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的历史贡献
发端于江苏北部的区域文化经过汉王朝的统理，演进发展为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后，其所作的历史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其一，在人文思想方面，汉朝文化奠定了儒家正统、道佛两翼三足鼎立的意识形态基础。汉初，承大乱之后，朝野上下人心思静，要求社会安定，以休养生息。因而，黄老的清净无为思想得以滋长，以致大行于世，出现了为史学界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取董仲舒等人之说，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置五经博士，传述儒家经典，于是儒家思想得以大行于世。儒学在汉代由于特定的政治气候一跃而至“独尊”地位，及至古文经学的出现，使汉儒研经之风大变，形成了“汉学”。汉学的中心是经学。这种“中心”地位和由此而形成的儒家思想在思想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贯穿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东汉时，佛家思想传入，徐州同样是繁盛地区之一。史书上记载最早的一条佛事，就是楚王刘英好佛；其他如下邳相笮融大建浮屠寺，中国第一位比丘尼是徐州人，第一部佛典目录学著作的作者是徐州人僧佑，以及后来北魏时期徐州高僧北上讲学而使佛学逐渐汉化，都说明江苏北部在人文思想领域是非常活跃的地区。
其二，在政治体制方面，汉代率先打破王侯有种的俗论，为后代君王起到借鉴作用。魏文帝曹丕曰：“昔高祖脱衣以衣韩信、光武解绶以带李忠，诚皆人主当时贵敬功劳勤心之至也。” (134) 晋武帝司马炎、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敬佩汉高祖任贤与纳谏的德行，另一方面警诫自己勿杀功臣，要注意君臣相酬之道。清乾隆皇帝御批《纲鉴》则褒贬楚汉人物，点评楚汉得失有近20处之多。毛泽东对刘邦、项羽研究最多，他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135) 汉高祖得天下“一是刘邦实行的政策比较符合历史潮流，得到人民拥护；二是刘邦有一条正确的作战方针；三是用人政策正确” (136) 。其他诸如历代宰辅、诗人、作家对刘项的研究评价更是数不胜数。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汉高祖以平民登帝位……开创了一个古今未有的局面这是无疑的。” (137) 钱穆亦说：“汉高祖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平民为天子的统一政府之开始。汉武帝代表着中国史上第一个文治的统一政府即士治或贤治的统一政府之开始。……秦国统一，只是旧局面转换到新局面之最后一步骤，必待汉高祖以纯粹平民为天子，始是正式的新时代之开始。” (138) 二位学者评价甚为恰当，足见汉文化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巨大影响。
其三，在军事哲学方面，反抗暴秦与楚汉相争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典型的范例，尤其是心理战术的成功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战争智慧的宝库。这方面事实与传说，中国人都非常熟悉。张良在下邳圯桥拾履，得黄石公传授兵书，因而足智多谋，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垓下决战的关键时刻，张良运用心理战术，教士兵夜唱楚歌。楚歌四起之时，江东子弟思乡油然，军心涣散，不战自垮。项羽斩宋义，以五万之众渡河与章邯二十万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决战，渡河后，破釜沉舟，以死相拼，靠的也是心理因素。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的是敌人疏于心理防范，而背水一战则是公然表明后退是没有活路的，客观上造成克敌制胜的心理优势。再如沛公避实就虚，礼遇降将；先入关中，约法三章；鸿门宴上服软就小，打的也是心理牌。至于陈平屡出怪招奇计，更是心理战术的灵活运用。
秦汉之际在军事哲学方面的内容是楚汉文化在战争中的反映，它升华了指挥艺术，从心理角度增加了战争智慧。至今我国仍然十分流行的象棋，就是以“楚汉相争”为文化背景，以“楚河汉界”为敌我界线的一种以心理活动为主的斗智型的娱乐活动，可见汉文化的影响经久不衰。
其四，在语言文学方面，汉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闪光的节点，留下了许多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成语“破釜沉舟”“暗度陈仓”“衣锦还乡”“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约法三章”“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季布一诺”“十面埋伏”“四面楚歌”“魂归故里”等，简洁明了，信息量大，表达丰富准确，有广泛的普及率和极强的生命力。
汉代的赋体散文，章华辞丽，气势恢宏，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历史范本。乐府诗歌体察民风，承前启后，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还有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不仅有关上古的内容得到传承和整理，有关汉文化的内容亦十分丰富，诸如刘邦出世、樊哙与狗肉、张子房铁箫散楚、韩信九里山布阵、项羽与乌骓马、戚夫人的传说、虞姬与美人巷等，不胜枚举。可以说，西楚两汉时期的每一个重要人物、每一处重要地点和每一个重要事件，几乎都有人民群众绘声绘色、根据自己的好恶添油加醋的编创。这些内容表现手法多样，传奇色彩浓重，主题思想包含对后人的历史教育、道德培养、文化熏陶和乡土感情的培育。尽管它有虚幻成分，有粗俗现象，有娱乐因素，但在资治、存史、教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大的。
其五，在艺术创作方面，舞台艺术上的戏曲题材中亦有大量的楚汉内容，经典之作悲剧有《霸王别姬》、喜剧有《高祖还乡》、正剧则有《追韩信》《斩韩信》《鸿门宴》等。这些题材扣人心弦，启人思索，再经表演艺术大师们发挥创造，几乎成了中国戏曲舞台上的常青树。绘画与雕刻艺术方面，最典型的是汉画像石和壁画。在没有影像传媒技术的时代，汉画像石和壁画以写真的手法，表现神仙世界、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场景等，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有，汉文化继承发展了炎黄先祖的图腾文化，将龙凤形象人格化，形成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象征。马王堆汉墓帛画上引导亡灵、镇邪驱魅的四龙四凤等，都表现了龙凤文化的源远流长和特殊功能。汉代学者编造刘邦的母亲泽坡遇龙受孕生了汉高祖这个“龙种”，从此以后的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将自己饰说成“真龙天子”；王侯将相乃至寻常百姓，无不用龙凤之祥祈福于家。悠悠数千年，至今不衰，足见龙凤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图8-4 东汉黄山垄壁画墓摹本（选自陈钊主编《徐州考古资料集成1953—1985年》）
其他诸如在天文、地理、医药、体育、造纸等许多方面，汉文化的历史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此不一一赘述。而在传统教育方面，汉文化在民族凝聚、精神激励和价值整合等人文素质提升层面发展了存史、教化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的汉文化已融入全民文化之中，但楚风汉韵并没有从淮海大地上消亡，有情有义、不屈不挠，被具有英雄主义特征的苏北人民世世代代继承下来，历朝历代出了不少英雄豪杰。在日后的抗击外来侵略和反抗残暴统治中，徐州人民始终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而闻名国内外，谱写了一曲曲英雄壮歌。在日后的抗击自然灾害、重整大好河山劳动中，徐州人民也始终表现出“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激情，使得黄河、淮河安然顺畅，造福家乡。
在徐州，汉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徐州汉楚王墓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代徐州地区共有十八代刘姓楚王、彭城王，东汉时还曾析置下邳国，传四王，合计境内应有22座王陵。现已发现并保护的有狮子山楚王墓、龟山楚王墓、土山汉墓等10处。西汉楚王陵因山为陵，斩山为椁，宏伟壮丽；东汉土山汉墓垒石为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体现了汉代建筑艺术的高超。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200多件玉器，其工艺之奇巧，反映了当时治玉水平之高；出土的金缕玉衣为我国玉质最好、片数最多、时代最早、制作最精的帝王级寿衣，现经修复，在徐州博物馆“天工汉玉”厅展出；出土的兵马俑，是我国继秦始皇兵马俑和杨家湾兵马俑后又一陪葬的军队俑，品种之全，品级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在徐州，汉文化研究亦很好地得到开展。文博界出版了《大汉楚王》《古彭遗珍》《徐州汉画像石》《徐州考古资料集成》等图录、资料，以及一批考古发掘报告。地方高校出版了《汉代武术》《汉画像的象征世界》《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新汉学的学术再造》《汉文化论丛》等著作和文集。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还连续出版《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地方文化学者亦编写出版了许多汉文化科普读物，发表了大量的汉文化研究文章，推动了汉文化研究的广泛开展，活跃了社会传承汉文化的气氛。
然而，由于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汉文化的起源、定义、范畴、特征、影响、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利用的研究尚显不足，许多概念有待界定，徐州地区汉文化的历史地位亦有待确认。我们认为，文化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特点，更具有超时代性、超地域性特点。汉文化具有内在的主体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在建设新世界、新文化中必然具有超强的生命力。
(1) 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2) 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徐州博物馆编：《徐州考古资料集成》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267页。
(3) 梅守德、任子龙修纂：明嘉靖《徐州志》卷四《地理志上·山川》，明嘉靖刻本，第十六、十五页。
(4)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三《获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1—562页。
(5) 吴世熊、朱忻主修，刘庠、方骏谟主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一八上《古迹考上》，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三十六页。
(6)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河南道十五·徐州》，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九册·史部二二七·地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9页。
(7)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卷二五〇《皇甫冉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18页。
(8) 梅守德、任子龙修纂：明嘉靖《徐州志》卷一〇《封建传》，明嘉靖刻本，第一页。
(9) 崔志元主修，金左泉主纂：道光《铜山县志》卷八《古迹》，清道光十年（1830年）刻本，第九页。
(10) 方勇译注：《庄子》外篇《刻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7页。
(11) 葛洪：《神仙传·彭祖传》，朱浩熙：《彭祖》，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12) 徐州古彭城内东北角一处，四川省彭山县仙女山一处，河南鄢陵彭祖岗一处，浙江临安县百岗岭一处，浙江孝丰广苕乡一处。
(13) 刘向集，王逸注：《楚辞》卷三《天问》，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9—190页。
(14) 赵明奇、韩秋红：《论彭祖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地位》，徐州市政协文史委编：《彭祖文化纵横谈》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15) 朱士平：《徐州伏羊习俗》，《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编委会编：《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群言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页。
(16) 何光岳：《东夷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7) 参见南京博物院、徐州市文化局、邳州市博物馆《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二号墩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第28—30页。
(18) 参见心健、家骥《山东费县发现东周铜器》，《考古》1983年第2期，第188页；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页。
(19) 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4年第1期，第29页。
(20)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转引自张乃格《吴文化与徐文化的早期交流》，王立人主编：《吴文化与和谐文化》，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
(21)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一六《人间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295页。
(22)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卷一一《四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
(23)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24) 韩愈撰，李汉编，廖莹中集注：《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二七《碑志·衢州徐偃王庙碑》，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〇七五册·集部一四·别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72页。
(25) 徐时栋：《徐偃王志》卷二《纪事》，赵明奇主编：《徐州古方志丛书》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385页。
(26) 张乃格、周先林、单明然：《徐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页。
(27) 郭沫若：《历史人物》，转引自曲玉维《追随徐福东渡行》，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28) 张乃格、周先林、单明然：《徐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82页。
(29) 林宝：《元和姓纂》，古歙洪氏嘉庆七年刊版，光绪六年金陵书局校刊，第一册第十九页。
(30) 郑樵：《通志略》卷二《氏族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31) ［日］饭野孝宥：《弥生的日轮》，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32) 朱浩熙：《徐州为何称西楚》，朱浩熙：《彭祖》，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33) 宋琬：《徐州怀古》作“父老能言西楚事，牧儿谁解大风歌”，见宋琬著，辛鸿义、赵家斌点校《宋琬全集·安雅堂未刻稿》卷四，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527页。
(34)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页。
(35)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1页。
(36)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4页。
(37)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〇〇《季布栾布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31、2729页。
(38) 参见虞友谦、汤其领主编《江苏通史·秦汉卷》，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39)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
(40) 李清照著，杨合林编注：《李清照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8页。
(41) 冯梦龙评纂：《太平广记钞》卷六一《再生部》，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946页。
(42) 邓毓昆：《徐州胜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43) 文天祥：《文山集》卷一九《指南后录一》，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八四册·集部一二三·别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39页。
(44) 梅守德、任子龙修纂：明嘉靖《徐州志》卷六《人事志一·官署》，明嘉靖刻本，第二页。
(45) 张弘运主修，田实发主纂：清乾隆《铜山县志》卷三《官署》，清乾隆十年（1745年）刻本，第十二页。
(46) 吴世熊、朱忻主修，刘庠、方骏谟主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二《建置图》，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十四页。
(47) 余家谟主修，王嘉诜等主纂：民国《铜山县志》卷一八《古迹考上》，1919年刻本，第七页。
(48) 施耐庵、罗贯中著：《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49) 苏轼：《徐州上皇帝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四》卷二六《奏议》，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7页。(https://www.daowen.com)
(50) 文天祥：《文山集》卷一九《指南后录一》，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八四册·集部一二三·别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0页。
(51) 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一，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6页。
(52) 殷召义主编，甘信昌、彭浩编著：《徐州民间文化集·故事传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53) 司马迁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
(5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页。
(55) 伏胜撰，郑玄注，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二《周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8页。
(56) 荀况著，杨倞注，耿芸标校：《荀子》卷九《致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57) 管仲著，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卷一四《五行》，《诸子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7页。
(58) 刘向撰，程翔评注：《说苑》卷一七《杂言》，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781页。
(59) 方勇译注：《庄子》内篇《逍遥游》，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页。
(60)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一七《难势》，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3页。
(61) 吕不韦著，高诱注：《吕氏春秋》卷二〇《恃君览·知分》，《诸子集成》第六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2页。
(62) 郭璞注：《山海经》卷一四《大荒东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页。
(63)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四《陆形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2页。
(64) 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卷六，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99页。
(65) 郭璞注：《山海经》卷一四《大荒东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页。
(66) 王念孙著，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卷一上《释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67) 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二九《丧服》，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0页。
(6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6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载：“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页。
(70)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页。
(71) 司马迁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8页。
(7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3—4、5页。
(73) 许慎撰：《说文解字·龙部》，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5页。
(74) 参阅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7页。
(75) 刘辉：《武氏祠中“汉承尧运”的汉画像解读》，《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第30页。
(76) 司马迁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9页。
(77) 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7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6页。
(7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14页。
(80) 闻一多撰，田兆元导读：《伏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81) 原碑收藏于丰县博物馆。
(82) 曾振宇注说：《春秋繁露》第三十五《深察名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8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72页。
(84) 刘向撰，卢元骏注释：《说苑今注今译》卷一《君道》，（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5页。
(85) 刘向撰，卢元骏注释：《说苑今注今译》卷二〇《反质》，（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01页。
(86) 冯国超主编：《孔子家语》第七篇《五仪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8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5、1728页。
(88) 左康华：《人事为本 天道为应——刘向灾异思想的礼学旨归》，《光明日报》2016年4月18日第16版。
(8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1、1942、1943、1947、1946页。
(90)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6页。
(9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57—1958页。
(92) 刘向撰，卢元骏注释：《说苑今注今译》卷一九《修文》，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96页。
(93) 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31页。
(94)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28页。
(95) 王元化：《王元化集》第五卷《思辨录》，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2页。
(96) 胡可涛：《汉文化的价值与重建研究》，刘宗尧主编：《徐州两汉文化研究文集》下册，2019年印，第181页。
(9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页。
(98) 司马迁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3页。
(99) 李棠主修，田实发主纂：清乾隆《沛县志》卷一《舆地志·宫室》，清乾隆五年（1740年）刻本，第四十一页。
(100) 吴世熊、朱忻主修，刘庠、方骏谟主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一八《古迹考下》，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六页。
(101) 李棠主修，田实发主纂：清乾隆《沛县志》卷一《舆地志·台池》，清乾隆五年（1740年）刻本，第四十三页。
(102) 王辉：《古沛文化——汉文化精神的导源》，沛县汉文化研究会编：《沛县汉文化研究》，沛县报社印刷厂1999年印，第172页。
(103)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页。
(10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7页。
(105) 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9页。
(10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62页。
(10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四二《张周赵任申屠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98页。
(108) 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5—760页。
(109) 夏增民：《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论析》，《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1页。
(110) 司马迁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页。
(111) 司马迁撰：《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0页。
(11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2页。
(113) 参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6页。
(115)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9页。
(11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6页。
(11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7、1928页。
(11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29页。
(119) 参见马荣江《“元王诗”考索》，《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第121页。
(120)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3、1966页。
(12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6、1967页。
(12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67页。
(123) 李昉编纂，任明、朱瑞平、李建国校点：《太平御览》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
(124) 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 诗词附》第7册，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91页。
(125) 余家谟主修、王嘉诜等主纂：民国《铜山县志》卷一九《古迹考下》，1919年刻本，第十六页。
(126) 参见司马迁撰《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19页。
(12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6、3917页。
(128) 参见俞明《细君、解忧公主和亲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143页。
(12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6、3916—3917页。
(130) 参见黄文弼《略述龟兹都城问题》，《文物》1962年第Z2期，第18页。
(13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七〇《陈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23页。
(13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08页。
(133)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04页。
(134) 曹丕：《与于禁诏》，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六九一《章服部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85页。
(135) 盛巽昌：《毛泽东论中国历史人物——从轩辕黄帝到孙中山》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26页。
(136) 李家骥：《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137)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下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48页。
(13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