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运河文化的特色与影响
徐州作为中国重要的运河都市，有着极具特色的运河文化。黄运合流时期的徐州运河，是南粮北运的经济和交通命脉，保障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转；既是毁城的罪魁祸首，也是建城、兴城的动力，给徐州人民带来灾祸的同时，又刺激了当地商业的繁荣。因此，徐州运河文化是连接军事碰撞、政治融合的大动脉，也是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和纽带，为中华民族大融合和世界看中国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 黄运交汇枢纽，漕粮储运天下
徐州是河洛、关中连接江淮、湖湘的水上枢纽。它北上京津，南下苏杭，五省通衢，是明、清两朝的水陆交通枢纽。
崔溥的《漂海录》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运河的交通之利。他到达沛县泗亭驿后，同行的明朝官员傅荣问崔溥：“足下观我大国制度以如何？自江南抵北都，旧无河路，自至正以来，始为通路之计，至我太宗朝置平江侯以治之。疏清源，浚济沛，凿淮阴，以达于大江。一带脉络，万里通津，舟楫攸济，功保完全，民受其赐，万世永赖。”崔溥答曰：“向非此河路，则我等于崎岖万里之路，有百枝跛行之苦，今乃安卧舟中以达远路，不知颠仆之虞，其受赐亦大矣。” (45) 他对明代大运河的交通作用和徐州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永乐迁都北京后，国家政治中心随之北移。《明会典》记载：“国朝自永乐定都于北，军国之需，皆仰给东南。” (46) 会通河疏浚以后，运河的通航能力大为加强。每年通过运河的漕船有上万艘，漕粮数百万石。为转运存储漕粮，明廷在运河沿线修建了多处水次仓储。徐州地处南直隶北部，位于连接南北二京的中间地带，水陆交通极为发达，自古为南北兵家必争之地。泇河未开凿之前，江南之粮北上必须经过徐州，而北上之粮船又必须经过徐州吕梁、百步、秦梁三洪。为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大量漕粮需先集中于徐州水次仓，然后再从徐州仓中取粮北上。
明代徐州广运仓、永福仓等仓储机构的设置使得徐州成为漕运重地，再加上徐州重要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徐州洪和吕梁洪两处险段的存在，更使得徐州成为明代前期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明初，朝廷在徐州设置徐州仓户部分司和徐州洪、吕梁洪、夏镇工部分司，设置徐州、徐州左二卫所，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徐州城市地位的重要性。另外，运河的流经和水次仓的设置，使得大量漕船和南北商船在此停留，也促进了徐州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
二、 黄运灾患频仍，古城屡毁屡建
从秦汉伊始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的2000年间，徐州共历水患400余次。尤其是黄河正式经行徐州之后，从宋元至明清时期，水患就多达373次。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河决澶州曹村埽，夺流南徙，澶州以北旧河断流，灾民辗转流离，饿殍遍野。洪水围困徐州70余日，城下积水二丈八尺，为害甚大。
有明一代200余年间，徐州城遭受的水灾就达48次之多，平均不到6年就有1次。从弘治十八年（1505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近140年间，徐州黄河决溢就达53次，出现黄患重灾区逐渐下移徐淮之局面。
徐州黄运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灾当属天启四年（1624年）的洪水。是年六月甲申，河决奎山堤，半夜洪水从东南水门灌城而入，城内一片汪洋，水深一丈三尺。兵备杨廷槐强请迁城于城南的二十里铺。兵科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 (47) ，后因不在运道正位、朝廷经济拮据作罢。
因大水积年不退，徐州户部分司主事张璇在戏马台所在的南山之上筑垣修宇，把分司衙署迁至此处办公。又因户部山地势高起，历次洪水皆未淹没，城内富户权贵多迁居于此。徐地谚曰：“穷北关，富南关，有钱的都住户部山。” (48)
崇祯元年（1628年），城中淤沙渐平，徐州兵备道唐焕修复旧城，经过数年修葺增补，直到崇祯八年（1635年）才恢复旧观。崇祯城完全按照洪武城的规模和布局重建，街巷庐舍一应原址复建，地上地下建筑大都重合，形成了“城上城、府上府、街上街、井上井”之奇观。如崇祯年间，徐州西门内居民打井，在新井下面不偏不倚地出现一口老井，形成井下有井，井下套井的奇观，此地遂名“二眼井”。
现在徐州城市下面3—5米深的地层中就能发现完整的明代城址。早在20世纪30年代，彭城路南端的西盛丝线店与张同和酱菜店在挖掘地下室时，先后发现两座古代城门遗址，对照《徐州府志》府城图推测，这就是明代徐州城南门奎光门瓮城的一对耳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人们在鼓楼街北端修建房屋时，于地下3米处发现明代官署残址；在疏浚奎河修建苏堤水闸时发现明代古闸。70年代，人们在老城隍庙施工时，发现明代城隍庙遗址。80年代，人们在热电厂工地之下发现明代碧霞宫遗址；在市中心皇城大厦施工中，发现明代徐州卫镇抚司碑文；在疏浚奎河工程中，在袁桥南侧发现明代广运仓碑；在人民舞台工地下发现了明代徐州城东门河清门石匾。90年代，国际商厦地层下的明代建筑遗迹最具代表性，共计发现官署民房遗址40余处，这些房屋遗址大都砌石为基，上垒青砖，内铺红漆木板，极显华贵，梳篦、筷匙、簪带饰件散落其间，展现出一副真实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这是勤劳勇敢的徐州人民不屈不挠治理水患的英雄写照，更是重情重义的徐州人民留恋故土建设家园的历史见证。
三、 东西南北交融，多元文化杂织
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千米，作为沟通南北经济和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沿线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当时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元明清时期，大批外国使者、传教士、旅行家等经由徐州运河北上南下，沿线的交通和水利设施、城镇乡村以及风土民情，给这些运河上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州运河也因此成为外国人观察当时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
元明清时期的徐州运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度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再一次改道北徙，不再经行徐州，留下的只有一条黄河故道。近代以来，随着铁路的兴起，徐州运河城市的地位有所衰落，取而代之的则是津浦、陇海交会的铁路交通优势。然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杭大运河的整治，徐州运河又成为煤炭、水泥、黄沙、石料南运的大通道，运河文化亦有待于在新时代走向复兴。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划分标准，中国运河文化遗产划分为三种形式：正在从事航运的“活态遗产”、河道尚存的“历史运河”、已在地面上消失的“遗产运河”。按照这一划分，徐州运河可分为：（1）活态遗产。包括中运河，为明末以来的运河；湖西航道（基本沿古泗水故道）、不牢河，为元明时期和1959年以来的运河。（2）历史运河。主要是徐州城区故黄河，从大坝头、府镇口闸，以上段接今徐运新河（内港），为南宋以前的古泗水运河；迎春桥以西的古汴水和以东的黄河故道，曾分别是东西隋运河，元明清南北大运河的重要河段。（3）遗产运河。大坝头—秦梁洪上至微山湖，为元明时期的运河，前者已成为断断续续的河道或市区暗沟，后者沉于湖底。
运河是徐州的母亲河。彭祖在汴泗交流之地开国，孔子在吕梁洪发出“逝者如斯”之叹，秦始皇在秦梁洪捞鼎未成，项羽、刘邦都在泗水边长大，苏轼、潘季驯因治水闻名，李蟠凭殿试《治河策》金榜题名，乾隆皇帝多次来徐“阅河”。兵家必争，争的是襟山带水、水险城固的地理优势；北雄南秀的城市特质，得益于运河南北文化的交融。可见，运河文化囊括了彭祖文化、汉文化、军事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等，延续时间最长，最具包容性和代表性，最能把各种文化统领、整合起来，如同将一颗颗散落的珍珠串成一条璀璨的项链，从而形成徐州文化的综合品牌效应，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
(1) 张湛注：《列子》卷二《黄帝》，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0页。
(2) 方勇译注：《庄子》外篇《达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8页。
(3) 司马迁撰：《史记》卷二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9页。
(4)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王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4—2465页。
(5)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6)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4页。
(7) 参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5—1929页。
(8) 余志明主修，李向阳等纂：清顺治《徐州志》卷二《建置·公署》，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刻本，第六十页。
(9) 吴世熊、朱忻修，刘庠、方骏谟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六中《职官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一页。
(10) 吴世熊、朱忻修，刘庠、方骏谟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六下《职官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一页。
(11) 参阅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九《谢玄传》，中华书局1974版，第2083页。
(1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明太宗实录》卷五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印，第846—847页。
(13) 吴世熊、朱忻修，刘庠、方骏谟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六下《职官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一页。
(1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南直十一·徐州》，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94页。
(15) 余志明主修，李向阳等纂：清顺治《徐州志》卷二《建置·漕政》，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刻本，第二十一、二十二页。(https://www.daowen.com)
(16)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印，第3594页。
(17) 梅守德、任子龙纂：嘉靖《徐州志》卷六《官署》，明嘉靖刻本，第六页。
(18) 余家谟主修，王嘉诜等主纂：民国《铜山县志》卷一七《武备考·驿递》，1919年刻本，第十页。
(19) 余家谟主修，王嘉诜等主纂：民国《铜山县志》卷一七《武备考·驿递》，1919年刻本，第十页。
(20) 吴世熊、朱忻主修，刘庠、方骏谟主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一七《兵防考》，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十五页。
(21) 于书云主修，赵锡蕃主纂：民国《沛县志》卷五《建置志·驿置》，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第二十六—二十七页。
(22) 吴世熊、朱忻修，刘庠、方骏谟纂：清同治《徐州府志》卷一八《古迹考上·铜山》，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四页。
(23) ［罗］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6页。
(24) 原铁牛铭文。原铁牛已废，后重铸。
(25) 赵明奇：《镇河牛铭文考释》，赵明奇：《徐州地方志通考》，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26) 司马迁撰：《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49页。
(27) 赵明奇主编：《全本徐州府志》卷一八《古迹考·铜山县》，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92页。
(28) 倪锺之：《中国相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王决、汪景寿：《中国相声史》，百花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29)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五《河渠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87页。
(30) 梅守德、任子龙纂：嘉靖《徐州志》卷八《祀典》，明嘉靖刻本，第十一页。
(31)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页。
(32)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21页。夫厂，又称拨夫厂，拨付劳役之所。夫指供役使之人。
(33)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22、14页。
(34)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24页。
(35)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24页。
(36)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26页。
(37) 夏应元、夏琅：《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38) 夏应元、夏琅：《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39) 夏应元、夏琅：《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
(40) 夏应元、夏琅：《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41) Le P.Tacchi⁃Venturi，S.J.，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Macerata，1911，p302.
(42) ［罗］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著，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6页。
(43)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4页。
(44) 参阅胡梦飞《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75页。
(45)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126—127页。
(46) 徐溥等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二五《户部十·漕运》，永瑢、纪昀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一七册·史部三七五·政书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页。
(47) 参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八四《河渠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71页。
(48) 董治祥：《彭城史录》，现代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