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汉文化遗产
徐州地区是大汉王朝皇帝和众多开国元勋的家乡，是刘邦最信赖的少弟楚元王刘交的封国，是道教祖天师张道陵的故里，出现过著名的刘氏文化家族及西域和亲的解忧公主，产生了佛教的几个领先和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可见，徐州有着十分丰富的汉文化遗产。
一、 高祖还乡与丰沛故里
丰、沛县作为汉皇的生长之乡，至今流传着众多关于汉高祖刘邦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已知的约有30多个，从刘邦出生、成长、起义直至成就帝业，在其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有着与之相关的故事，线索清晰，内涵丰富。这些传说的存在，或因书之于文献，或因依附于遗迹，更多的则是靠着千百年的口口相传。
刘邦丰生沛养，对故里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曾说：“丰者，吾所生长，极不忘耳。”“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 (97) 作为历史悠久的汉皇故里，丰沛一带留下了许多汉文化遗存，如丰县的中阳里、龙雾桥、枌榆社、马公书院、邀帝城、食城，沛县的泗水亭、歌风台、高祖原庙、樊巷、吕公墓、留城等，但多毁于战乱和水患。尤其是1851年黄河北大堤在蟠龙集决口，到1855年黄河北徙，使丰沛小平原地貌大变，黄沙几乎淤埋了所有名胜古迹。今存景点多为重建，象征意义大于文物意义，但从文化意义上仍然不失其传承价值和纪念价值，例如刘邦“试为吏”时之泗水亭和高祖还乡时所筑歌风台，即为典型纪念性建筑。
（一） 泗水亭与《高祖泗水亭碑铭》
据《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记载，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到了壮年，通过考核，才成为秦朝地方基层政权的一名小吏——泗水亭长，负责治安和征兵，处理地方上的民事纠纷。因此说，泗水亭长应该是刘邦事业的起点。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县东一百步，有高祖庙也。” (98) 清乾隆本《沛县志》引《水经注》云：“县治南垞上东岸有泗水亭。汉高祖为泗水亭长，即此亭也。” (99) 清同治本《徐州府志》引《地道记》载：“沛有泗水亭，亭有高祖碑，班固为文。”
高祖泗水亭碑铭
班 固
皇皇圣汉，兆自沛丰。乾降著符，精感赤龙。承鬿流裔，袭唐末风。寸天尺土，无俟斯亭。建号宣基，惟以沛公。扬威斩蛇，金精摧伤。涉关陵郊，系获秦王。应门造势，斗璧纳忠。天期乘祚，受爵汉中。勒陈东征，剟擒三秦。灵神威佑，洪沟是乘。汉军改歌，楚众易心。诛项讨羽，诸夏以康。陈张画策，萧勃翼终。出爵褒贤，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弥光以明。源清流洁，本盛末荣。叙将十八，赞述股肱。休勋显祚，永永无疆。国宁家安，我君是升。根生叶茂，旧邑是仍。于皇旧亭，苗嗣是承。天之福佑，万年是兴。 (100)
据考，“亭”在春秋战国时期，专指路道上间断设置的供旅客休息或观察了望用的公房。秦时，借“亭”字为“大率十里”的基层行政单位。而有顶无墙的园林之亭，则是后来的建筑物。班碑全文蕴含了许多历史信息，使后世得以从中了解汉高祖刘邦亡秦兴汉的伟大勋业。其中，尤其强调了“皇皇圣汉，兆自沛丰”“源清流洁，本盛末荣”“根生叶茂，旧邑是仍”，指出正是“源清流洁”的泗水、田肥土沃的沛县，才哺育了以刘邦为代表的大批汉初英杰，使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安宁、强大长久的封建王朝。
（二） 歌风台与新丰
沛县、沛人是刘邦事业奠基的支柱力量，他对沛地的感情自然非比寻常。汉高帝十二年（前196年），高祖平定英布叛乱，还归过沛，与家乡故人父老子弟饮酒击筑，作《大风歌》。“歌风台”之名即源于此。
据清乾隆本《沛县志》载，歌风台“在今县治东南泗水北岸”。需要指出的是，台“先是在南岸”，由于历代水患频仍，于明成化年间“徙今地”，此后又历经多次重修，乾隆时所见之歌风台乃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知县梁文炳所重修 (101) 。
图8-3 左：［东汉］蔡邕“大风歌碑”，右：孟昭俊摹本（沛县博物馆藏）
而刘邦之父刘太公迁居长安后，并不习惯那种钟鸣鼎食的生活方式，思乡心切。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为解老父乡愁，仿家乡丰县格局在骊邑营建新丰镇，迁丰县旧邻入住，鸡犬皆识途，自归其户。刘邦和丰籍将相自然也少不得常回家看看，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思乡释怀的方式。高帝十年（前197年），骊邑正式更名新丰县。通过新丰城的历史传说，可以看出丰沛文化对帝都长安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体现了刘邦等丰沛将相的这种乡土情结之厚重和项羽的江东情怀一样，说明先秦以来人们对地缘文化的热恋和执着。
在历史渊源上，古沛地区是东夷旧土、商宋故壤、齐楚新疆。到了西汉初期，随着血缘藩篱的拆散、地方分裂的消失，人们在文化心理上的隔阂也逐渐弱化，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全社会的文化心理亦渐趋一致，“华夏族便彻底完成到汉族的转型，汉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传统也从此确立起来” (102) 。新丰的营建是丰沛文化的输出，泗水亭和歌风台则实现了文化景观上的世代升华，本土的丰沛区域文化在孕育汉文化的过程中，经过刘邦等丰沛将相的打理，已全方位融入国家文化、民族文化之中。
二、 五里三诸侯及开国三丞相
沛县安国镇汉街牌坊门柱上题有一副对联：“紫气盈大道，曾养一帝三丞相；青云贯通衢，再造千杰万英豪。”上联的典故是指这片土地曾经哺养了皇帝刘邦、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五华里方圆内的安国集、周田村和灌婴寺和目力所及距离的刘邦店是他们早年成长的地方。皇帝之伟毋庸赘述，而三位列侯还做过开国丞相，作为一个狭小的地区，高端人才如此密集，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考察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不难发现，以刘邦为首的功臣集团大多出生在丰沛小平原，且出身低微。清代史学家赵翼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 (103) 。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汉初列侯之籍贯多为刘邦早年活动频繁的丰沛地区。“讫（高帝）十二年（前195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其中丰沛籍者23人，约占16%。又择其功劳显者，“作十八侯之位次” (104) ，如下表：
表8-1 西汉初十八侯表
续表
由上表可知，汉初所封的十八功侯中，有10人出自丰沛地区，约占55.6%；其余8人中，又有6人（灌婴、傅宽、靳歙、柴武、丁复、虫达）来自丰沛周边地区。这样算来，汉初的十八功侯将近九成都是丰沛及其周边地区之人，这个比例与后世的开国功臣相比是相当高的了。
不仅封爵者如此，汉初在朝中任高官的丰沛功臣集团成员更是如此。以高帝至文帝初期的三公为例（如表8-2），首任丞相为萧何，刘邦临终遗言：萧何死，曹参、王陵、陈平依次接替 (105) 。且《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直至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担任丞相一职的仅陈平、张苍不是丰沛籍人，但二人均与丰沛功臣集团关系较密。太尉一职不常设，从文帝三年（前177年）省官，直至景帝三年（前154年）复官，“以中尉周亚夫为太尉” (106) ，中元元年（前149年）又省官，此后省复无常，但所任卢绾、周勃、灌婴等人皆为丰沛功臣集团成员。首任御史大夫为周苛，周苛死，其从弟周昌代；周昌迁赵王相，其属吏赵尧代；其后任敖、曹窋、张苍接任此职。周苛、周昌，沛人，曾为泗水卒史，是刘邦的老部下；任敖亦是沛人，“少为狱吏……素善高祖” (107) ；曹窋为曹参之子，沛人；赵尧籍贯不明，但其为周昌属吏，又为周昌所荐，关系应不会很远。三公如此，朝中列将军、九卿中丰沛功臣集团所占的比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表8-2 西汉初期三公表（高帝至文帝时期） (108)
以丰沛籍成员为主构成的丰沛功臣集团是沛县起义的基本力量，他们以作战勇猛为刘邦势力集团树立了较高的威信，其“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对整个刘邦军事集团起着凝聚作用，是刘邦集团势力的实力核心” (109) 。以平民出身的陈平、郦食其、郦商及韩贵族后裔张良、秦故御史张苍等一些有识之士为代表的归附集团，是刘邦为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化谋略为战斗力的产物，他们团结在刘邦及其丰沛集团周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军事谋略层。刘邦曾对项羽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110) 这些文臣谋士的加入，补充和改变了刘邦势力集团单一武将的结构，是刘邦势力集团的智力基础。开国之初，他们亦多为朝廷所用，成为西汉政权的支撑力量。上述两个群体在灭秦战争和楚汉争霸的过程中，目标一致，利益趋同，在刘邦的驾驭之下，以丰沛功臣集团为主导，二者相互认同并逐渐交融，最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布衣将相集团。
丰沛布衣将相集团与刘邦乃至刘汉政权形成了互利共存、荣辱与共的关系，任何危害刘氏政权的企图均会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刘邦铲除韩信、彭越等异姓王势力的过程中，布衣将相集团是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沉重打击了地方分裂割据势力，为刚建立不久的西汉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他们与刘氏订立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111) 的白马之盟。刘邦死后，吕后擅权，专封诸吕为王，功臣侯集团成员多持敷衍了事、不合作乃至反对的态度。吕后一死，他们便联合刘氏皇族，尽诛诸吕，复立刘氏，迎立代王刘恒于长安，以极其强硬的手段维护了他们与刘汉政权生死相依的关系。
此外，汉初的“布衣将相”提出的治国指导思想、方针和纲领，扭转了秦末以来长期战争导致的经济衰败、民生凋敝的局面，迅速恢复和发展了汉初的社会经济，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汉初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维持了长达70年之久，直接为汉武帝时期的空前富强和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并间接地为西汉儒学的发展繁荣和道教的兴盛提供了物质保障。
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形成，反映了汉文化勇于首创、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它打破了传统贵族政治的世官定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 楚都与经学、文学、佛学中心
西汉楚王宫位于彭城，是在项羽西楚王朝故宫的基础上兴建的，也是其后历代徐州军政衙门的驻地。(https://www.daowen.com)
（一） 西汉楚王宫地望
公元前206年，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在这个城市中心建了西楚王宫。项羽在彭城建都共5年。
西汉初，刘交封王立国，营建彭城城垣，重整街区路道，并修缮项羽西楚故宫，建为汉楚王宫。西汉楚王宫形制规模已不可考，但从出土的文物判断，有功能各异的宫室、御府、武库和永巷等组成，是历代楚王、彭城王办公和生活的地方。经过历代楚王的营建，规模形制应超过西楚故宫。日后，楚王宫又成为历代地方衙门，留下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文天祥等众多名人的足迹。苏轼为徐州知州时，拆除霸王厅建黄楼，知州衙署亦因有苏姑传说和逍遥堂风流而名满天下。明代，人们怀念楚汉雄风，在这衙门里的中轴线上建设了霸王楼。清代亦多次重修。由此可见，西楚故宫、西汉楚王宫片区是徐州城市文化遗址的高档区和密集区。霸王楼和彭祖楼、燕子楼、黄楼、奎楼号称徐州五大名楼，曾经是徐州的地标建筑，见证着徐州悠久的历史。
考古学证明，徐州城有4000多年人类不间断的居住史，有文字记载近2600年未移动的建城史。楚王宫城市片区位于城市中轴线地核心区段，一直是古代徐州的政治中心和文化高地。这种现象之悠久，形制之定规，积累之厚重，传承之有序，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从共性关系层面上，它符合中国古代城市构建的基本要素和总体格局；从个性层面上，它不仅是山川形胜、交通枢纽等自然环境优越性使然，更是淮海中心、人文荟萃的长期稳定性使然。
（二） 刘交诗礼家族及儒学世系传承
西汉时期，楚都是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中心。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刘邦封其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汉初所封同姓藩王中，楚元王刘交因其特殊的身份、早年的经历及为开国所作的贡献，楚国在汉初诸藩国中可谓大藩、强藩。楚元王刘交不仅在政治上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在文化上为西汉楚国经学乃至儒学研究的繁荣更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楚都创建了一个以经学传授为中心的学术群体；二是开创了一个几乎与西汉政权相始终的儒学世家。
楚元王刘交对儒学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元王之后，刘富、刘辟彊、刘德三代苦心经营，继承并发展了楚元王家族的学术传统。至于刘向、刘歆父子，更是将这一家族的学术传统和文化造诣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将诸子百家与儒学相结合，并应用于政治文化领域，对西汉的政治、学术、文化、文学、天文历算乃至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具体而言，刘交十分注重对子嗣学习《诗经》兴趣的培养，曾遣子郢（客）与申公赴长安学《诗》于浮丘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诸子皆读《诗》” (112) 的家风，并且代代相传。这个儒学世家的文化世系传承情况如下表：
表8-3 楚元王儒学世家文化世系传承表 (113)
刘郢（客），刘交之子，高后时奉父命同申公赴长安学《诗》于浮丘伯。文帝元年（前179年），他嗣为夷王，切实承袭了元王崇儒好《诗》、儒学传家的家风。
刘辟彊，刘交四子刘富之子，才华出众，“好读《诗》，能属文” (114) ，《汉书·艺文志》载其“赋八篇” (115) 。他有辩才，“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不同于父祖的是，刘辟彊同时受道家思想影响，“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直至80岁才出仕昭帝朝，官拜“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后徙宗正 (116) 。
刘德，字路叔，刘辟彊之子，史载其“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他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较其父刘辟彊更深，但他又兼有儒家的一面，“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 (117)
刘向，刘德之子，通经，曾被汉宣帝征召受“《穀梁》，讲论《五经》于石渠” (118) ，著述有《五经杂义》《五经通义》《五经要义》《周易系辞》《春秋榖梁说》《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刘向谶》《孟子注》《说老子》《天问解》等。他还有许多散体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列女传》《新序》和《说苑》。三书大量引用《诗经》作品，其中，《列女传》引《诗》119则，《新序》引《诗》41则，《说苑》引《诗》61则 (119) ，这既说明了刘向对《诗经》的娴熟，也体现了楚元王世家好《诗》之传统家风的延续。刘向很好地继承了元王世家崇儒守正的传统，“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同时又一改家族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的风尚，热衷政事，元、成时期多上书言事，“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120) ，也因此两次免官下狱。刘向在汉代文化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崇高的地位。
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早卒；少子歆，最知名。”刘歆（前50—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继承了楚元王世家好儒的传统风尚，少时即以“通《诗》《书》，能属文”而被成帝召见 (121) 。哀帝时，因不满五经博士的功利主义学风而“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122) 。作为杰出的目录学家，刘歆与同为杰出目录学家的父亲刘向曾受诏一同“领校秘书”，整理了先秦西汉时期大量的儒家经典，并分别编入《七略》和《别录》，从而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儒家学术体系。通过对这些古文经的研习，刘歆摒弃了自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家解释经书时惯用的微言大义的方法，重视训诂，打破了今文经学在汉代的垄断地位，开启了古文经学的时代，将西汉的儒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刘歆不仅是古文经学的继承者，还曾与父亲刘向编订《山海经》。他兴趣广泛，除儒学研究外，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
史料记载，刘向死后葬城北汴水之阳，后因水墓地多次迁徙，终移骨城北九里山。戴延之《西征记》曰：“彭城……其城北三里有刘向墓。” (123) 苏轼《与杨元素二首》：“（徐州）城北有刘子政墓，昔欲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 (124) 刘向的74代传人刘志昌说，徐州刘向的后裔，是因为奉命在刘向墓地守陵而繁衍至今。刘向墓的位置，据民国本《铜山县志》记载，原在“在城西北二里演武场南，墓侧旧有祠” (125) ，因黄河改道南徙，圮于水，后迁到陡山口南，即位于九里山刘窝村后的山上。如今九里山的刘向墓，位于山坡上一片平台，有一座檐角高翘的亭子，原墓碑立于亭子内，碑阳为“先贤中垒校尉刘向之墓”，碑阴上额题为“楚元王宗刘氏墓表”，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楚元王宗五十九世孙刘景庸重立。2001年，九里区政府在原址东重建了碑亭加以保护。近年来，有多批海外刘交、刘向后裔寻根问祖，到彭城朝宗祭祀。
四、 彭城女儿解忧公主
和亲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历代最高统治者对周边民族的主要政策之一。和亲的主体——和亲公主是联结中原汉民族政权与周边民族政权的纽带，其在维持民族关系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西汉初立，在与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势力的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为了维护边境的和平，弥补军事的不足，以保持对抗的均势，刘敬首先提出以汉家之嫡公主出嫁匈奴单于的和亲政策，其政治目的便是使匈奴单于与西汉皇室产生血缘关系，以此同化匈奴 (126) 。但由于高后的阻挠，由其他宗室女代替了嫡公主和亲匈奴。惠、文、景时期延续了刘敬的这项和亲政策。武帝时，由于国力渐强以及统治思想的转变，汉武帝决定彻底铲除匈奴隐患，由和亲安抚改为武力进攻。为了拉拢西域诸国，武帝决定和亲乌孙以共同对付匈奴。
早在元封年间（前110—前105），武帝即遣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这也是第一位与乌孙和亲的汉朝公主。但由于不习惯乌孙的自然环境气候、游牧生活习惯，加之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刘细君整日悲愁，思念故国，数年之后便郁郁而终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忧公主便被推向了历史的舞台。
解忧公主，姓刘氏，名解忧，彭城人，祖父为楚元王刘交之孙、第三代楚王刘戊。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春，刘戊起兵参与同姓诸侯王的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兵败自杀。太初四年（前101年）前后，作为罪臣之后的刘解忧，被汉武帝诏其为公主，和亲乌孙，续配昆莫之孙军须靡。与刘细君不同的是，刘解忧不仅能够很好地适应并融入乌孙统治集团之中，而且对汉王朝宫廷内部关系亦较常人有更深切的了解和把握。其和亲，虽是一种政治行为，但在客观上，却达到了联姻双方的政治目的，加强了西汉王朝与乌孙的经济文化联系，对西汉王朝边境之安全以及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加强了西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与融合，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解忧公主长子元贵靡为乌孙大昆莫，次子万年为莎车王，三子大乐为乌孙左将军，长女弟史为龟兹王绛宾之妻，幼女素光为若呼翖侯之妻。凭借着和亲所产生的血缘、亲缘关系，西汉政权与乌孙乃至西域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对其的控制也逐步加强。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与夫人弟史皆入朝，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且称弟史为公主。弟史嫁给龟兹王，不仅是乌孙与龟兹的和亲，从血缘关系的角度来讲，也是汉外孙女与龟兹的和亲。“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 (127) 。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西域都护的建立，使得西域正式纳入统一的西汉王朝版图，扩大了西汉政权的势力范围和影响，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推动了中原汉族地区的经济、技术、科学甚至制度、文化向乌孙乃至西域地区的输送和传播。解忧公主和亲乌孙为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打开扫除了障碍，促进了汉与西域的经济交流。和亲使团带去的能工巧匠、乐队、卫士、裁缝、侍从等 (128) ，使得中原的汉文化及先进技术也随之流入西域。解忧公主和亲乌孙之后，为了加强乌孙与汉的友好关系，常遣子女赴汉学习汉人的文化。宣帝地节年间，遣长女弟史“至京师学鼓琴”，这是汉文化中礼乐制度文化的输出。弟史将中原汉文化带入乌孙，作为龟兹王后，她亦会在龟兹传播汉文化。龟兹王绛宾与其“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129) 。龟兹心悦汉家文化制度，并效仿汉礼仪、建宫室等，这对龟兹的建筑风格必然会产生影响。西汉时，龟兹都城延城的建造不仅有汉朝的痕迹，还在遗址中发掘出了一枚五铢钱 (130) 。元帝时，陈汤向皇帝陈述攻打乌孙兵的可行性时，认为“此必无可忧”。之前“胡兵五而当汉兵一”是因其“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131) 。乌孙冶铁技术落后，但后因“颇得汉巧”，军器得以改进，军队的战斗力亦有所提升，这不得不说是中原汉文化所带来的变化。
总之，解忧公主在乌孙的时间长达50年之久，不仅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促进乌孙经济的发展、推动汉乌友好关系的稳定和巩固、传播优秀的汉文化亦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还扩大了西汉对西域诸国的政治影响，使汉文化乃至汉文明给乌孙带来了巨大冲击，加速了其社会形态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型。甘露三年（前51年），解忧公主“年且七十”，上书汉宣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 (132) ，回到了长安，并于两年后即黄龙元年（前49年）去世。
综观解忧公主一生，为大局能忍常人所不忍之恶俗，为国家能立常人所不及之奇功，颇有丈夫气概，堪为女中豪杰。彭城女儿解忧公主是徐州人的骄傲，受到历代徐州人民的敬仰。
五、 关羽、华佗在徐州
东汉末年，徐州地区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关老爷和华祖爷在徐州真假混搭的故事确实是经久不衰，蔚为文化大观。
刘备领徐州牧迁州治于下邳后不久，即先后遭曹操、吕布、袁术的攻击。建安五年（200年）刘备战败，与张飞失散，仅剩关羽驻守下邳城。曹操用刘备的降卒混进下邳城做内应，并令夏侯惇挑战。关羽出城与夏侯惇大战，却被徐晃和许褚截断退路。关羽在土山进退两难之际，曹操令关羽的朋友张辽前去劝降。关羽为了保护嫂子，预约三事，虚作答应。曹操厚待关羽，并赠予吕布的赤兔马。其后，《三国演义》便添枝加叶，演义出千里走单骑、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封金挂印、古城相会等情节。关羽的有情有义感动后世，不断被追捧，直至奉若神明，为“武圣”和“财神”。成为“武圣”的关公是典范后世、培育中华民族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文化源泉；成为“财神”的关公则是保佑老百姓丰衣足食、财源广进的精神寄托。
全国各地关帝庙甚多，其中徐州市邳州境内土山镇的关帝庙颇有特色。庙里塑有两匹战马，一匹是关羽白色的原坐骑，另一匹是曹操赠予的号称中国古代四大名马的原吕布坐骑赤兔马。在土山顶有马迹亭，从这里原来可以看到下邳城。下邳城南门叫白门，是吕布被捕的地方。
土山实为青石山，因地震洪水被矮化。土山镇距邳州市区约15千米，其所在的小镇因山而得名。据邳州旧志记载，三国时土山高约30余丈，站在山顶，可以望到下邳古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使土山镇驰名中外。明朝天顺三年（1460年）这里建成关帝庙，农历五月十三关公“祭日”为庙会会期，从此祭拜的习俗逐渐形成。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关帝庙重修，又因五月天气炎热多雨，当地的绅士、名流和商家们在其修庙的同时，将原农历五月十三的祭日改为农历九月十三日。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906年），将这一天的公祭日改为庙会日。民国时期，邳州四大古镇的庙会相继举行，使土山关帝庙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大，影响全国。2007年，邳州土山关帝庙会被列入邳州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与土山遥相呼应的汉文化景点还有沛县纪念吕布息战的射戟台和分布徐州城乡各处纪念华佗的华祖庙。射戟台毁于黄河泛滥，深埋于地下。而华祖庙世代香火繁盛，享祭不绝。
华佗（约145—208），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年轻时来到徐州访师求学，立志悬壶济世，带领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等几个徒弟，以徐州为中心行医四方，足迹遍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治好了无数病人，控制了流行疫情，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创立五禽戏和发明麻沸散，对我国医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后人称为外科鼻祖，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名医之一。
华佗的家乡不在徐州，然而他长期在徐州行医。彭城人樊阿（164—272）拜华佗为师，长期跟随行医。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述，樊阿向华佗求取对人体有益的药方，华佗传授给他“漆叶青黏散” (133) 。漆叶的粉末一升，青黏的粉末十四两，按这个比例熬制服用可以打掉三种寄生虫（蛔虫、赤虫、蛲虫），对五脏有利，使身体轻便，使人的头发不会变白。樊阿遵照他的话去做，活到100多岁。漆叶和青黏在丰、沛、彭城、邳州一带到处都有生长。可见，由于华佗在徐州一带长期行医，对徐州地产药材非常熟悉。徐州城内建有4座华祖庙，应该是全国华佗庙最多的城市。现今徐州中医院正院中间铸有华佗铜像，其他县城亦有多处华佗纪念建筑，向后人诉说着当年感天动地的故事。
在汉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有学者研究考察发现，以中国传统医药为载体，通过气血循环理论、中医药医疗体验、宣传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等宣传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时比直接说教效果要好得多。因此，弘扬华佗精神，在人们普遍追求健康长寿的国际格局下，有利于传承、传播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