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徐州教育
徐州教育历史源远流长，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人才，尤其是科举制度实行后，科举题名人数渐多，曾出现过三位状元，丰富了徐州的教育文化。
一、 秦汉以来徐州教育的兴盛
一般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最初是学习使用工具之类的技术教育。在徐州区域内，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刘林遗址和大墩子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如手制红陶和轮制灰黑陶等，生产这些陶制品必然需要人们对劳动技术的教育与传承。春秋战国时期，以秦、晋、齐鲁、楚、吴越为代表的各大文化区逐渐形成，徐州虽然没有举办过大规模的官学，但因与鲁国接壤，受孔子讲学的影响，已有私学出现。而且，以儒学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南渐，徐州民风也表现出“好学”“尚礼”的迹象。秦王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1) ，私学一度被官方禁止，但民间仍存在着一些教学活动。如丰邑人刘邦与卢绾“俱学书” (2) ，尤其是刘邦胞弟刘交“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 (3) ，后来受封为楚王（谥号“元”，世称楚元王），定都彭城，开创了一个以经学传授为中心的儒学世家，对秦朝焚书坑儒以来汉代儒学的传承与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培养出了一大批经学人才，加深了徐州地区的文化积淀。
自汉武帝“表章六经”后，汉代宫廷及诸侯王府中特别注意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弟。如彭城的刘般，本是西汉楚孝王之孙，王莽篡汉后奔波流离，“而笃志修行，讲诵不怠”，东汉初受封菑丘侯。建武十九年（43年），光武帝“行幸沛，诏问郡中诸侯行能，太守荐言（刘）般束脩至行，为诸侯师” (4) 。汉末，徐州出现了一批杰出人才，如彭城人张昭“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 (5) ，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彭城人严畯，“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 (6) ，著有《孝经传》《潮水论》。二人避乱渡江，后来都成为东吴政权的重要谋士。
东晋以后，彭城刘氏家族在文坛上影响较大。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刘绘成为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北朝时期，彭城刘芳撰写了大量经学、史学著作。神龟中，萧宝夤为徐州刺史，“起学馆于清东，朔望引见士姓子弟，接以恩颜，与论经义” (7) ，已具书院雏形。在北朝后期，彭城还是佛教僧众传法的重要地区，如慧嵩曾大力弘扬毗昙学说，被世人称为“毗昙孔子” (8) ，前来求学的僧众弟子众多。
隋唐时期，大运河开通，交通往来更加便利，一些学子外出求学，也有人来到徐州学习，为徐州教育带来了繁荣迹象。学有所成者，比较容易在朝廷里获得官职，如徐州人刘胤之“少有学业”，在杜淹的推荐下，任弘文馆学士、楚州刺史 (9) 。刘知几之兄刘知柔“少以文学政事”，历任长史、刺史等官，“代传儒学之业，时人以述作名其家” (10) 。而一些文人也经常到徐州来，相互交流和切磋，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如李白、卢纶、储光羲、韩愈、白居易、李商隐、薛能、张祜等都在徐州地区为官或游历过徐州，为徐州的文化和教育增添了精彩一笔。
二、 历代科举与徐州的进士群体
科举取士肇端于隋。唐代设科取士，名目繁多，唯进士一科，最为世人瞩目。徐州文化底蕴丰厚，尤以彭城刘氏家族显赫，人才辈出。据史志文献记载，自行科举以后，唐代有迹可考的13位徐州籍进士为刘延祐、刘道积、刘知几、刘升、刘迥、刘湾、刘商、刘轲、刘濛、刘瑑、刘顼、刘刺夫、刘瞻， (11) 全部出自彭城刘氏家族。尽管当时士族门阀开始退出政治舞台，但在地方上，依然能够垄断教育优先权。且唐代仕途荫举与科举双途并进，门阀大族严密地把持了前者，即便是后者，因为士族向来有文化教育的传统，庶族也很难跻身其中。
北宋时期，徐州地区民众受教育的结构及方式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据康熙《徐州志》载，北宋徐州籍进士24人，其中彭城刘氏家族只有6人，而众多与大族毫无关系的牛冕、晁迥、寇国宝、颜太初、郑仅等人，皆以登第出仕。显然，大族垄断地方教育资源的格局被打破后，使得更多应考之人获得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也推动了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另外，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此期的徐州也是周边地区最具文脉、最具书卷气的文化教育中心。元丰元年，三郡（徐、沂、郓三州）之士皆举于徐州，九月辛丑晦，会于黄楼。“州郡贡士曰鹿鸣宴，其登第曰闻喜宴，二宴许用雅乐。” (12) 当时苏轼任徐州知州，赋《鹿鸣宴》诗和《徐州鹿鸣宴赋诗叙》以记其事。
靖康之乱后，徐州归属金朝。“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 (13) 金朝推行的是女真人与汉人并行的双元科举制度，仍然对选拔人才和深化儒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元朝人王恽所评：“金源氏崛起海东，当天会间，方域甫定，即设科取士，急于得贤，故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素，有国虽百年，典章文物至此比隆唐宋之盛。” (14) 轰轰烈烈的汉人科举取士开展以后，邵世矩、高焕、兀底辖长寿奴、刘贤佐、邵师古、张介等人先后成为进士，其中邵世矩、张介二人均以“第一人”登第。百年之内，同一地区先后出了两位状元，这在全国各地历史上也算是表现不俗了。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北方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停顿。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朝廷恢复了科举考试。元代的科举考试规模狭小，且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考生考取进士的机会微乎其微。元代一共16次科举考试，录用进士1200余人，其中徐州籍进士仍有王廓、石普等12人。正如清代知州姜焯纂修的《徐州志》中所说：“徐属进士，金元以上，颇不乏人。” (15) 这也见证了徐州科举教育发展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明清时期是古代科举发展之鼎盛期。据同治《徐州府志》统计，明朝徐州地区共有文进士25人，武进士5人；文举人100人，武举人26人；清朝徐州籍文进士34人，武进士67人；文举人167人，武举人560人。以上成绩，较之苏南地区微不足道，甚至难以比肩个别科举世家。科举题名人数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教发达程度的重要参照。徐州作为江苏文化大省的北部重地，文教事业长期相对落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社会原因。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徐州文教逐渐落后。特别是宋元以后，由于经济重心南移、辖地窄小、行政级别降低，使得徐州地区变得极为贫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文坛没有领军人物，地方缺乏文化望族、科举世家的带动，长期宾兴不振、科举无人，进而拉大了与江南地区的文化差距。
第二，灾害原因。兵灾水患的祸殃，严重影响文化教育的发展。作为形势之胜和兵家要冲，历史上发生在徐州的较大战争多达400余起。战乱频繁，治安无从保障。加之南宋时期黄河夺淮入海，流经徐州大地400多里，历时700余年，横决泛滥，百姓颠沛流离，自然也无安心读书之处。
此外，徐州地区自古民风彪悍，崇武好斗，不尚读书。这从文武二榜比例之悬殊，即可窥其一端。文教落后，民风尚气，必然导致地方治安难以稳定，徐州长期被朝廷列为“冲、繁、难”兼三要区，历任地方官员疲于治理，无法在教育上投入太大精力。因为经济的不发达，文化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也难以出现众多优秀学子，由此导致了徐州文教事业长期在落后状况中艰难发展。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新式教育的兴起，才应运拉开了徐州现代教育的帷幕。
三、 徐州历史上的三位状元
状元是中国科举的特殊产物，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人们推崇备至，津津乐道。
进士科始于隋朝，但开始给进士排名次还是在唐代。宋代以后，会试、殿试三年举办一次，三年中只产生一名状元。据中华书局《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显示，从隋至清，在超过10万名进士当中，一共诞生了567名进士科状元。综合徐州史志记载，徐州历史上曾有三位状元，依次是金代伪齐阜昌六年（1135年）沛籍状元邵世矩、正大元年（1224年）彭城籍状元张介以及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铜山籍状元李蟠。
（一） 未留诗文的状元邵世矩
当南宋与金隔淮而治之时，徐州成为金国南大门。徐州科考史上的前两名状元，都出在这一时段。
靖康之后，金人尚未占领徐州时，徐州被听命于金朝的大齐政权所统治。大齐开科取仕，徐州沛县人邵世矩以“第一甲第一人登第”，得中状元。可能因邵世矩“曾事伪齐，事不足取” (16) ，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沛县沽头主事许诗因修筑城墙，意外得到了其门人訾栋所撰墓志铭，从此邵世矩其人其事始被人知 (17) 。该文最早收录于万历《沛县志》，后来的州府志、沛县志及《金文最》皆有收录。今节录如下：
先生讳世矩，字彦礼。其先幽州人，至石晋之乱，遂之于沛，因家焉。曾祖通奉讳化，伯祖金紫讳奎，伯父朝请讳敏能，皆进士登第，俱累典大郡。父儒林讳敏德，仕开州司户……先生孤处乡中，多难剧贫，而无他念，唯务读诵，朝夕不辍……迨废齐阜昌六年开辟应试，作兖州解元，省试第二人，廷试第一甲第一人登第，时年三十有六……年六十有七，时丁亥岁八月三日，因病而逝。 (18)
该墓志铭不仅提供了邵世矩状元及第的信息，还介绍了邵家三代进士的背景。除此之外，尚未见有关邵世矩的其他记录。一位状元，考文章得功名，而今片纸只字未留，让人颇为感慨。所幸该铭为徐州科举史留下了第一位状元的珍贵记录。
（二） 金末经义状元张介
张介事迹最早出自元好问《中州集》。综合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刘祁《归潜志》等书的记载：“张介，字介夫，彭城人。正大元年经义第一人。历巩、谷熟二县令。幼有赋声，为人有蕴藉。尝赠诗人杨叔能末章云：‘我贫自救如沃焦，君来过我亦何聊。为君欲写贫士叹，才思殊减荒村谣。’杨初以《荒村谣》得名，故云。” (19)
“经义第一人”，即经义科进士第一名，也就是经义状元。金代科举考试分为词赋、经义、策论（专为女真人设）三科，且各自分别产生状元，因此金代共开进士科43次，却产生了状元74名 (20) 。《金史·哀宗本纪》记载：“正大元年五月甲辰，赐策论进士孛术里长河以下十余人及第，经义张介以下五人及第。戊申，赐词赋进士王鹗以下五十人及第。” (21) 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取士共约70人，其中词赋状元是王鹗，女真状元学是术里长河，经义状元即为张介。张介的状元身份可以确定了，但籍贯却有争议。《金史·国用安传》记载：“介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经义进士第一，为用安参议。” (22) 按照史学原则，当事人越接近事件发生时间，其记录越准确。《金史》修成时间较晚，籍贯难免错讹。而元好问与张介基本同时，其说应可信。
《金史》载：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六月，为避蒙古军锋逼迫，哀宗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徐州守将国用安遣人上书劝阻，提出“莫如权幸山东……东连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齐……河朔之地可传檄而定”。 (23) 当朝宰臣一眼看出这肯定是张介所教。然因身处末世，张介尚未来得及施展个人抱负，既而徐州沦陷，国用安投水自杀，张介不知所终。
由于史料匮乏，邵世矩、张介二人的历史面目较为朦胧，尽管如此，他们都是有史实依据的徐州科举状元。
（三） 清朝文状元李蟠
如果说邵世矩、张介生逢南北对峙时期，竞争对手都是来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北方地区，存有侥幸之嫌的话，那么清代状元李蟠则是与全国范围内的才俊同场竞技，最终脱颖而出，则更具含金量和说服力。
李蟠的外祖父董问羲与其祖父李向阳同为天启甲子科举人，官至礼部仪制司郎中。李蟠自幼受家风熏陶，天资聪敏，博览群书，28岁入泮为博士弟子，36岁中举，43岁（时康熙三十六年）被钦点状元，是徐州历史上的第三位，也是明清两朝徐州唯一的一位文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入国史馆，纂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李蟠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遭到蜚语中伤，被判充军。三年后赦归故里，从此闭门著书，直至善终。李蟠晚年关注家乡文教，曾淡然婉拒康熙皇帝的再次启用，与知州姜焯等人创办义学，促进了徐州文教事业的发展。
图13-1 ［清］李蟠常用印（徐州博物馆藏）
李蟠在科举制度中，既是幸运者、传奇人，又是失败者、悲剧人物。尽管仕途失意，但在状元光环的笼罩下，李蟠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李蟠状元府所在的户部山古建筑群，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离徐州城60千米的丰县梁寨镇黄楼村李蟠先祖居住地建有状元碑亭、李蟠纪念馆，为丰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县城南有一个状元集，即状元老家李新集，自李蟠状元及第后改名为“状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