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辉煌与黄河利害
泗水、黄河、运河是徐州的母亲河，它们的荣枯极大地关系到徐州地区城乡的兴衰。它们是徐州的生命线、活力源，见证了徐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时，南北文化的交流，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在徐州的融合、升华，演绎了南国通衢、北国雄关的运河文化特色现象。
自南宋初，徐州成了地道的“黄河城市”。元初，京杭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禹贡》故道、汴泗绕城的徐州又成了京杭“运河要埠”。元明清时，朝廷的重要管理机构云集徐州，其间经济昌盛、文化繁华，令人瞩目。因水而福，因水而祸，成就了徐州命运的两极。回顾一下黄河流经徐州地区的历史节点，更有助于人们了解徐州黄运文化的背景。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首次夺泗入淮归海。黄河在瓠子（濮阳西南）决口，东南注入巨野泽（山东西南），泛滥楚国长达23年。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疏堵并用，保住黄河900年太平，苏鲁豫皖四省受汴渠交通灌溉之利，福泽匪浅，徐州无水灾大患。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徐州期间，率军民筑堤抗洪，不仅在建设治理城市方面留下光彩的一页，也在徐州治黄防患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为阻金兵南侵，在今河南滑县西南掘堤黄河，以水代兵，迫使黄河发生重大改道。黄河东流夺泗入淮，滔滔不息的黄河经行徐州。
金明昌五年（1194年）八月，黄河发生第四次大改道，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分为两道，南道挟汴夺泗，经砀山、萧县、丰县、徐州，南流清口入淮。
元至元二十年（1275年），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徐州地处南北咽喉，黄、运交汇成为徐州发展的划时代里程碑。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河开成通航，为避三洪之险，七至八成漕船“避黄行运”，这是治水保漕的一次革命，徐州城通船量锐减。
天启四年六月二日（1624年7月16日）夜，河决徐州城奎山堤，洪水从东南水门灌城而入，城内顿时水深一丈三尺，官舍民庐尽没，市人溺死无数，积水三年不退，州城尽毁，积沙1.5—3.5米。这是徐州城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洪灾，也是形成城下城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https://www.daowen.com)
清代，康熙六次南巡，经徐州境，视察河工；乾隆六次南巡，四次驾临徐州，亲自安排治河项目，建护城石堤、滚水坝、分洪道、蓄洪区。
清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1851年9月14日），丰县境内蟠龙集处黄河北大堤决口，主流牵动，正道断流，丰、沛首当其冲，祸及铜山、邳州、睢宁，决口堵了又决，灾害空前，时有民变。
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从今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正溜（主流）改道大清河入海，结束了黄河经行徐州的历史，给徐州大地留下了一条高出地表1—3米的黄河故道。
图6-1 ［明］河清门石匾（老东门遗址出土，徐州博物馆藏）
黄河在徐州地区流淌了750多年，秦汉至民国徐州发生水患445次 (2) 。徐州的“城下城”遗址，有三层之多。屋上盖屋，井上凿井，街上开街，城上建城的重叠形态，印证了徐州百姓多次重建家园的壮举。
黄河水患的发生，一度动摇了运河这条国家经济生命线。从帝王、大臣，到河道管理、地方行政官员，再到普通百姓，皆闻警而动，投入抗洪。史载诸多帝王的治水功业，如明成祖（永乐帝）、清圣祖（康熙帝）、清高宗（乾隆帝）；又载许多治水官吏，如明代的陈瑄、刘大夏、盛应期、潘希曾、刘天和、郭昇、陈锐、费瑄、陈洪范、曾钧、朱衡、翁大立、万恭、潘季驯、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曹时聘，以及清代的靳辅、齐苏勒、高斌、刘统勋、尹继善、邵大业、康基田、黎世序、杨以增等。而最能彰显徐州百姓抗争精神的是黄河堤坝的修筑。巍巍高堤，绵延百里，是徐州黎民百姓一铲一铲、一筐一筐堆垒起来的。通过这些自上而下的体系性运作，徐州作为屡屡受灾之地，才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或劫后再生。
黄河水患多次将徐州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汤汤洪水，每每灭顶。徐州人安家于黄河岸边，乐此乡土，矢志不渝。大灾当前，徐州百姓会有逃荒避灾之举。灾变稍缓，徐州人民即返故乡，打理生活，在官方的组织下，投入筑城、建堤、浚河、保漕的斗争。在国家治理黄河与运河的大棋盘上，徐州是一个重要的点位。因为帝王关注，大吏坐镇，通力协作，百姓参与，所以保住了徐州，稳定了全局。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亦夯实了徐州运河、黄河文化基础，创造了徐州运河、黄河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