梁春秋》申氏之学。
宣帝甘露间，召《公羊》《谷梁》两大学派辩论学术是非，以名儒萧望之等裁议。公羊派以博士严彭祖为主，谷梁派有刘向等，结果望之等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45) 。
《左氏春秋》之传承可追溯至汉初的张仓、贾谊等。徐州地区儒生兼治《左氏》者，有严彭祖，其学说中除《公羊》外，亦有《左氏》的影响。刘向子刘歆专治《左氏》，“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46) 。
（六） 辞赋
辞与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汉代将其并称，统称辞赋。“辞”的表现形式为诗歌，因其产生于战国楚地，“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叙楚物” (47) ，故谓之楚辞。赋本为“诵”之意，《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 (48) ，其表现形式则为有韵的散文。汉赋对楚辞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一个典型表现就是鸿篇巨制的汉大赋蔚然兴起。
汉赋有大赋和小赋之分。小赋以抒情为主，篇幅较短。大赋以铺陈事物为主，拟比事类，穷极声貌，是西汉大一统形势下的产物，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其所反映的正是那个时代政治强盛稳定、经济殷富繁荣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文化。汉大赋汲取了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一些形式上的特点，吸纳了荀卿《赋篇》的体裁与辞藻，更多地运用散文笔法来表情达意。这种新的文学体裁为汉代统治者所钟，盛行两汉文坛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被王国维称之为汉代的“一代之文学” (49) 。
徐州文学史上虽未出现能与司马相如、扬雄比肩的汉赋大家，但仅西汉徐州籍作家创作的辞赋数量之多，也是非常可观的。据《汉书·艺文志》统计，楚国辞赋作者有赋55篇，其中陆贾赋3篇、平原君朱建赋2篇、宗正刘辟彊赋8篇、阳城候刘德赋9篇、刘向赋33篇。另外，标志着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枚乘《七发》，内容假托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 (50) ，场景设定即是彭城楚王宫内。这些文学成就及影响并非偶然，应和当时楚国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
陆贾 (51) （约前240—前170），汉初楚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陆贾早年追随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诸侯。他在高祖和文帝时，两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吕后时，说服陈平、周勃等同力铲除诸吕，为安定汉初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陆贾也以赋抒发情志，为徐州地区汉代文学的创作揭开了序幕。《汉书·艺文志》分汉赋为四派，其中一派以陆贾为首，并将朱建、刘辟彊、枚皋、司马迁、扬雄等21家274篇赋作皆纳入陆赋之属 (52) ，可见陆赋在当时之影响。陆贾赋3篇，《孟春赋》为其仅存之目，可惜今已亡佚。
平原君朱建，楚人，辟阳侯审食其门客，“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 (53) 。其赋2篇，亦未能流传。
刘交孙刘辟彊，“好读《诗》，能属文”，受武帝所宠，但其“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 (54) 。昭帝即位，时年已八十，大将军霍光为拉拢宗室，拜辟彊为光禄大夫，后徙宗正。刘辟彊有赋8篇，今佚。
辟彊子阳城侯刘德，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有赋9篇，亦篇目无存。
德子刘向，对《楚辞》进行了编纂整理。其赋33篇，多已亡佚。
向子刘歆，古文经学的继承者，他不仅在儒学上造诣非凡，在校雠学、天文学、史学、文学等领域亦可堪称大家。其赋作在《汉书·艺文志》中未著录，《隋书·经籍志》载“汉太中大夫《刘歆集》五卷” (55) ，仅为存目。今存《遂初赋》《甘泉宫赋》《灯赋》。《遂初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纪实性的纪行赋，开魏晋南北朝纪行赋之先声，其余两篇仅存残文。
西汉楚国人文荟萃，名家辈出，尤其在经学领域，更是冠诸藩国，堪称当世一流，在汉代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曾指出：“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 (56) 楚国文术的地位和影响排名第一。就鲁迅所列举的五王而言，楚王家族文术产生时间早，且延续时间长，与其他诸王相比，更具自身特色，其历史价值和影响更大。汉初的楚国文学，虽未能有比及经学之突出影响，但在汉赋的创作上也曾一度引领全国，并上承战国楚辞之意，下启魏晋笔记小说之风，乃至对唐诗、宋词亦不无影响。可以说，徐州地区的汉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这一切，均得益于刘交、刘郢（客）、刘辟彊、刘德、刘向、刘歆这一支家族代代相传的文化示范和精神引领。
（七） 方志学
徐州方志起源与其他发达地区情况略同，都是在兼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特点的基础上，随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完备起来的。从《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 (57) ，到西汉扬雄《徐州牧箴》，都记叙了当时徐州的自然之概况、疆域之轮廓、山川之形胜等。扬雄《徐州牧箴》说的徐州应该是徐州刺史部，文中记载了当时徐州最著名的物产——孤桐（做琴瑟的最好木料）、蠙珠（珍珠），又概述了当时徐州的政治地理形势：“实列蕃蔽，侯卫东方”，同时还证实了民俗民生，“民好农蚕，大野以康”，从而再一次说明当时徐州土地肥沃，气候温湿，适宜农作和养蚕，人民生活比较富足，地方风化比较淳朴。随后，箴文转笔谈论历史，列举昏暴帝王“不祇不恪（不敬神不谦恭），忱缅于酒，而忘其东作（农事）”的罪过，陈述他们必然导致“剿绝其绪祚”的后果，为下文作结提供事实依据。结尾是作者告诫人们的箴言，也是全文的主旨：“事由细微，不虑不图，祸如丘山” (58) ，牧徐者应该忠职守土。扬雄《徐州牧箴》已具有方志元素，可认为是后世地志之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