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运河人物
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千米，元明清时期作为沟通南北经济和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当时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和纽带。这一时期的徐州，水患频发，城池屡毁屡修，涌现出一批治河能臣。与此同时，外国使者、传教士、旅行家等由此经过，运河沿线的交通和水利设施、城镇乡村以及风土民情，给这些运河上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京杭大运河也因此成为外国人观察当时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以下人物与事件主要出自正史及明清徐州古方志等文献。
一、 陈瑄与吕梁新河
陈瑄（1365—1433），字彦纯，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明代军事将领、水利专家，明清漕运制度的确立者，历仕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自永乐元年（1403年）起，陈瑄担任漕运总兵官，督理漕运30年，改革漕运制度，修治京杭运河，功绩显赫。
永乐二年（1404年），陈瑄以平江伯充副总兵，管海运。四年（1406年）充总兵，始建议凿徐州、吕梁二洪乱石以平水势，并筑沛县、济宁等处长堤。陈瑄督运期间，在徐州的水利功业有三：一是建闸，重设徐州、沛县、沽头、金沟等闸；二是建仓，与淮上、济宁、临清、德州等地同步建徐州仓；三是凿吕梁、百步二洪乱石以平水势，复置吕梁石闸。宣德八年（1433年），陈瑄病逝于任上，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
二、 郭昇等人的治河保漕
明正统七年（1442年），参将汤节在徐州洪上游修筑堤坝，逼水归月河，在月河南口设闸以积水。景泰五年（1454年），左佥都御使陈泰再次积极治理徐州、吕梁二洪及运河河道。
成化三年（1467年）冬，颍州人郭昇调任徐州工部分司。据《明史·河渠志》载：“成化四年（1468年），管河主簿郭昇以大石筑两堤，固以铁锭，凿外洪败船恶石三百，而平筑里洪堤岸，又甃石岸东西四百余丈。” (29) 郭昇因治理徐州洪有功，被擢郎中，仍莅洪事。七年（1471年）分治沛县至仪真瓜洲漕河。其吕梁洪工程内容包括：其一，以大石修砌吕梁二堤，外固铁锭，内填杂石；其二，凿去外洪翻石，共修筑西堤三百丈，东堤二百丈，堤高一丈，宽五丈，用工十万；其三，对吕梁河道也进行了开凿。
平江伯陈锐（1439—1502），平江侯陈瑄曾孙。成化五年（1469年），陈锐组织兵、夫凿石开渠，以利舟楫，并将吕梁洪附近数百家居民迁聚为一镇，进而促进了贸易与乡镇发展。八年（1472年），工部吕梁洪分司又修上洪石堤三十六丈、宽九尺，修下洪石堤三十五丈、宽十四尺，进一步提高了吕梁洪运道的航运标准。
成化十五年（1479年），江西铅山人费瑄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州。费瑄用时6年，使吕梁洪漕船基本安然而渡。吕梁百姓感念费瑄功德，遂在下洪建费公祠。地方志载：“费公祠，在吕梁下洪。成化间，工部主事费瑄督理洪事，有惠政，洪人立生祠祀之。” (30)
嘉靖二十年（1541年），黄河南徙，二洪愈益受病。徐州洪主事戴
、陈穆招募匠夫疏凿水中巨石，为军民商贾带来方便。二十二年（1543年），管河主事陈洪范疏凿吕梁洪运道，凿石行洪，漕运畅通。
后由于黄河南迁，河水挟泥沙顺流而下，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致使吕梁洪狭窄的河道与汹涌的水势极不匹配，堤溃坝败，造成河水纵溢。万历五年（1577年），陈邦彦莅吕梁洪工部分司主事，筑垣堤，复民田，漕运遂大治。
三、 潘季驯与奎河的开凿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湖州府乌程县（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间，先后4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长达27年，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万历十八年（1590年）夏，徐州大水，暴雨成灾，洪水从徐州城堤决口冲入，水积城中逾年不退，使徐州遭受重大损失。为彻底解决城内的积水问题，潘季驯会同徐州兵备副使陈文燧查勘后，提出了开凿奎河、排泄城中积水的建议。这一主张为朝廷所接受。于是，他们招集万余名工匠自护城河堤涵洞起，斜向东南，绵延162里。因该河源出云龙山下的石狗湖（又名苏伯湖，今云龙湖），绕城南流经奎山以东，名曰奎河。次年闰三月三日，工程竣工，四日正式开闸放水，城内积水消退，解除了徐州的水患，百姓转危为安。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潘季驯卒，年七十五。在其总理河道任上，虽然河道总理衙门设在济宁，但他却长期驻节徐州，治黄保运。
四、 张璇与户部山
张璇，京师真定府赵州高邑（今隶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明天启四年（1624年）为户部分司主事。
户部山在徐州城南，原名南山。天启四年，黄河水暴涨，徐州户部分司署迁移到南山戏马台台头寺的聚奎堂。当夜，黄河在奎山附近决口，水由东南水门灌城，顷刻水深一丈三尺，居民溺死无数。当年八月大雨，河水再次泛滥，居民避居云龙山、子房山等高地。水稍退，主事张璇在戏马台上修筑房垣，作为户部分司署驻地。从此，南山便称户部山。
五、 邵大业重修苏堤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秋，黄河于濮阳曹村决口，洪水东下南进，围困徐州。知州苏轼率军民持畚锸自戏马台至州城筑起一道东南长堤。后徐州百姓为纪念苏轼，将此东南长堤命名为“苏堤”。
邵大业（1710—1771），字在中，顺天大兴人，旧籍浙江余姚。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徐州知府邵大业为加固河工、抗洪保城，重修“苏堤”。
六、 黎世序与“五省通衢”牌坊
黎世序（1772—1824），字景和，号湛溪，初名承德，罗山县人，清嘉庆、道光年间治河名臣。
嘉庆十八年（1813年），黎世序疏请加高徐州护城石堤工程，并增筑越堤，并吸取明代潘季驯、清初靳辅等人治理黄河、淮河的经验，运用分洪治水理论，在徐州城西北十八里屯、苗家山、虎山等地依山建造了三座大坝，改束水攻沙为重门钳束（即用全河之水，并力攻沙），改厢埽（用土填压秸、苇的护堤办法）为碎石护坡。二十一年（1816年），黎世序开凿龙、虎二山之根，作滚水坝以减水势。二十三年（1818年）十一月，黎世序提出在徐州睢宁县峰、泰二山之间建滚水坝，以减盛涨事。同年，其于徐州府城北黄河边修建了“五省通衢”牌坊。
道光二年（1822年），黎世序启动了拓宽徐州城黄河北岸大堤及加高南岸护城石堤的工程，并对铜山、沛县、丰县、萧县、邳州、睢宁县所属各厅堤工进一步加固。同年，朝廷褒奖，加太子少保、江南河道总督。
七、 外国人与徐州运河
（一） 马可·波罗(https://www.daowen.com)
马可·波罗（1254—1324）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后来他辗转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的信任并被留下做官。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所见东方风物甚多。公元1296年，他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在狱中口述自己当年在东方的见闻，由狱友鲁思梯谦笔录成《东方见闻录》（又名《马可·波罗游纪》《马可·波罗行记》）。该书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此后数百年间对欧洲人的中国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关于邳州的见闻记述极具代表性。
《马可·波罗行记》第一三六章中写道：“离此临州城后，南向骑行三日，沿途皆见有环墙之城村，并富丽，尚属契丹境。……行此三日毕，抵邳州，城大而富贵，工商业颇茂盛，产丝甚饶。此城在蛮子大州入境处，在此城见有商人甚众，运输其货物往蛮子境内，及其他数个城市聚落。此城为大汗征收赋税，其额甚巨。” (31)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有关邳州的描述，弥补了《元史·地理志》中对邳州记述过简之不足。更重要的是，他把700年前邳州地区人情风物的鲜活资料介绍到了欧洲，加深了当时欧洲社会对远在万里之遥的邳州地区的了解，促进了邳州地区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二） 崔溥
朝鲜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崔溥（1454—1504）闻父丧，率从者42人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经艰险，在明朝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后，由中国官员护送，从宁波沿着运河北上通州。因此，崔溥也成为明代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
崔溥在北京觐见明朝皇帝后，于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会同馆启程，由陆路回朝鲜。回国后，奉李朝国王之命撰写经历日记，7天后向成宗进呈，此日记即是著名的《漂海录》。
据其书载，崔溥等人于三月二日经过徐州的房村驿。《漂海录》记载：“是日，少雨大风。自新安驿过马家浅、双沟、丰沛萧砀四县夫厂及房村集，又过金龙显圣灵庙，至吕梁小洪。以竹索纤舟而上，过尼陀寺，西岸有关羽、尉迟恭、赵昂之庙。又过房村驿，至吕梁大洪。” (32) 崔溥在这里用生动的语言为我们详细地描述了徐州吕梁洪之险状，可见明代徐州段运河极为重要而又难以治理，原因就在于有吕梁洪和百步洪（徐州洪）两处险段。
三月初三日，崔溥等人经过徐州城。《漂海录》记载：“是日雨，大风。晓过九女塚、子方山，至云龙山。山上有石佛寺，甚华丽。其西有戏马台、拔剑泉。又过蝗虫集、夫厂、广运仓、国储门、火星庙，至彭城驿。登庸门、进士朱轩在驿前。徐州府城在驿西北二三里。徐州，古大彭氏国，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定都于此。城之东有护城堤，又有黄楼甚旧，基即苏轼守徐时所建。苏辙有《黄楼赋》，至今称道。”运河的流经带来了明代前期徐州商品经济的繁荣，崔溥在《漂海录》中称：“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33)
三月四日，崔溥等人继续北行，在徐州城东见到了当时的运河浮桥。《漂海录》对此有记载：“以舟为桥，截河流，号为大浮桥。桥之上下，樯竿如束。拨桥中二舟以通往来船，船过，还以所拨之舟，复为桥。” (34)
三月五日，崔溥等人继续前行。《漂海录》记载：“过刘城镇。是日晴。晓发船，过九里山，至洞山，山有十王殿。又有秦梁洪铺、茶城店、梁山寺，至镜山市镇。山有上下寺，皆巨刹。又过集殿、白庙儿铺、夹沟浅，至夹沟驿。驿丞忘其姓名，不从陈萱之言，供馈臣等甚优。” (35) 徐州人热情好客，破例相赠，给崔溥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月六日，崔溥等人经过沛县。“县即汉高祖故里也。县之东北有河，即泡河。河之越岸有高墩，其前建旌门，标以‘歌风台’之名，即高祖歌大风之处也。县之东南有泗亭驿，即高祖少为泗上亭长之处也。” (36)
《漂海录》尽管出自朝鲜人之手，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状况，尤其是关于明代运河交通和水利设施以及运河沿岸城镇的记载，极为难得，也是研究徐州运河重要的史料。
（三） 策彦周良
策彦周良（1501—1579），号怡斋，后称谦斋，日本室町幕府后期临济宗高僧，五山文学后期代表诗人。他博学多才，通晓汉文，分别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十六年（1547年）先后两次作为日本遣明使副使、正使，率领遣明贸易使节团入明，并将其入明期间的见闻写成《入明记》。
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中对沿途经过的驿站、闸坝等交通和水利设施做了详细记载，对沿途所看到的名胜古迹也有详细的记录。嘉靖十九年（1540年）正月四日，策周彦良一行抵达下邳驿。策周彦良携三英、宗桂上岸，访圯桥遗址。
参观完圯桥遗址后，策彦周良又偕大光、钧云上岸游羊山寺。“寺在高岗，成化年间敕谕宗善禅寺。……岗之绝顶有层楼，于此望八景。”对于“八景”的名称，策彦周良也做了记载：“八景之条件，开写于后：羊寺晚钟、沂武交流、静圣洪翠、岠峰独秀、鱼亭晚照、圯桥进履、灵台夜月、官湖夏景。” (37)
正月八日，使团抵房村驿，策彦周良与大光、钧云上岸参观徐州吕梁书院、费公祠等名胜古迹。正月十四日，策彦周良抵达沛县泗亭驿，上岸参观沛县歌风台。策彦周良为此专作歌风台琉璃井诗以示纪念，诗云：“苛法已蠲民气和，升平乐入大风歌。歌台遗响犹盈耳，丰沛雪消春涨多。汤沐邑荒无主人，苔封古井几回春。岂知一滴琉璃碧，曾洗五年兵马尘。” (38) 嘉靖十九年（1540年）六月二十六日，使团回程抵达沛县泗亭驿，策周彦良又会同正使大光、钧云再次上岸，重访歌风台。《入明记·再渡集》记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六月二十四日，策周彦良在第三次抵达沛县泗亭驿后，再次游览歌风台。
嘉靖十九年（1540年）六月二十八日，策彦周良一行回程经过徐州境山。《入明记·初渡集》对大云禅寺也有相关记载：“所历过有境山，山下有寺，佳景可爱，榜门楣以‘大云禅寺’四大字。” (39)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二月十七日，策彦周良三过徐州，并先后游览了徐州卧佛寺、石佛寺、铁佛寺、汉高祖庙等名胜古迹。“二月十七日，策彦抵达彭城驿之后，曾同副使上岸，入城里，游卧佛、石佛、铁佛三寺。” (40)
策彦周良在沿运河往返的过程中曾三次经过徐州，留下了众多有关徐州水利和交通设施、名胜古迹和风土民情的记载，对了解明代徐州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四） 利玛窦
利玛窦（1552—1610）是明万历年间来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他在有名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谈到，他从南京到北京，沿途经过了许多运河城市，其中就包括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等运河沿岸城市。据由芬屠立耶稣会士所编辑的《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一书所载，利玛窦在他第一次去北京旅行返回时，曾在1598年末路经徐州 (41) 。
（五） 米列斯库
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伯达鲁·米列斯库（1636—1708），曾作为俄国沙皇的使者，于清康熙年间来到北京，归国后撰写了《中国漫记》。
米列斯库在《中国漫记》第四十四章中写道：“徐州……位于黄河岸，黄河把本地区分成南北两半。徐州城十分著名，因为它位于四省交界处。这里有一座十分宏大的桥，人们把它叫作‘活桥’，建于三十五艘船上。这里也有许多河川湖泊，有一条河十分有名，据说古代皇帝夏禹曾铸九鼎沉入此河，鼎上绘有中国九省之图，许多皇帝都曾试图打捞这九鼎，但都未寻到。传说谁找到这九鼎，谁就能作皇帝。” (42) 文中所提到的“活桥”便是古代徐州城东门外的弘济桥，所提及的沉鼎之“河”便是古泗水。
元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联结着中国与世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和地域文化的窗口。徐州自古为河漕重地，正如朝鲜崔溥《漂海录》中所言江北：“若徐州……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43) 这些外国人带着强烈的兴趣和新奇的目光来审视京杭运河，他们的生动描述体现了中外文化在这里的交流与碰撞，这些记载后来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44) 。同时，他们的描述也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徐州运河乃至京杭大运河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