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运河文化名胜
一、 运河官司
（一） 徐州仓户部分司
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作出了打通大运河的决定，命工部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十三年（1415年）河成。《明史·食货志》载“迨会通河成，始设仓于徐州、淮安、德州” (6) ，并在徐州设立户部分司。
徐州仓户部分司设立于明永乐十三年，其署先在南门外广运仓侧，为监督粮储、主事莅政之所。 (7) 据《明熹宗天启实录》载，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二日夜，黄河水位暴涨，六月三日午时，黄水汹涌，魁山堤溃，冲裂徐州东南城垣，官舍民庐尽没。主事张璇移署于南山戏马台台头寺聚奎堂，缮屋宇、筑石垣，以作为新的徐州仓户部分司署。自此，南山戏马台始称户部山。崇祯九年（1636年），郎中张湖“创建箭楼”。清顺治二年（1645年），郎中陈嘉胤“修增雉堞”，立四门，名之曰“小南城”。四年（1647年），郎中王维屏“于楼门内左右增板屋，为城守站立处” (8) 。康熙四年（1665年），裁户部分司，署废。
明清时期，徐州仓户部分司设有主事一员，正六品，初授承直郎，升授承德郎，月俸米十石。虽然户部主事官秩不高，但在仓储管理中却起着“司内宰之分职，而外方伯之事”的作用，其责任非常重大。据旧志载，徐州仓户部分司主事“初专督广运粮储，一岁一代，后兼理广运仓事，并管钞务，三年一代。后钞归吕梁工部，本司止管税务” (9) 。清康熙初裁撤后，“仓务归淮安及徐州管理，税务归淮扬道兼理” (10) 。
由上述可知，徐州仓户部分司存在的时间为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至清康熙四年（1665年），共历251年，其主要职能为监督和管理徐州广运仓、永福仓的仓务和税务。
（二） 吕梁洪工部分司
吕梁洪在州城东南五十里，其分为上洪和下洪，二洪绵延七里，水中乱石林立，多如巨齿，水位落差大，水流惊湍怒号，巨浪沸腾，瞬间水流便达数里，成为南北漕运中水道最险要的地方。由于其地势险峻，流急浪大，经常有翻船的危险，因而历代都进行了多次的整治。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谢玄率师北上攻伐前秦至彭城，为解决给养问题，组织了9万人对吕梁洪水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以利给运 (11) 。
明清两代，吕梁洪是国家漕运的重要通道。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工部言吕梁洪霖雨，水决近河路并圈沟桥一十九丈六尺，宜发民修理。从之。” (12) 十三年（1415年），陈瑄主持漕运，开凿吕梁洪、建吕梁石闸以平复水势。同年，设吕梁洪工部分司于此，负责监督漕运、治理航道。吕梁洪工部分司署初在吕梁洪东岸，坐东向西，弘治十年（1497年）主事来天球建，为本洪主事莅政之所。清初，改明吕梁工部分司为中河分司，其衙署初仍明制，后徙宿迁，公署无考。康熙十七年（1678年）裁，归并淮徐道。 (13)
（三） 徐州洪（百步洪）工部分司
百步洪，在徐州古城东南约1千米处，为泗水所经，有激流险滩，凡百余步，故名百步洪。因距城较近，又称徐州洪。此处洪水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史书记载：“水中若有限石，悬流迅急，乱石激涛，凡数里始静。” (14)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尉迟敬德曾开凿治理过徐州洪。北宋文学家苏轼任徐州知州时，也曾注意到西至汴梁，千里运道上只有徐州洪和吕梁洪最为险恶，对于国家漕运和水系治理非常重要，只可惜任期太短，未及治理。
明成祖建都北京，当时徐州段南北运河尚未开通，运道仍以黄河经徐州沿泗水北上，所以朝廷很注重徐州洪的治理。永乐十三年（1415年），朝廷设徐州洪工部分司，专为漕河工程。据清顺治《徐州志》载，“本洪宋元皆名百步洪，去州城东南二里许，巨石盘踞，巉崿龃龉。汴泗经流其上，冲激怒号，惊涛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艰险，少不戒即坏溺。害与洪水等，故名曰‘洪’。其形象‘川’字，有三道：中曰中洪，西曰外洪，东曰月河，即里洪……隆庆二年（1568年），因洪水安流，本司裁；六年（1572年）议复，万历六年（1578年）又裁” (15) ，归并吕梁。
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徐州一带便留下了一条高于两侧地面5—7米的废黄河，徐州洪淤埋地下，形迹荡然无存。
（四） 广运仓
1989年徐州奎河清淤，在袁桥南河底发现一块明代石碑，碑首额题篆书“徐州广运仓记”六字，碑文叙述了广运仓的方位、仓储和占地规模、功能建筑的布局组成。成化十三年（1477年），
图10-1 ［明］“徐州广运仓记”碑拓片局部（袁桥南奎河河道出土，徐州博物馆藏）
广运仓经过一次大规模修葺后，恢复了鼎盛时期的规模。清代的徐州仓继承了明代广运仓的基础。考古资料显示，清末的徐州仓，南北长330米，东西宽270米，但也只是明代广运仓原址上的东北一角，规模远不能与明代广运仓相提并论。由此亦可推测明代徐州广运仓之雄伟壮阔。
附近的地质勘查资料表明，表土第一层为杂填土，厚约2.3米；第二层粉质黏土，厚约2米；第三层为淤泥质黏土，厚2.5米。第三层的底部为老地面，土中夹有陶片、碎砖、石块。广运仓碑就坐落在这层老地面上，碑的近旁还清理出古树桩等。在附近的基建施工中，三层土曾发现过大量腐烂的粮食。根据考古发掘和历史资料记载，该地即为明代徐州广运仓旧址。《徐州广运仓记》碑文填补了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的空白，成为明代5座“国储”粮仓唯一的实证。
二、 运河驿站
驿站是一种交通运输机构，是古代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在古代社会通信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明朝建立以后，即在全国各地设立驿站。徐州段运河是明代南北大运河“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 (16) 的一段，每年由此北上的漕船1.2万余艘，运军12万多人，运送漕粮达400万石。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徐州的驿站日趋兴旺，它们以徐州城东的彭城驿为中心向外辐射，由水路和陆路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驿站网。这些驿站常备人夫、马骡、车船，并措办口粮，专供传递官府文书的驿使和过往的官员使用。据文献记载，当时主要有以下驿站：
彭城驿。为水驿。据民国本《铜山县志》卷一七记载：“旧制有彭城驿，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置，初在城南二里许，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徙黄河南岸，国朝因之，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裁撤。”朝鲜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也记载，徐州城在彭城驿西北二三里。彭城驿有船十七只，船夫一百七十人。
夹沟驿。在城北九十里，系旧运河岸水驿。嘉靖《徐州志》：“永乐十三年设建。水夫一百五十人，站船一十五只，上中铺陈三十副，什物一十五副。上中马二匹，驴一头，马夫二人，驴夫一人。” (17) 清康熙初裁。
房村驿。在城东南，今铜山区东南房村，也是水驿。明嘉靖间，有站船一十八只，水夫一百八十人。
东岸驿。据旧志记载，东岸驿“在府北黄河北岸，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置，乾隆间移府城东关。明制，有州县上马二十四匹，中马十九匹，下马十七匹，马夫六十名，骡六十六头，骡夫数同，什物一百二十六副” (18) 。
利国驿。据旧志记载，利国驿在府北八十里，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置，马六十五匹，马夫六十五人，铺陈、什物各六十五副。
桃山驿。据旧志记载，“在府南五十里，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置。明制，有州县上马十二匹，中马七匹，下马九匹，马夫二十六名，骡六十五头，骡夫数同，什物九十一副。外，江、浙两省协济粮佥上马十三匹，中马九匹，下马十一匹，马夫三十五名，上、中、下铺陈三十五副，什物同，俱废” (19) 。
石山驿。陆驿，与水驿联网，在府东北四十里，明永乐年间建，马五十匹，马夫五十人，铺陈、什物各五十副。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裁。
邳州赵村驿。据旧志记载，赵村驿“在州东南猫儿窝运河口，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置，今又名夹沟驿。旧制，邳州有下邳驿，在旧州城南堤上，明洪武三年（1370年）置，额设水夫四十名；又有直河驿，在旧城东南三十五里，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后俱废” (20) 。
沛县泗亭驿。也称泗水驿，在沛县。因秦时泗水河畔有泗水亭，故名。明代在沛城南关辛家巷东，临泡水，水夫七十名，岁支银一千八两，驿丞署康熙毁于地震，光绪初移夏镇。 (21)
三、 运河桥梁
（一） 荆山桥
位于徐州东北10千米的荆山南面，有一座横跨原荆河之上的古桥，是为荆山桥，由慷慨乐义的张胆捐资重修成宏伟壮丽的石桥。(https://www.daowen.com)
荆河水源于微山湖，经蔺家坝东流，过荆山而下为不牢河，至邳州汇入京杭大运河。建桥之前，此处水流湍急，乱石纵横，两岸地势低洼，洪水一来，便成泽国，南北行人受阻，交通大为不便，往往拂晓鸡鸣时候船，日晡尚未尽渡。
据清同治本《徐州府志》记载，该桥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动工，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竣工，历时近10年，费银26800两。桥身长三百六十丈五尺，顶宽一丈九尺，可并行两辆马车。桥头有过桥牌坊，桥身有石栏杆，中孔拱顶全部用花岗石条砌成，接缝处除用糯米浆浇灌外，另用元宝形铸铁扣相连接。
乾隆十一年（1746年）对荆山桥进行了一次扩建。扩建后的荆山桥总长度达到四百八十二丈五尺，约合1560公尺，共有桥洞149个。桥身雕龙12条，桥中间有石狮1对，石狮中间的横额有乾隆御书“万世津梁”4个大字。此桥修成后，惠泽两岸乡民，便利南北商贾，成为贯通南北的陆上大动脉。
1958年，徐州市大兴农田水利，开挖不老河，疏通大运河航道，用爆破的方法将其拆除，历史悠久的荆山桥从此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目前，仅有过桥牌坊尚存完好。
（二） 弘济桥
黄河下游的徐州段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给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于是徐州人便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建造出了“活桥”（浮桥）。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徐州的“浮桥”最早可追溯至元代武安州之前。练鲁诗《徐州故城》称城外“浮梁驾连舴”；成廷珪在《悲徐州》诗中说，脱脱元军攻徐州城，“夜斫浮桥开” (22) 。
明代，徐州城东门外的黄河之上，仅是靠小船摆渡。由于水流过快，时常翻船。如遇风急水涨之时，南北车马纷沓结集于此，也只能望河兴叹。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徐州兵备副使王梴曾一度移万会桥于东门外，不久就因万会桥附近摆渡溺死人命，又因万会桥舟旧数少（仅有18艘）而复位原址。当年，徐州地方征调本年徭役之民和管理聚集在万会桥的桥夫，用治安罚款和征集的特别交通费作为建桥资金，历时一月有余，新造大船35艘，铁缆、铁锚若干，建成东门外新桥，并以普度众生之意取名“弘济”。这就是130年后罗马尼亚旅行家米列斯库见到的“活桥” (23) 。米列斯库的日记作为中西交通史料，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使徐州历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从兰考决口北流，南支黄河水流日浅，弘济桥渐圮。日寇占领徐州后，为了调遣兵力和调运物资方便，在徐州城内修建了两条马路，一条东西走向即今天的淮海东路，另一条南北走向即今天的中山路。日本人将东西走向的这条路命名为“启明路”，弘济桥旧址的路桥命名为“济众桥”。日寇投降后，启明路改叫“中正路”；淮海战役胜利后，中正路改名叫“淮海路”，而“济众”桥名仍被袭用。2004年初，市政府重修济众桥，恢复“弘济”古名。
四、 运河胜景
（一） 淮海第一关
《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千里淮海何为关口，“淮海第一关”就扼在京杭运河初入淮海的境山上。
境山位于徐州西北25千米的苏鲁交界处，因传说有山头井，又称井山，海拔76米，地属铜山区柳泉镇。“淮海第一关”五个大字就凿刻在境山西麓的山岩上，字体正楷，字径50厘米，未署名。从这里形成关口的时代分析，这几个字的镌刻年代为明代。原来，京杭运河出京师和山东行省后，河道渐宽，水流湍急，加之运河徐州段利用黄河旧道，河床落差大，形势险峻，险象环生。这里的秦梁洪、徐州洪（百步洪）、吕梁洪是整个运河行船的著名三险。除三洪外，还要过梁境闸、内华闸、古洪闸、镇口闸、吕梁闸诸闸。当时每过一闸，要等候船队成帮，方可过闸。于是境山就成为船夫商贾漕运官员停步歇脚、求神安渡之所。因境山附近的梁境闸形势险要，地控咽喉，是船入淮海地区的第一道关口，故而被民间誉为“淮海第一关”。
京杭运河自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全面开通后，江南漕粮均由此输入京师。当时运河舳舻相连，风帆蔽空，每年约有万余艘船只往返关口。境山上建有庙宇广阔、房舍众多的大云禅寺。从当地留存的地面文物和历代文人的登临题咏，仍可想见“淮海第一关”当年的雄姿盛景。
（二） 牌楼
徐州城武宁门（北门）外的黄河南岸护城石坝上，巍然耸立着一座气势恢宏的四柱三开间大门式木牌楼。这座牌楼是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由治河专家、河道总督黎世序倡建的。光绪九年（1883年），徐州道尹赵椿平重修。牌楼矗立在有一丈多高的青石台上，远远望去，巍峨壮观。牌楼正中横匾北面书“大河前横”，南面书“五省通衢”，主旨突出，辉映河川。牌楼内柱上南侧的楹联：“五省通衢，禹列尧封神圣地；九州圣境，龙吟虎啸帝王都”，北侧的楹联：“地锁江淮，人文一脉兴秦汉；渠通南北，气势千秋贯古今”，概括了徐州历史文化特色，见证了“五省通衢”徐州水运枢纽的地位与水运历史的悠久。
牌匾上的“大河前横”，指的是黄河（古汴水）。它从公元1194年夺泗入淮，到1855年改道山东入海，滔滔黄河水流经徐州600多年，给徐州带来无穷的灾难。一次次灾难，一次次治理，顽强的徐州人民在灾难面前从来没有屈服过。和苏轼建黄楼一样，建牌楼是徐州人民又一次抗洪卫城胜利的标志。
1964年，这座矗立150多年的牌楼被拆除了。20世纪80年代，故黄河沿岸的景点陆续恢复，牌楼也重焕荣光。随着时代的发展，此处已成闹市区。
（三） 黄楼
黄楼是苏轼在徐州留下的标志性建筑。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二月动工，八月十二日建成，历时半年之久。全楼涂以黄色，故称“黄楼”。在中国的五行学说中，土克水，为黄色。苏轼筑此黄楼，包含着永远克制水患的意思，这寄托了苏轼的希望，也反映了徐州人民的心愿。
据地方志记载，金代末年，黄楼还矗立在东门城墙之上。元明时期，黄楼已移至地面，仍在城东北隅，清代曾多次重修，虽然规模较小，但大体格局不变，并在地面上增加了平台和石栏。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拆除。1988年10月，徐州市有关部门又在离原址不远的故黄河岸重建了一座350平方米的新黄楼，仍是仿宋建筑，双层飞檐，丹柱黄瓦，十分壮观。“黄楼赏月”已是徐州富有历史意义的名胜之一。“碧水柔波，不尽黎民厚意；黄楼明月，长留太守清风”这一对联，充分表达了徐州人民对苏轼的景仰之情。
（四） 镇河铁牛
“武宁门外水悠悠，万里长堤卧古牛。青草绕前难下口，长鞭任打不回头。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润周身似汗流。莫向函关跨老子，国朝赖尔镇徐州。” (24) 这是一首在徐州流传甚广的《镇河铁牛》诗。全文通俗晓畅，诙谐风趣。从诗中用的“国朝”来看，此诗当出自清代文人笔下。
镇河铁牛铸造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置于徐州城北门（武宁门）外。镇河铁牛身长约两米，高约一米，重千斤。头向西北，尾向东南，昂首翘鼻，双目圆睁，直视西来之滔滔黄河。牛身铸有54字铭文：“太岁在己土德盛，月唯庚午金作镇，铸犀利水乘吉命，蛟龙虬伏水波静。天所照惟顺兮，安流永宝。岁在嘉庆己未庚午月庚辰日庚辰时铸。” (25) 这是当年经过慎重选择的生辰八字，有极其浓厚的迷信色彩，亦有相当合理的科学成分。迷信色彩来源于宿命论思想，实为糟粕；科学成分在于它准确无误地记载了铁牛诞生的时间。这里的己未年庚午月庚辰日庚辰时相当于清代嘉庆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七时至九时，折公元1799年6月25日7—9时。铭文表达了人们希望黄河不再兴风作浪、永远平安和顺的意思。“文化大革命”期间，镇河铁牛被当作“四旧”毁坏破除了。
但是，镇河铁牛毕竟是地方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产生于洪涝黄患肆虐的年代，是历史的见证。1985年7月，在共青团徐州市委的号召下，全市团员、青年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和筹集资金，铸造了一个长2米、高1米的新铁牛，于同年12月23日安放在故黄河岸上。
（五） 子房山
子房山位于徐州城东北，海拔146米。子房山的命名是为纪念西汉留侯张良而取意的。从子房山向下环视，汴泗交流处、大坝头、百步洪、弘济桥、萃墨亭、彭城驿、户部山、金谷里、丰储街、矶嘴坝、广运仓等运河要害和名胜尽收眼底。加上南北陆驿也从此经过，因此，徐州是南北咽喉，子房山下则是徐州的咽喉。20世纪初，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修成后，在子房山下交会，这里仍然是天下咽喉。
子房山建有子房祠，又称留侯祠。原是明代宣德初年平江伯陈瑄所建。清代嘉庆年间徐州道张鼎重修。大殿内有张良塑像。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26) 塑像便按这种状貌来塑造。祠东有黄石公庙，塑像为一鬓发皆白的老人，著褐色衣袍。祠南有罗成庙。子房祠曾为历代诗人凭吊吟咏，垣址及两方石碑至今犹存。
（六） 吕梁洪孔子观道亭
吕梁洪在徐州东南30里的吕梁山之下。因位于古吕城（春秋时期宋国城邑，今废）之南，水中有石梁形如脊骨，故称吕梁洪。分上洪、下洪，相距七里。
吕梁洪水势险恶。《庄子》《列子》等古籍记载，孔子曾在这里观看瀑布。此事虽然孤证待考，但亦无更多的证据反驳。后人为了纪念孔子，在此处修建了孔子观道亭和川上书院，皆取名于此典。且经久有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孔子观道亭和川上书院是明代徐州吕梁洪工部分司员外郎张镗（浙江山阴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所建。张镗登临吕梁洪畔的塔山（又名凤冠山），远眺诸山环拱，风景秀异，追怀孔子的圣迹往事，想到自己的岳父乃孔子后裔，于是捐资修建了此亭，以纪念孔子吕梁观瀑。张镗往谒曲阜孔庙，从孔氏家祠中得到《鲁司寇孔子真像》一幅，遂命人绘图镌刻成石碑，矗立在塔山孔子观道亭旁边，供人瞻仰。无锡人秦凤山捐助建设川上书院，并以孔子观洪典故为书院命名。秦翁又买山地百余亩，所获黍稷例为春秋祭孔之用。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徐州知府邵大业途经塔山，见孔子观道亭已经破损不堪，两尊孔子画像石碑时遭水浸，颇为痛惜，遂于次年与孔子六十八代孙孔传洙商量修复事宜，铜山县令施恩祖与乡绅也纷纷赞助捐资。于是，孔子观道亭又复旧观。 (27)
当年观道亭附属建筑还有观澜亭、聚益亭、大观堂等处，于今俱已不存。只有孔子观道亭遗址，仍有两层土夯高台高耸在塔山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