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主流文化
徐州沦陷期间，日伪当局为侵略所需，积极推行奴化宣传和奴化教育。同时，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徐州珍贵的文化资源。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广大爱国民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成为徐州沦陷区的主流文化。
一、 反奴化宣传
徐州沦陷以后，日伪当局为钳制人们的反日思想，加紧了奴化宣传活动。宣抚班是其实施“教化安抚”的重要机构，“怀柔政策”是宣抚班惯用的伎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经常对民众施以小恩小惠，鼓吹“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企图使民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顺民”。
除了宣抚班的奴化宣传活动外，日伪当局还通过各种手段推行奴化活动。他们在徐州相继发行了《陇海新民报》等8种宣传奴化思想的报纸。1938年，日军特务机关在户部山设立了广播电台，以日语和汉语转播日本国内及伪北平、伪南京电台的奴化节目。1940年，日伪当局在徐州修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碑”和“东亚建设之先驱纪念塔”，宣扬奴化思想。同年，他们还在徐州建造了“神社”，以此充当侵略战争的精神鸦片。1941年，伪苏北行政公署在徐州成立了“苏北话剧团”，演出许多宣传“中日满亲善”和“大东亚共荣”的节目。为统治需要，他们还修建了启明路（今淮海东路）和济众桥（今弘济桥），把复兴路改名为“圣德路”。1944年1月，汪伪以徐州为省会设立伪淮海省，辖周边23个市县，进一步对辖区百姓实施奴化教育。
面对日伪当局的奴化宣传，不甘受压迫的仁人志士们主动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周围，为了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徐州抗战史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篇章。早在徐州会战期间，第五战区就成立了民众抗日总动员会，积极宣传抗日。中共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主持成立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学生团，把流亡到徐州的青年学子组织起来，宣传抗战。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抗日宣传。上海艺术界爱国人士洪深、王莹、金山等人也来到徐州宣传抗日。期间，著名词作家冼星海创作了歌曲《徐州是英雄的故乡》，催人奋进。徐州沦陷以后，抗日烽火燃遍城乡大地，抗日宣传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内容。
人民音乐家马可（1918—1976），徐州市人。他从小在基督教会办的保罗小学读书，1929年考入教会办的培心初级中学，并参加了教会办的唱诗班。高中进入私立徐州中学后，马可向音乐美术教师刘乐夫学习拉二胡和弹琵琶。1933年春，徐州艺波音乐会成立。马可常到南门大街钥匙巷（艺波巷）音乐会来学习。1935年夏，17岁的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可积极地学唱和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创作歌曲《游击战》，对团结教育群众、鼓舞抗日热情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9月4日，洪深、冼星海组织的上海抗敌救亡演剧二队一行14人，从徐州到开封，进行抗日宣传。马可拿着自己写的革命歌曲去见冼星海，受到冼星海的赏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马可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放弃学业，参加进行抗日宣传的话剧团巡回演出。1939年末，他与爱人杨蔚一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他运用地方戏曲形式创作出反映边区人民新生活的《夫妻识字》和家喻户晓的歌曲《南泥湾》，以浓郁的民族音乐语言、明朗秀丽的笔触，刻画了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新生活画面。1945年，他参加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成为中国民族歌剧音乐的开创与奠基之作。稍后，他又完成了著名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
图7-3 马可塑像（李本华塑）
话剧源于欧洲，1907年传入了中国。1931年，话剧始入徐州。 (30) 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在全民族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在文艺界知名人士和热衷于文艺事业的徐州地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话剧迅速在徐州发展起来。1933年，绿光剧社的建立标志着话剧艺术事业在徐州正式拉开帷幕。初建阶段的绿光剧社，尽管存在着人员不足、剧本缺乏、理论单薄等许多困难，但是在苗玉田、姚展、郑培心等地方文化人士的努力下，仍能紧扣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相继上演了《民族之光》《嫩江桥畔》等一些旨在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剧目，好评如潮。1935年，随着艺波音乐话剧团的成立，话剧运动在徐州进入稳步发展状态。这一年，曾经留学日本的著名剧作家田汉亲临徐州指导话剧工作，向徐州话剧工作者阐述话剧理论，分析话剧运动的态势，指明了中国剧运的方向，增强了徐州发展话剧艺术的信心。当时，上海著名导演赵丹，作家曹禺、夏衍等文化名流，也都在话剧理论和具体事项方面，给予徐州话剧工作者以指导，有力地推动着话剧运动在徐州的蓬勃发展。徐州艺波音乐话剧团从组建伊始到徐州沦陷期间，共上演了《雷雨》《五奎桥》等8出名剧，使话剧艺术渐入人心，影响与日俱增。
1937年，冼星海、王莹等在徐州开展抗日宣传时，给徐州话剧界提供了许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在他们的指导下，《东北之家》《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名剧，都成为绿光剧社和艺波音乐话剧团的传统剧目，使话剧在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徐州话剧进入发展的“黄金阶段”。
这个时期的话剧，不仅肩负着抗日救亡的活动，而且还承担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当时的社会视演员为从事贱业的“戏子”，尤其是女孩子登台露脸，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不守闺范”。但是，在徐州却有一些追求解放与进步的女性，在抗日救国热潮的影响下，怀着对话剧艺术事业的热爱和向往，毅然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登上话剧舞台。如朱淑芹、杨漪、张桂兰三位女性，勇敢地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登台出演了《名优之死》等剧目，引起轰动。另外，当时铜山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牧虹，不惧校长胡锡三对其开除学籍的威胁，毅然参加了话剧《五奎桥》的公演。
徐州沦陷以后，宣传抗日的绿光剧社和艺波音乐话剧团被迫解散，一些形形色色的话剧团却出现了。总的来说，沦陷期间的徐州话剧团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宣扬日伪政治意图的伪官方剧团。1941年前后成立的“苏北话剧团”，为徐州最早的伪官方话剧团。第二类是为了谋生盈利而成立的剧团。这类剧团有职业剧团和业余剧团。1943年成立的新生剧社就属职业剧团，演员多为戏剧专业人员。1942年成立的古黄河剧社属于业余剧团，成员多为学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员。第三类是外地来徐州的剧团。当时沦陷区较有影响的天津国艺歌舞剧团和上海影人剧团等，都到徐州演出过话剧。就演出内容来看，有两种情况：一是宣扬日伪统治思想的剧目，二是调节民众生活的娱乐性质的剧目。 (31)
沦陷期间，由于徐州日伪当局严格审查所演出的话剧内容，导致话剧剧本奇缺，内容格调低下；加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剧社演出亏损极大，所以很少有人再敢投资话剧。再加上外埠剧团纷纷离去，本地演员也多改行，另谋生路，徐州的话剧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消沉状态。
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许多热爱话剧艺术的徐州进步人士纷纷回来，在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原艺社，排演了话剧《柳暗花明》。但因演出场地狭小和经济的限制，该剧未能公演。随着淮海战役的打响，徐州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性质的文艺活动封锁更加严密，中原艺社无法正常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徐州解放。当时除了中原艺社，徐州还有一个国民党官方设立的“剿总政治部话剧队”，它是为国民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剧目内容多以反共为主。临徐州解放，该组织自行解散。从抗战胜利到徐州解放的短短3年之中，徐州的话剧事业始终未能恢复到沦陷之前的状态。
二、 反奴化教育
徐州沦陷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在广大沦陷区加紧了对民众的奴化教育。同时，许多爱国人士为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在徐州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奴化教育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在徐州开办了一些奴化教育性质的学校，在教育内容中大量渗透奴化教育的毒液。当时，徐州奴化教育性质的学校都要开设日语课程，强迫学生学习。中学国文教学里，也掺入很多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鼓吹“大东亚共荣”的内容。在小学“修身”课里，讲授的都是“中日亲善”“同文同种”的内容。历史教科书里，都是渲染日本军国主义功绩的说辞。音乐课里，有伪教育总署编制的奴化儿歌。日伪当局企图通过这些奴化教育，欺骗学生走向媚日卖国。
面对日伪当局的奴化教育，徐州沦陷区的广大爱国师生不愿做亡国奴，他们在屈辱压迫中，以各种方式和日伪的奴化教育做斗争。徐州私立丰财街小学的爱国教师私印一些讲义，把陆游的《示儿》、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爱国诗篇加入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昕昕中学的国文教师余晓峰和武宗灿等人，对日伪规定的历史教材尽量少讲或不讲，经常向学生讲述民族英雄抵御外侮的故事。昕昕中学的音乐教师李罡在教完规定的歌曲以后，冒着生命危险把《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等爱国歌曲教给学生。在博爱街小学任教的萧立岩为了不给日军鞠躬，经常带着学生避开日军兵营，绕道回家。
博爱街小学夜校学生王挥军，在日伪主办的《新民晚报》排字房当工人，他悄悄地在该报封面宽边刻上阴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次日该文字随着报纸的发行被广泛传阅，引起日伪当局的极大恐慌。当博爱街小学的学生得知日伪当局要在他们中间选拔一些“高材生”，保送到日语专科学校“深造”，将来做日军翻译的消息后，纷纷转学，以示抗议。1944年，昕昕中学的学生为抗议日本宪兵抓捕不肯到日伪教育机关为学校备案的张君九校长，愤怒地砸坏德、意两国神甫住所的门窗，爆发了震惊徐州的“砸玻璃事件”。 (32) 他们还自发地秘密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不要当汉奸”等标语，张贴在徐州的街头巷尾，以唤起民众齐心抗日的热情。
三、 保护文化资源
徐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徐州沦陷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大肆掠夺文化资源，给徐州造成巨大损失。同时，在救亡图存主流文化的激荡下，广大富有爱国之心的正义人士，对徐州文化资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保护行动。
徐州两汉文化深厚，汉画像石丰富多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此垂涎不已，意欲得手。他们准备将部分汉画像石装运到日本，被爱国学生机智地保护下来。日寇还将存放在沛县古泗水河畔的汉画像石，拉至徐州车站，准备运到日本。这些古老的汉画像石，也被徐州车站的爱国工人冒着生命危险转移并保护起来。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岛吉一将一尊珍藏在徐州竹林寺里的明代木雕贴金韦驮像盗走带回日本。在爱国学者的艰辛努力下，该文物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2000年回到徐州。
整体而言，抗战期间的徐州主流文化从性质上说，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从内容上说，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交流方面来看，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继续传播与发展。
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和战略要冲，古城徐州吐故纳新，兼容并蓄，历经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激荡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转型发展模式，对徐海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社会变革需要新式文化的浸润，新式文化又反过来促进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扎根徐州，放眼全国，拥抱寰宇，民国时期的徐州文化变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沿海开放城市、省会中心城市的独特路径，形成了具有固本培新、融通中外、立足徐州、辐射淮海、文化报国等属性的乡土文化、城市文化、教育文化等。
(1) 参见黄殿墀主编《徐州民族宗教志》，徐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1991年版，第142页。
(2) 参见邓毓昆主编《徐州胜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
(3) 参见邓毓昆主编《徐州胜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
(4) 参见黄殿墀主编《徐州民族宗教志》，徐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1991年版，第96页。(https://www.daowen.com)
(5) 参见袁树勋《铜山县袁树勋禀民教滋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六十三年（1974年）版，第748页。同时，在Rosario Renaud，S.J.（蓝文田）所著的Süchow，Diocèse de Chine，1882—1931（Montreal：Les Editions Bellarmin，1955）中，提到该诊所是在1879年或1880年前后开设。
(6) 在彭永恩之子彭光亮（Thompson Brown）所著的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nt Power：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1837—1952一书中记载，坤维女医院这一名称出现于1914年。
(7) 参见黄殿墀主编《徐州民族宗教志》，徐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1991年版，第143页。
(8) 在彭永恩之子彭光亮（Thompson Brown）所著的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nt Power： American Presbyterians in China，1837—1952一书中记载，博济男医院这一名称出现于1916年。
(9) 参阅Frank A.Brown（彭永恩），Charlotte Brown（彭夏丽）. A Mother in China，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53.
(10) 一说为“赉良弼”。
(11) Édouard Lafortune（盛世音）.Canadiens en Chine： Croquis du Siu—Tcheou fou： Mission des Jésuites du Canada，Montréal：l'Action Paroissiale，1930.
(12) 参阅Rosario Renaud（蓝文田）.Süchow，Diocèse de Chine，1882-1931，Montreal：Les Editions Bellarmin，1955.
(13) 参阅Rosario Renaud（蓝文田）.Le Diocèse de Süchow （Chine） Champ Apostolique des Jésuites Canadiens de 1918 à 1954，Montréal： Bellarmin，1982.
(14) 参阅朱务平《我们教会学生奋斗的经过》，杨宪东主编：《徐州五中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15) 参阅但一（恽代英笔名）《徐州教会学生的奋斗》，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16) 参阅吴书锦《爱国志士韩元方》，政协铜山文史委主编：《铜山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铜山文史委1984年版，第86页。
(17) 参阅赵明奇《韩志正与〈北京女伶百咏〉》，《北京史料》2005年版，第225页。
(18) 参阅李大坤主编《徐州报业春秋》，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9) 参见苗逵升《徐州天成百货公司》，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4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85年版，第77页。
(20) 参见苗逵升《徐州天成百货公司》，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4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85年版，第77页。
(21) 参见陈仲言《清末民国时期徐州社会大观》，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14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94年版，第195页。
(22) 参见武仁湘《万生园食品商店》，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7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86年版，第114页。
(23) 参见陈仲言《清末民国时期徐州社会大观》，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14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94年版，第190页。
(24) 参阅武仁湘《万生园食品商店》，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7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86年版，第114页。
(25) 参阅赵明奇主编《新千年整理全本徐州府志》卷二三《列女传》，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15—1856页。
(26) 参阅赵明奇《韩志正与〈北京女伶百咏〉》，《北京史料》2005年版，第225页。
(27) 参阅胡德荣《徐州烹饪史话》，政协徐州文史委：《徐州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83年版，第32页。
(28) Rosario Renaud，S.J.，Süchow. Diocèse de Chine，1882-1931. Montreal：Les Editions Bellarmin，1955，pp.158—159.
(29) 参见夏凯晨汇编《徐州景观》，李荣启主编：《徐州历史文化丛书》第6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7页。
(30) 参见苗玉田《解放前徐州话剧活动的回忆》，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3辑，政协徐州文史委1983年版，第36页。
(31) 参见苗玉田《解放前徐州话剧活动的回忆》，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55页。
(32) 参见曹良质《徐州师生反日爱国的斗争》，政协徐州文史委主编：《徐州文史资料》第25辑，政协徐州文史委2005年版，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