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禹贡》中的徐州文化解读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又称大禹，是舜的大臣，夏朝的开国君主。禹贡，根据题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10) ，即大禹区画九州疆界，因山浚河，根据土地状况来制定贡赋等级。《史记·五帝本纪》：“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其宜。” (11) 故孔颖达曰：“禹制贡法，故以‘禹贡’名篇。” (12) 《禹贡》被纳入经典著作《尚书·夏书》之中，其内容指证的是上古三代以前的地貌和物产，虽然成书时间尚存争议，但仍应将之看作考察徐州文化史的孕育发生期的重要文献。
《禹贡》将九州分而述之，“徐州”是其中一节，曰：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厎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菏。 (13)
“海、岱及淮”大体和今天的淮海地区范围一样，它南至淮河，东濒大海，北到泰山，西临河南。《禹贡》记载中，九州土壤肥沃不一，根据土质的好坏而进行赋税。其中，将徐州土壤列为“赤埴坟”，即田地肥沃程度为上中型，冠九州第二等。
所谓“五色”就是青、赤、白、黄、黑。这种五色土壤泛指江苏北部、皖北、山东南部三省交界处的丘陵土壤。它发育于第四纪洪积红色黏土层，而又多为棕色土壤。然而，出产五色土最佳的地方，首推徐州西郊30里的大彭镇楚王山处。
图1-2 ［清］康熙末徐州知州姜焯手书“九州之一”石刻
徐州所产的五色土，有着光亮如油渍、颗粒细而圆、水涝时粒仍然成型、干旱不龟裂的特点。如果把五色土放置在一起，给人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春秋战国时期，徐州五色土又被阴阳五行家看重，成为天子封禅时拥有社稷祥瑞的象征。所以历代王朝对其颇感兴趣，供入大社及国社祭坛。如王莽时，使“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 (14) ；徐州于唐开元间“贡五色土各一斗” (15) 。关于五色土的另一重要用途，褚少孙在其所补《史记·三王世家》中写道：“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 (16) 徐州五色贡土可谓是我国独一无二的绝物。在徐州民间广大区域，包括今天的鲁南、西南及皖北、苏北一带，人们常以五色土中的红土铺垫堂屋通往大门的道路为快事。此风尤盛于古彭城、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等处。
“羽畎夏翟”中的“羽”是山名（今连云港东海县与山东省临沭县交界处），“翟”是雉名，即羽山山谷里的长尾野鸡。“夏翟”即华美之旌。《周礼·天官》：“秋染夏。”贾公彦疏：“染夏者，染五色，谓之夏者，其色以夏狄为饰。” (17) 这句话说明古徐州地区产的野鸡壮美，也是对当时徐州生态环境的赞美。
“峄阳孤桐”是一种特生的桐树，据说是制琴的上等材料。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梧桐生于峄阳山岩石之上，采东南孙枝以为琴，声清雅。” (18) 关于“峄阳”的所在，古今争议较大，一说在今山东邹城市峄山之南；一说即邳州葛峄山，古名峄阳山，今名岠山。两说各有影响，本史仅就域内邳州岠山说的渊源及影响简扼梳理。《后汉书·郡国志》下邳“葛峄山”刘昭注“山出名桐”，又引伏滔《北征记》“今盘根往往而存”。 (19) 《禹贡》孔颖达疏亦持此说：“《地理志》云东海下邳县西有葛峄山，即此山也。” (20) 清代胡渭《禹贡锥指》认为：“峄山自北而南，葛峄乃邹峄之尽处，故峄阳当在下邳也。”又云：“《禹贡》之峄阳，《汉志》极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谬。蔡传主葛峄是也，而黄文叔以为在邹县，非唯不见《北征记》语，亦不知有《地志》矣。《地志》东海郡下邳县有葛峄山，古文以为峄山，今淮阳军下邳县也。阳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 (21) 段玉裁也认为葛峄山“今在江苏省淮安府邳州西北六里，非山东兖州府邹县东南二十五里之绎山也”。 (22) 在正史及儒学经典的影响下，不仅徐州旧志收录“峄阳孤桐”，历代文人以“孤桐”抒写情志时亦多采用邳州说。特别是北宋王安石《孤桐》诗后，文人雅士多以“孤桐”自喻，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也给“峄阳孤桐”赋予了更高的文化精神象征。
“泗滨浮磬”，是指泗水河畔生产的一种能做乐器的磬石，音质清脆，余音绵长，可制打击乐器。《禹贡》孔安国传：“泗水涯水中见石，可以为磬。”孔颖达疏：“泗水傍山而过，石为泗水之涯，水中见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 (23) 王力注曰：“磬：古代一种石制的敲击乐器，形似曲尺。” (24) 浮磬作为一种贡石，在上古时期便成为很重要的乐器。浮磬的产地有吕梁、灵璧等说法。胡渭《禹贡锥指》：“泗滨，先儒但云泗水之涯，而不言在何县。《水经注》泗水自彭城又东南过吕县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晋太康地记》曰：水出磬石，《书》所谓泗滨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吕梁，出磬石。今徐州东南六十里有吕梁洪，高诱《淮南子》注云：吕梁在彭城吕县，石生水中，禹决而通之。盖即磬石之所出也。金元以来，泗殚为河。明嘉靖中，恶其石破害运船，凿之使平，而浮磬愈不可问矣。” (25) 但《隋书·地理志》记载下邳县有磬石山 (26) ，《太平寰宇记》亦云：“泗水中无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乐府，大小击之，其声清越。” (27) 皆以灵璧石为浮磬。胡渭则认为：“下邳，今邳州也，西南与凤阳之灵璧县接界，县北七十里有磬石山。浮磬于水平后贡之，禹必不以怀襄之状状其石，水至此山，殊属傅会。窃意晋初去汉未远，《太康地记》当有所本。磬石盖实出吕梁水中，历年已久，水上之石采取殆尽，余皆没水中。吕梁湍激，艰于采取，灵璧石声亦清越，乃改用之，但不知始于何时（《隋志》有磬石山，疑隋以前改用），后人见吕梁水上不复有可用之石，遂疑《地记》为虚，而以灵璧石为《禹贡》之浮磬矣。” (28) 胡渭从磬石的开采历史推衍取石变换的客观原因，认为“泗滨浮磬”当出于吕梁之水，这里才是真正的“泗滨”。
“淮夷珠蠙暨鱼”，意思是淮海人世世代代进贡珍珠和鱼。孔安国传：“蠙珠，珠名。”孔颖达疏：“蠙，是蚌之别名，此蠙出珠，遂以蠙为珠名。郑玄以为淮水之上夷民献此珠与鱼也。” (29) 鲤鱼在徐州被人们视为吉祥之物。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登上云龙山，谈及徐州风物时说“徐州的四孔鲤鱼天下驰名” (30) 。旧时徐州当地，女婿上门求婚需要带8条鲤鱼、8只鸡做礼品。
“厥篚玄纤缟”，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丝绸的文献记载，也是对徐州地区丝织文化的历史记载。上古及史前徐州地区气候温润，茂林修竹，为桑麻农耕之地，民间织锦历史悠久。“篚”指竹编织的一种盛器，是徐州人就地取材制作。蚕丝白为本色，黑色的出现说明徐州人在史前就掌握了丝染技术。随着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丝绸生产已大举南移。然而，徐州地区民间织锦至今仍然存在，图案精美、鲜明雅丽、以“四格”“八格”为结构图案的“四格缯”“八格缯”，在民间自制的土织机上仍然流行，解忧公主故里桑蚕文化节年年举行。
“浮于淮、泗，达于菏”，这是对徐州水上交通网的描述，指进贡的船只通过淮河、泗水，再经过菏水，到达与济水相通的菏泽，然后就可以通过鸿沟入黄河溯流而上，达于京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之所以能在人类文明的开端就逐步形成文化优势，自有其特殊的“风水”，即特殊的地理环境。《尚书·禹贡》中对徐州的记载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
其一，生活在淮海地区勤劳勇敢的人民，以不畏艰难的精神，以人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获得了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其二，这里土地肥沃、植被丰厚，农副产品出产丰富，进贡的祭品、食品、日用品和服饰原料等都很丰饶，也是丝绸文化的起源地区之一。
其三，这里的水上交通很发达，可以直通河洛关中。《尚书·禹贡》还记载扬州的贡品“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31) ，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物资也是从这里转途的。后来，秦灭六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32) 。秦末农民起义，项羽北救赵，刘邦西入秦，都是从彭城分向转道，亦充分证实徐州为天下枢纽在时空条件下的悠久性与重要地位。
由上可见，徐州地区始终伴随着华东、苏北历史的有序发展，极早地参合了我国文明开化的起源与发生，这体现了徐州历史文化深厚久远、完整无缺、有源有流、史不断线。就刘林和大墩子等遗址的丰富程度而言，如果不是现代人为的盗掘和破坏，从数量和质量上完全可以像“大汶口”“青莲岗”一样被命名而成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总之，徐州地区的史前文明基本上是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正因为徐州地区早期文明的主体性特征具有强势基因，它影响和带动了周围城镇、聚落的互动与进化，从而为江苏北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展示了亮丽的曙光，辉映着中华文明的晨曦。
(1) 南京博物院：《近十年来江苏考古的新成果》，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5页。
(2)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第9—56页。
(3)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第44—46页。
(4) 程东辉、张浩林：《小徐庄遗址抢救性发掘喜获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8月22日，第1版。
(5) 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9页。
(6) 南京博物院花厅考古队：《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9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第255—261页。
(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存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第21—22页。(https://www.daowen.com)
(8) 尹焕章、张正群：《1959年冬徐州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0年第3期，第25页。
(9)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第9页。
(10)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11)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页。
(12)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6页。
(13)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1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9页。
(15)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徐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4页。
(16) 司马迁撰：《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15页。
(17) 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18) 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见《事类赋》卷二五、《太平御览》卷九五六《桐谱》下器用篇及杂说篇、苏轼次韵和王巩诗施注、《天中记》卷五一。
(19)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志二一《郡国志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62页。
(20)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21) 胡渭：《禹贡锥指》卷五，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七册·经部六一·书类，（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65页。
(22) 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66页。
(23)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24) 王力：《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3页。
(25) 胡渭：《禹贡锥指》卷五，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七册·经部六一·书类，（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66页。
(26) 魏徵等撰：《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72页。
(27)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7页。
(28) 胡渭：《禹贡锥指》卷五，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七册·经部六一·书类，（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67页。
(29)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30) 崔林涛等主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31)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六《夏书·禹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8页。
(3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