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多元文化的温床
以彭城（徐州城）为中心的淮海地区在先秦时期之所以能逐步形成培养汉代开国元勋群体的摇篮，自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尚书·禹贡》的文字显示，上古时期，生活在淮海地区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在大禹的率领下，获得了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那个时期，这里土地肥沃、植被丰厚，农副产品出产丰富，进贡的祭品、食品、日用品和服饰原料等都很丰饶；那个时期，这里的水上交通相对发达，可以直通河洛关中，扬州的贡品“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物资也是从这里转途的。后来，秦驰道修成后，北达燕齐，南极吴楚，西入河洛，这里四通八达。彭城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城邑环山绕河，进可攻、退可守，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文献史料中，涉及徐州、彭城字眼的战事，竹简帛书言之凿凿者就有260余起，足见其在交通地理上的区位优势。
正是因为彭城的周围有发达的经济作支撑，有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作交流，它逐步形成了区域政治中心、军事要塞和文化重心的地理优势。也正是历史的顺势而为，徐州地区成为汉文化诞生的温床。如果说上古之世，泰山之南众水归淮，地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的淮河流域是南北两大文化体系融会的洞房，那么南北各个区域文化之连理，则是日后产生汉朝文化，乃至汉族文化的人文因素。也就是说，哺养汉朝开国元勋英雄群体的汉朝文化之源头文化区出现在今之江苏西北部，本质上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本土文化与南北体系的多元文化交融衍生而来，代表中华文化发展到这个时代节点的必然趋势。
一、 齐鲁文化的濡养
上古先秦之世，淮海中心地区北界邹鲁，西接梁宋。邹、鲁、梁、宋均属黄河文化体系，在长期的交汇中，黄河文化对汉文化的形成确实有培养之功。
历史上泗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大多建都在黄河流域，泗水便成了江淮与齐鲁、中原地区的交通命脉，对南北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泗水发源于山东东蒙山，是上古先秦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齐鲁文化的南传亦主要沿泗水而下。泗水经古沛县（今沛县城东）、留城（张良封地，后沦入微山湖），到彭城，又折向东南流，经吕梁、下邳，合沂、沭二水，汇入淮河。彭城北距邹鲁儒家思想发源地约150千米，西南去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老子家乡亦200千米左右。据《庄子·天运篇》，孔子51岁还没有得道，于是“南之沛，见老聃” (39) 。
图2-1 ［东汉］“孔子见老子”历史故事画像石拓片（邳州占城出土，选自武利华主编《徐州汉画像石》）
孔子和老子分别是中国儒道两大文化体系的创始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受到二人学说的影响。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的文化，实际上也就是孔子和老子学说思想互补的文化。唯其如此，中国文化才完整充实、神秘玄奥。
孔子和老子是同时代人，孔子约比老子年轻20岁，学术界公认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礼，但老子和孔子究竟有过多少交往，则是历史上的悬案。《庄子》一书中，很大成分虚构了多次老子和孔子的会谈内容，有关老子和孔子论道的场面，几乎都是老子占上风，站在一种道的先驱者角色上来传授孔子这位受教者。以儒道两家的首要代表人物来安排这些场面与对话，庄子所要强调的，无非是道家的道之真实性及优越性。然而，后世学者都乐意涵化这些典故，因为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顶级文化现象。二位先哲交流思想，切磋观点，铸造中国人文意识的基础，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无疑是人文盛典，以此可见当时江苏西北部地区是文化轴心时代多元文化的一个交流中心。
徐州城东南25千米吕梁洪风景区至今仍有“悬水村”“晒书山”“圣人窝”等地名存在。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吕梁洪工部分司主事张镗在署南塔山石刻孔子像，并建观道亭、书院。南京兵部尚书秦金（字国声，号凤山）认为《论语·子罕篇》中所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事就发生在这里，于是为书院命名“川上书院”。孔子在吕梁洪边发见道之叹与孔老二圣“沛泽相会”的史实之证，虽然略显单薄，却被历代文人雅士所津津乐道，“未必无所据也” (40) ，不可轻易否认。此外，亚圣孟子在宋都彭城会见滕子，首次提出“性善论”，也有部分学者认同 (41) 。透过这些或隐或现的文化故事，人们似可推断，当时的徐州地区名人大家之外的人文交往当更加频繁。
泗水是徐州地区的母亲河，从山东南下，在徐州城东北角与获水相会。东汉王景治河打通汴渠后，古获水改称“汴水”。从此，“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 (42) ，不仅灌溉农田造福徐州人民，也使徐州成为“广茂财源达三江”的交通枢纽。汴泗河水哺育了彭祖、徐偃王、孔丘、孟轲、子路、颜回、曾参、刘邦（泗水亭长）、张良、项羽、韩信等与徐州相关联的历史名人，也带来了大雅大俗的齐鲁文化。大批的北方人沿着泗水来到徐州，改变了徐州本地人口结构。山东人带来了山东方言，也带来了山东风尚。徐州民俗至今与鲁西南大多相同，重情重义，恩怨分明，诚实守信，淳朴善良。徐州人受孔孟之道影响极深，造就了崇仁讲礼、尊师重道、热爱教育、关注人才的社会崇尚。
二、 河洛、三晋、三秦文化的滋润
河洛地区的黄河文化对淮海中心地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甚至三晋、三秦的文化也是通过河洛而影响此地的。
孔子与老子二位圣贤的“沛泽相会”，不仅是齐鲁文化对徐州的影响，也是中原文化对徐州的影响。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虽然创立于东汉，然其文化根源道家思想却产生在先秦时期。道教理论取之河洛文化。河洛文化反映的史前文明及文字记载以来文明，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尤其是河图洛书，如天与人、变与通、中庸与和合等，至今仍被人们称道或借鉴。我国最早的道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彭祖、老子、庄子，其生活、著述都曾发生在古徐州域内。众所周知，只有宗教理论上成熟，才足以证明该宗教的创立问世。道教最早理论经典《老子想尔注》的作者就很可能是徐州丰县人张道陵，可见发端于中原的道家文化与古徐州有割不断的人文关联。
山西因其在春秋时期是“五霸”之一的晋国封地，故简称“晋”。从旧石器时代起，这个地区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形成了具有鲜明风格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因为该历史时期晋文化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它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华夏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共同进步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古代徐州地区亦产生过重要影响。
公元前6世纪初，相继称霸的晋、楚、齐诸国，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在淮海地区多次进行战争，尤其是围绕徐州的占领拼抢更加激烈。公元前573年，楚国乘晋国内乱，新君初立，议取彭城。当时主持晋国政务的正卿韩厥得知宋国危急的信息后，向晋悼公进言：“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43) 晋悼公十分重视，亲率大军并檄征诸侯联合进夺彭城。晋、宋、鲁、卫、曹、莒、邾、滕、薛九国联军浩浩荡荡奔驰而来，楚军不战而退，联军遂合围彭城。联军使士卒登上
车向城中喊话。彭城百姓闻之，皆以为叛徒鱼石理屈，遂打开城门。晋将擒鱼石等，将彭城归还给宋国。此后十年，即晋悼公十年（前563年），位于彭城东北约45千米的小国偪阳附楚，阻碍晋、吴联络及山东盟国安全。晋国又联合宋、吴等12个诸侯围偪阳。经过激烈的巷战，终于破了偪阳。事后，晋悼公又将偪阳送还给宋国。这两次战争体现了晋人的正义大度和勇猛顽强，给淮海地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国时期，越灭吴北上与晋、齐会盟于徐州；韩攻宋占领彭城，俘虏宋公；又有齐楚彭城之战、楚鲁彭城之战。直到秦王翦大军灭楚为止，以晋为盟主的北方势力和以楚为盟主的南方势力曾在淮海地区多次争锋。这些军事活动主观上都是本国统治集团为了谋取政治、经济的利益而进行的无义之战，但客观上促进了黄河体系的文化和长江体系的文化在淮海地区的交流，使价值观念、道德精神、文化艺术以及民情风俗等方面实现了渐变式的融合。
三家分晋以后，由于西受强秦的威胁，魏人曾东徙至淮海地区。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祖先就是这样落户徐州丰县的。班固《高祖颂》：“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 (44) 刘姓自尧得姓，夏代有刘累率族徙居河南，周代又有刘氏居于今河南洛阳一带。到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夫士会的后裔留居于秦，恢复祖姓为刘，其后迁居河南开封，再东迁至丰沛。汉高祖在草创天下的过程中，谋略所出，多源于功利，这和秦人的民风习俗颇为相近。刘邦的父亲喜爱蹴鞠，亦是从中原带来。已知现存反映先秦两汉足球活动的13块汉画像石，有11块是中原地区的出土文物，可见中原足球渊源之远、风行之盛。中原文化多经获水、汴水而来，再从淮海地区南传，这种长期的灌输不能不说是对徐州本土文化的一种滋润。
三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其政治文化，包括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注重实效、讲求功利、不断拓展、主动进取，为了实现目标勇往直前等。其制度文化，即后世人常说的“秦制”。秦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深入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刘邦功利主义色彩浓重的作风颇像秦人，汉朝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制度文化上的继承。
秦始皇曾经到过彭城，文献记载甚略。而秦始皇泗水捞鼎的故事代代相传，说明秦文化的要素至今依然存在。泗水徐州段有三个急流险关，下游为吕梁洪，中游为百步洪，上游为秦梁洪。秦梁洪之得名，当与该故事有关。
先秦以后，西陇海一线的宗教、政治、军事、文化源源不断地影响徐州，并与南方文化对流，熔铸中华文明。
三、 吴越文化的浸染
先秦时期，吴越文化主要是通过古邗沟、古泗水为渠道联通徐州地区的。从考古资料来看，吴越文化的渊源可以推溯到旧石器文化时期。1985年春，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三山岛就曾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吴越文化区内相继产生了河姆渡、马家浜和南京北阴阳营三支自成系统的原始文化，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充分表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也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时期，吴越地区的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翻开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历史，并在宗教、礼制和工艺等方面，对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随着吴、越两国的强大，相继称霸于中原，遂著称于世。青铜冶炼、造船、航海、纺织、稻作农业、渔业等物质文化，都在当时居先进行列。
前506年，吴王阖闾在柏举之战击溃楚军，占领楚国都城郢（今湖北省荆州市东北），称霸东南。楚国为联越制吴，积极扶植越王允常，使越国力量迅速壮大。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子勾践继位。吴王乘勾践新立之机，率军攻越，在降服越国以后，开始向北方扩张势力。前488年夏，吴王夫差主动会鲁哀公于鄫（今山东枣庄市东），史称“鄫衍之役”。前487年，吴王伐鲁救邾，其势力已达泗上。前484年，吴王联鲁伐齐，取得全胜，吴国达到极盛，北部边境到武城（山东费县）、柤（今江苏邳州）、丰（今江苏丰县）一带，此时徐州地域属吴国。前475年，勾践倾全国之力，发动灭吴战争，俘获吴王夫差。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45) 1994年和1995年，在邳州市九女墩发掘了3座随葬青铜器的大墓，其中2号墩为春秋晚期土坑木椁墓，虽早年被盗，仍出土具有徐器风格的青铜编镈6件、编钟8件，青铜匜、鼎、壶及石制编磬8件，随葬的麻布纹硬陶罐则具有吴越文化风格。
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先秦时期，泗水冲要的徐州受吴越浸染直接，频繁征战留下吴越文化的烙印。秦汉至今，运河枢纽的徐州长期受益于吴越文化，自然也脱不去“南秀”的光辉。
四、 楚文化的熏陶
楚文化是一种善于开拓善于进取的文化。有文字史以来，徐州就与楚有割不断的联系：
其一，据《史记》载，彭祖，黄帝后裔，陆终氏之子，“陆终生子六人……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 (46) 。季连为楚之先祖，彭祖为楚先祖之三兄。据传说，商末大彭氏先民避祸西迁，辗转西域。其与楚人祖先的亲缘关系究竟如何，因资料匮乏而不得深解。但在宗亲血脉意识特别浓重的上古时代，这种血缘与地缘上的感情融和，有很强烈的必然性。
其二，自周穆王令楚国伐徐开始，徐州就屡被楚侵。以后楚庄王、楚子辛又多次攻占彭城。当然，春秋无义战，晋宋也多次参与。《史记·楚世家》：“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47) 当时楚地宽广，江陵（南郡）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战国时，楚等五国合纵攻秦失败，为避秦兵锋芒，楚于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灭越，于考烈王七年（前256年）灭鲁，将势力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前286年，齐国、楚国与魏国联手灭掉宋国，三国瓜分宋国领土，楚正式将徐州纳入版图。楚国的贵族黄歇即春申君的采邑在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已到徐泗邹鲁一带，其居民都自称为楚人。
其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48) ，这句产生于反抗暴秦统治的时代名言，除其代表了一种情绪化的坚定信念之外，又不可思议地与历史演进的过程相吻合。它先验而无比正确地预言了亡秦的真谛，即亡秦这一事业始于楚，又终于楚。而就亡秦这一事实，亡秦大业虽成于天下民众，但真正起领导性作用的首推三个楚人——陈胜、项羽、刘邦。汉二年（前205年）六月，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为怀王，建都盱眙，后迁都彭城。徐州一度成为楚国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 (49)
公元前206年，项羽、刘邦分别从彭城出发，率领反秦义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同年，诸侯尊怀王为义帝。项羽凭借消灭秦军主力的功劳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50) ，并主持实行了大分封，确立了诸侯割据的分裂格局。为了清除义帝这个障碍，项羽以“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51) 为名，将义帝赶出彭城，徙至偏远的南楚之地长沙郴县（今属湖南郴州），“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52) 。此后，从汉元年（前206年）至五年（前202年），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这两位推翻暴秦的西楚同乡，展开了持续5年之久的争夺、对峙、拼杀，历史上将这一阶段称为“楚汉相争”。
彭城属楚的时间从宏观上来看并不长，但其影响在彭城以及西楚地区是非常深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楚国文化的先进发达与通俗易懂，不难被广大民众接受。楚风淳厚，楚俗朴直，楚辞口语化，很容易普及开来。出生于丰沛的汉高祖刘邦与家乡在下相（今江苏宿迁）的项羽同言楚语，同吟楚歌，虞姬与戚姬同跳楚舞，便是证明。刘邦《大风歌》、项羽《垓下歌》均为楚歌，歌中多用助词“兮”字，与屈原楚辞如出一辙，可见楚文化对彭城及其周围地区的深远影响。
其二，楚国文化是一种善于包容、善于学习、善于借鉴的文化体系。楚国在汉水南岸发展是先向北后向东扩张的，它先控制了汉水上游的原生部落方国，东渡汉水，开始了对“汉阳诸姬”的争夺。在对北方中原方国的不断兼并过程中，楚既把楚文化带来这一地区，也从这一地区取得了中原文化的先进经验，并且把它们融入自身的文化体系当中。楚文化的这种内部结构特征其实说明楚国文化是一种善于包容、学习、借鉴的文化体系，这样就保证了楚文化自身的先进性，这是中原诸侯有所不及的。
文化的发展需要远源杂交来实现代际传承。唯有如此，子代基因才能拥有新的生命活力。先秦时期，徐州本土文化与齐鲁、中原、三晋、三秦为代表的北方黄河体系文化融合，与楚、吴越为代表的南方长江体系文化杂交，来自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因素在徐州地区传播、融合，造就了徐州地域文化的多元气质和博大气象，为后来的汉文化的发祥铺垫了温床，为新时代产生更为进步、更为完整的文化创造了兴起的条件。
(1)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2) 罗泌撰：《路史》卷九《前纪九·禅通纪》，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三八三册·史部一四一·别史类，（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67页。
(3) 方勇译注：《庄子》外篇《刻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7页。
(4) 许慎撰：《说文解字·壴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2页。
(5) 朱存明、安宇等：《淮海文化研究》，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6) 宋骥修：明正统《彭城志》卷三《山川》，正统三年（1438年）抄本，第二页。
(7)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卷一六《郑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7页。
(8)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5页。
(9) 司马迁撰：《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0页。(https://www.daowen.com)
(10)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5页。
(11) 许慎撰：《说文解字·大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3页。
(12)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13) 孙元健：《夏代方国陶器文化的探索》，《中国陶瓷》2002年第5期，第45页。
(14)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卷七《大雅·荡之什·常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5页。
(15) 赵宗秀：《试论商末周初徐国之所在》，《东南文化》1995年第1期，第28页。
(16)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二〇《周书·费誓》，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4页。
(17)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卷七《大雅·荡之什·常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85页。
(18)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86页。
(19)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08页。
(20) 司马迁撰：《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59页。
(21)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51页。
(22) 胡渭：《禹贡锥指》卷五，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七册·经部六一·书类，（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54页。
(23)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泗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3页。
(24) 沈约注，洪颐煊校：《竹书纪年》卷上《帝仲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页。
(25)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23—1524页。
(26)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06—1207页。
(27) 何光岳：《炎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页。
(28) 司马迁撰：《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47页。
(29)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卷二五《泗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2页。
(30)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88页。
(3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89页。
(32) 司马迁撰：《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24页。
(3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2页。
(34)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3页。
(35)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742页。
(36)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751页。
(37)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二一《郡国志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62页。
(38) 吴世熊、朱忻主修，刘庠、方骏谟主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一《宸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五页。
(39) 方勇译注：《庄子》外篇《天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36页。
(40) 张镗：《川上书院祭田记》，崔志元主修，金左泉主纂：清道光《铜山县志》卷一九《艺文》，清道光十年（1830年）刻本，第38页。
(41) 梅良勇：《宋都彭城与孟子的性善论》，《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七辑，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42) 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34页。
(43)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13页。
(44)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二五《高祖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后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45) 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六《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46页。
(46) 司马迁撰：《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0页。
(47) 司马迁撰：《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19页。
(48)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0页。
(49)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50)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页。
(51)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0页。
(52)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