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统舞蹈
徐州历史悠久，文化土壤深厚，人们很早就已经熟练运用肢体语言来丰富生活，表达情感。徐州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画像石与汉代陶俑，让我们相信舞蹈最迟到了汉代就已成为徐州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的各个历史时段中，徐州的民间舞蹈一路发展与丰富，并各具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
一、 徐州传统舞蹈历史
传统舞蹈，来源于日常生活，通常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是一方民情的浪漫主义展现，从中可以窥见其所反映的生活习俗、性格特征、宗教信仰等丰富文化内涵。中国舞蹈之发生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吕氏春秋》中就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13) 的记载。汉代中国舞蹈的图像记载，集中体现在汉代画像石与汉代陶俑上面。徐州汉画像石和陶俑所展示的舞蹈图像充分说明，汉代徐州的民间舞蹈异彩纷呈，是中国民间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平定英布之乱后，刘邦路过家乡沛县，设宴招待父老乡亲，席间击筑并作《大风歌》，“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汉代徐州的舞蹈品类十分丰富，文献中就有龙舞和鱼舞的记载，其表演方式在徐州汉画像石中可以找到明确的图像佐证。除此之外，徐州汉画像石以及徐州汉舞俑中，最多见且典型的是长袖舞与建鼓舞。
长袖舞在汉代风行，生动反映在汉画像石和陶俑上面。徐州汉画像石中的长袖舞者，特别是造型准确度高的汉舞俑，所塑造的妩媚妖娆的舞者形象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西京杂记》记载戚夫人擅长“翘袖折腰之舞” (14) ；汉代傅毅《舞赋》中描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飒擖合并。鶣
燕居，拉
鹄惊。绰约闲靡，机迅体轻。” (15) 二者构成了图像与文献的有力互证，记载着徐州民间舞蹈的普及和技艺水平的高超。
图12-5 ［东汉］建鼓舞画像石拓片（铜山区洪楼汉墓出土，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选自武利华主编《徐州汉画像石》）
建鼓舞在汉代颇为流行，相较长袖舞，建鼓舞在文献上记载较少，徐州汉俑中也未见塑造，但是在徐州汉画像石中，建鼓舞却多有呈现。建鼓是中国最原始的鼓器，《隋书·音乐志》载：“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所作也。” (16) 建鼓是击鼓与舞蹈的结合，因为鼓有两面，所以能够两人各站一边，彼此呼应，边擂边舞。相对于长袖舞的柔曼轻盈，建鼓舞风格迥异，舞者鼓之舞之，刚柔相济，蕴含张力，其粗犷奔放、坚定彪悍更显“大风歌”的雄浑之风。建鼓舞一般以男子对舞为多，女子对舞及男女对舞略少。汉画像石的图像显示，建鼓舞者执桴击鼓的同时，周边会有诸如爬竿、抛球等杂技表演。可见，建鼓舞更适合那种比较宏大的娱乐活动，或者是更具有仪式感的场面。
徐州民间舞蹈种类丰富，长袖舞与建鼓舞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这两种舞蹈基本奠定了日后徐州民间舞蹈整体上亦柔亦刚的风格特征，同时也透射出徐州人刚柔兼备的性格特征。
二、 徐州传统舞蹈种类
伴随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淘洗，长袖舞、建鼓舞等舞蹈形式今天已经失传，但其舞蹈基因依然在徐州民间延续，使许多舞蹈形式得以萌芽、发展并广布徐州大地。这些民间舞蹈在发展中也有盛衰起伏，或增或减，那些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顽强者延宕至今，成为徐州民间舞蹈的优秀代表。
表12-1 徐州地区传统舞蹈汇总表
上表所列并非徐州地区民间舞蹈的全部，且个别舞蹈已经失传。任何艺术形式的生命存在，都无法摆脱时代的制约，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决定了艺术形式的走向与生命存在，民间舞蹈更是显现出这一特点。所以，许多在农耕文明条件下产生的，并获得生存温床的民间舞蹈形式，被历史裹挟进工业文明而温床不再，日见萎缩以致最终消失，成为历史必然。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徐州东南西北地貌不同，民俗风情不一，由此孕育了种类丰富的不同地域的民间舞蹈。
（一） 邳州市民间舞蹈
邳州历史悠久，根基厚重的文化基石托举起狮子舞、落子、花车、旱船、高跷、花鼓、竹马、扇子舞等风情浓郁的邳州民间舞蹈。每年的正月初二至元宵节是这些舞蹈集中展示的时间，其表演地点不拘本村一地，相邻的村庄都是他们活动的空间。这一活动当地称“玩会”“春会”“乡会”。这些舞蹈题材丰富，内容既有神话传说，如旱船表演的“八仙庆寿”；又有戏曲故事，如花鼓讲述“湘子戏妻”的故事；还有历史故事，如跑竹马对“金兀术打围”的呈现。邳州市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舞蹈有3种，其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邳州花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邳州狮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邳州跑竹马。
（二） 新沂市民间舞蹈
新沂市地理位置特殊，5000多年前的花厅文化因呈现出北方大汶口文化与南方良渚文化的融合而成为国内唯一的“文化两合现象”遗存点。地缘文化的特殊基因自然也影响到民间舞蹈的表现形式与风格。新沂民间舞蹈有11种，包括七巧舞、狮子舞、落子、竹马等。其中，落子、耍狮子、耍龙灯等，早在元朝就是正月十五和三月十八城隍庙会上的主要表演形式。清朝和民国又有花车、旱船等加入庙会。后来，庙会演出逐渐演化为春节期间的乡会演出。新沂民间舞蹈以七巧灯舞最显特色。2009年，灯舞（新沂七巧灯）被列入江苏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七巧灯舞又名“七巧灯”，它的独特在于继承了我国传统的灯舞与字舞。灯舞、字舞在我国都有悠久的历史。灯舞有1000多年的历史，因是在元宵节表演，所以彩灯是其基本道具。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所谓“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17) ，就是灯舞于元宵一夜无休的写照。鱼龙舞即舞者持鱼、龙造型的彩灯进行舞蹈。字舞早于灯舞产生，顾名思义，“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 (18) 亦动亦静，亦快亦慢，张弛有度的七巧灯舞，兼取了传统灯舞与字舞不同的艺术风格。灯舞的表演向来以南方见长，落到新沂即以巧字生根，字舞场面较宏大，队形有序而多变。所以，七巧灯舞是对南北风格的整合，恰如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南北融合，呈现为“文化两合现象”。
（三） 睢宁县民间舞蹈
睢宁县位于徐州市东南部，双沟镇出土的“牛耕图”汉画像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对汉代睢宁地区农业经济的经典呈现。睢宁九女墩汉墓中的画像石反映了楚文化对这一方水土的浸润。睢宁的19种民间舞蹈即是在这样的地理、经济与文化的土壤中滋生与延续，其中最具特色的有落子舞、云牌舞、睢宁鲤鱼戏花篮等。
落子舞又称“莲花落”，在睢宁、邳州、新沂一带流行，以睢宁最具代表性。据1994年版《睢宁县志》记载，落子舞源于唐五代的散花谱，宋时流传于民间，为行乞、卖艺者所演唱。明朝嘉靖年间，抗倭名将汤克宽荣升广东总兵，即在家乡下邳（今睢宁西北）设场庆祝。前来捧场的民间舞蹈中，“汤家落子”格外醒目，受到当地村民的欢迎，由此艺人便搭班组社，定居下邳，逐渐发展形成今日的睢宁落子舞 (19) 。落子舞有9名舞者，一男领伞，4男舞莲湘，4女舞快板，伴着节奏边走边演唱。世俗的乡间生活与男情女爱是落子舞的主题。落子舞分为舞风文雅、歌多舞少的“文落子”，以及舞风粗犷、舞重歌轻的“武落子”。2006年，睢宁落子舞被列入第一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https://www.daowen.com)
云牌舞是对吉祥如意的祈愿。传说康熙南巡至下邳，当时这一带多受黄河泛滥袭扰，百姓困苦不堪。邳县百姓为使民情上达，以云彩为图形制作成“云牌”，分由10多个童男童女舞动，并在舞蹈中打出“天灾无情人有情”的字样，此举被康熙得知，遂免去这一带的租赋银粮。自此，下邳的云牌舞名声大振，并有序流传，最终在睢宁发扬光大。2009年，云牌舞被列入江苏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 。
（四） 沛县民间舞蹈
沛县地处徐州西北部、微山湖西岸，水脉纵横，大泽相伴，故又称“沛泽”。沛县有民间舞蹈21种，泗蟹舞、云彩灯舞、八仙骑八怪是沛县花灯会的特色节目。
泗蟹舞因“沛泽”而起，更关乎流经沛县的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泗水。该舞语汇单纯，但要对应鱼鳖虾蟹，所以对服饰道具颇为讲究。其中，竹篾编扎的水族造型是泗蟹舞的主要视觉形象。其场面有“双龙交会”“倒连环”“四象八卦”“步步上天梯”等。
云彩灯舞一般位于将演出推向高潮的压轴位置。云彩灯舞的原发地不是沛县，据传此舞由河南、山东等地的艺人于清咸丰元年带到沛县。该舞是香火会中的主要节目之一，因是夜晚表演，所以光影闪烁的彩灯是舞蹈的核心。
八仙骑八怪是典型的以神话传说故事为题材的舞蹈。该舞一方面广受欢迎，常出现在春节、元宵节，以及大户人家为老人祝寿的场合；另一方面“八仙”个个是主角，繁杂的道具、服饰均要配置得当，所以代价颇高。也正因为如此，1930年后在沛县境内不见踪迹。
（五） 丰县民间舞蹈
丰县的15种民间舞蹈极富生活气息，从名称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不同的动物来命名，如蛤蟆舞、鸭子舞、豆虫舞等；二是以生活劳动的内容来命名，如推车舞、抱孩舞、簸簸箕等。由这些名称可见，丰县舞蹈与民众日常生活存在紧密联系。
蛤蟆舞是舞者对蛤蟆各种动作的模仿，以丑角配合表演，两人一组。场地的大小与时间的长短决定规模的大小。蛤蟆舞以鼓为主要伴奏，男丑角因此被称为“花鼓腿子”。鸭子舞是对鸭子形态、动作的仿生摹写。最初由花鼓艺人化妆表演，后演化为独立的舞蹈形式。鸭子舞表演自由，舞者人数不限，往往在麦收和春节期间择场演出。
（六） 铜山区民间舞蹈
铜山区有民间舞蹈21种，其中流行于铜山区西北部郑集、黄集、何桥的蝴蝶舞（又称“扑蝴蝶”），舞者以扇扑蝶，并藏身其中，浪漫奇巧。铜山花鼓（又称“打花鼓”）相传是清康熙年间传入铜山地区的。最初只有两位舞者，后来不仅舞者增多，其形式也丰富完整起来。
三、 徐州传统舞蹈风格特点
在悠久的徐州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有100多种风格各异的民间舞蹈争奇斗艳，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
首先，原始文化是徐州民间舞蹈的生命底色。原始的宗教祭祀舞蹈对民间舞蹈的影响存在于各地区、各民族，徐州的民间舞蹈当然也不例外，其中龙舞就是极典型的例子。分布在江苏省的龙舞有20种，徐州龙舞虽然有其独特的风貌，也与其他各地的龙舞一样，都源自中国远古的龙图腾。先民因为相信龙具有行云布雨的能力，所以就有了以舞龙求雨的祭祀行为。
再如汉画像石上的鱼舞、丰县的蛤蟆舞、睢宁的鲤鱼戏花篮，其发生的本原或与求雨祭祀一脉相承，或与生殖生命崇拜有关。关于鱼的寓意，闻一多《说鱼·探源》一文中指出：“种族的繁衍如此被重视，而鱼是生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种意义上，差不多就是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其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 (21) 所以，徐州汉画像石中有大量鱼的图像存在不是偶然。汉人当然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子嗣延续，由此衍生出鱼舞。新沂七巧灯舞中的鱼形彩灯、睢宁鲤鱼戏花篮中的鲤鱼等，都是这一原始观念的具体呈现。另外，蛤蟆同样反映了人类的原始崇拜，北方的内蒙古阴山岩画、南方的广西花山岩画中就有蛙形舞蹈的造型。在中部的黄河流域，同样可以在仰韶与马家窑的彩陶上发现蛙形纹饰。青蛙像鱼一样多子，其繁殖能力特别符合先民们对生命延续的想象。同时，在先民的眼中，青蛙也与农事气象有关，如《春秋繁露》载：春旱求雨，“取五蝦蟆” (22) 。在农耕文明时期，由于“天雷动，蛙声鸣”的现象引起了先民的注意，他们以为青蛙一定与雨水有关。所以，青蛙自然便成为先民祈雨的灵物。
因此，产生于农耕文明时期的民间舞蹈，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本原意义会逐渐弱化，但作为一种生命底色的文化基因，它已与徐州的民间舞蹈文化融为一体了。
其次，南北交融为徐州民间舞蹈增添异彩。徐州地处南北要冲，因而为不同文化系统在此交会创造了便利条件。徐州的一些民间舞蹈或者是由原发地带入，或者是本土生成，即使是后者也难免被注入异质文化的色彩。
在江苏的历史中，曾多次迎来移民风潮，这些都对地域性民间舞蹈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异质文化进入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后，虽然仍会保持着原初文化的某些特质，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必须入乡随俗，实现在地化适应。比如“凤阳花鼓”原是行乞卖唱的一种形式，简单、直白，并未达到一定的艺术层面。但在邳州，花鼓艺人便以“落子”为学习榜样，革新表演形式，增加了起指挥作用的引伞人，并将花鼓婆与花鼓郎也各增至两人，从而使原来的双人花鼓演化为五人表演。角色增多，场面调度与音乐伴奏自然也跃上一个新台阶，艺术性和表现力都因此呈现出新的面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楚文化对徐州民间舞风的影响。早在春秋时期，楚文化就已成为江淮地区的文化主流。徐州是楚人长期经营之地，楚文化的影响延至两汉时期更显突出，比如徐州汉画像石的长袖舞与汉舞俑的图像，无论是舞者纤细的腰部结构，还是翘袖折腰的舞姿，显然都是楚风浸润的结果。雄强的建鼓舞也不例外。从徐州汉画像石中的建鼓舞图像，联系到现藏于湖北博物馆的战国曾侯乙建鼓底座，自然能够联想到楚风汉韵相互融合的关系。虽然今日徐州已不见长袖舞与建鼓舞的踪迹，但是徐州所辖邳州、新沂、睢宁、铜山、丰县、沛县的不同舞种争奇斗艳，从中仍可窥见楚文化基因发生的催化作用。
徐州的民间舞蹈，若以场面氛围论，有适合节庆或庙会上演出的舞蹈，如邳州、睢宁的花车舞、龙舞、狮子舞。这类舞蹈场面宏大，凝聚人气，以气氛渲染为首要。若以欣赏舞蹈技巧为要，则有一批以武术与杂技动作来丰富表演手段的舞蹈，如丰县花棍舞、落子舞、跑竹马等。这类舞蹈因为表演的技巧性而广受欢迎。若以调节气氛，逗趣取乐或讽刺调侃为目的，有独杆桥、枭褒会这类欢快幽默、夸张滑稽的舞蹈。
从整体趋向来说，徐州民间舞蹈虽然内容各异，风格有别，但大致呈现刚柔相济的基本特点。徐州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酷烈与和平的宁静犬牙交错，使得徐州民间舞蹈既有龙虎斗、跑竹马这样风格的舞蹈，又有可沉浸于月踏花影意境之中的云牌舞、七巧灯舞，甚至还有或文或武、文雅与粗犷并存的落子舞。这些特点与汉代长袖舞、建鼓舞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使得婉转妙曼之韵与粗犷豪迈之气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