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徐州书院
文明系于教育。徐州地区的文化昌明自与教育息息相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徐州书院文化也有其丰富灿烂的历史遗存，对徐州教育发展、人才培养、文化传承，都起到过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书院创办始于唐宋，是古代私人讲学在新的文化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自唐宋以迄元明，私人讲学之风日盛，各地都纷纷修建书院，延请名流宿儒前来讲学。明正统《彭城志》记载：沛县东南三里旧有汉高帝书院，明初仍存故址 (24) 。民国《铜山县志》亦载：“宋元讲学，书院益广。” (25) 然因元末之乱，徐州毁城，档案无存，明以前的徐州书院发展情状，后人难知其详。明清两朝，徐州社会安定，经济复苏，教育振兴，文风焕然，书院在此进程中自然功不可没。
一、 明清时期徐州书院的发展
明代，徐州一州四县有史可考的书院共18所，多建于嘉靖、隆庆年间，仅择在今行政区划内的书院为例。嘉靖间，徐州著名的书院有7所，分别是州城东北隅的彭东书院，城西南隅的彭西书院，城东南五十里吕梁分司的吕梁书院、川上书院、养正书院，丰县的华山书院，沛县沽头闸的仰圣书院。隆庆间，又增建了河清书院（徐州城东门）、境山书院（徐州城北境山）。万历间因党派之争，朝廷几次下令拆毁民间书院，书院讲学一度进入了沉寂阶段。
清初，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统治者在艰难的文化抉择中，最终确立了“崇儒重道”的传统为政方针，积极恢复科举制度和官学教育体系。但对于民间书院，仍采取抑制政策。直到雍正时期，随着自身政权的日益稳固，朝廷对于书院教育具有相对灵活性的优势逐渐开始关注。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初十，朝廷正式下诏开禁创办书院，作为传统官学的重要补充，肯定了书院发展的积极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徐州云龙书院创办，开创了同一时期省城以下官办书院的先河。云龙书院逐渐发展成为淮海地区的最高文化学府。
书院承担着地方文化普及任务，还承担着科考选才的培养任务。在各个书院就读的学子，一种是应试秀才，另一种是学童，书院极大地方便了他们就近学习，为地方人才成长作出了历史贡献。据赵明奇主编《徐州古方志丛书》汇集的现存36种徐州古代方志梳理统计，今徐州境内明、清两朝曾经存续的书院情况简述如下：
明成化十年（1474年），徐州知州陈廷琏于州属西吏舍创建书院一所，延师教导僚吏子弟。其兄陈廷珪为作碑记。书院名失考。 (26)
吕梁书院，在徐州吕梁洪工部分司署南，主事郭持平建。初为社学，嘉靖二年（1523年）定名吕梁书院，翰林编修舒芬为记。
彭西书院，位于徐州城西南隅，嘉靖六年（1527年）副使赵春建，为武举子弟居业之所，翰林编修廖道南为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兵备副使王梴扩建。
川上书院，在吕梁洪南塔山，嘉靖十四年（1535年）主事张镗建。清乾隆间，徐州知府邵大业、淮徐道康基田相继重修。咸丰五年（1855年），铜山知县王检心即其址改建，更名正谊书院。
彭东书院，位于徐州城东北隅，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兵备副使王梴建，为诸生讲读所。王梴自记曰：“书院在彭城东门，因名而记之。” (27)
养正书院，在吕梁洪工部分司署南，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主事王应时建，左春坊大学士秦鸣雷为记。
河清书院，在徐州城东门，因“河清门”而名，隆庆三年（1569年）知州章世祯建。
境山书院，在徐州城北境山，隆庆四年（1570年）吕梁洪主事吴自新建。
醴泉山书院，在吕梁洪北，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乡官张之麟倡建。
云龙书院，位于徐州城南云龙山西麓。始建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初为义学，雍正十三年（1735年）知府李根云改为书院。
登瀛书院，在徐州试院西，光绪二年（1876年）铜山知县蒋志拔建。
华山书院，在丰县华山新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知县叶烓建，副使王梴为记，叶烓自记。
中阳书院，在丰县城内，天启三年（1623年）知县宋士中建。张榜《新建中阳书院记》载：“书院命之曰中阳……夫丰，厚也，大也；中阳者，日中也。” (28)
凤鸣书院，在丰县署西。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知县王初集建，嘉庆二年（1797年）知县艾荣松重修，并改此名。
仰圣书院，在沛县上沽头，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工部主事吴衍建，汪宗元为记。嘉靖末圮于水。
建中书院，在沛县署南，创建时间无考，嘉靖初已废。
泗滨书院，在沛县署东旧递运所旁，西临泗水，旧志云：即汉高书院故址。创建无考，嘉靖初仍存故址。
歌风书院，初在沛县栖山旧城，清乾隆末知县孙朝干建。同治七年（1868年）知县王荫福迁回县城南。光绪十二年（1886年）知县陆秉森重修，改前院房舍为文场，可容坐千余人。徐州道段喆、徐州知府桂中行为作碑记。
河清书院，在邳州城内。明隆庆六年（1572年）知州许大经建，淮安知府陈文烛为记（时隶淮安府）。
敬简书院，在邳州泇口镇。明隆庆时建，中废。清嘉庆间，邑人陈世辅、白辅华等重修，学正陈燮为记。
东徐书院，在邳州学宫旁，清嘉庆间知州丁观堂建。
峄阳书院，在邳州学宫之左，道光十八年（1838年）廪生徐景山、花锡祺倡建。
桂林书院，在睢宁县署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知县刘如晏建，原名桑榆书屋。刘如晏，广西桂林人，有惠政，去职后人们为纪念他，取其籍贯改为桂林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年）知县刘舆权迁至署东，更名昭义书院。
钟吾书院，在今新沂马陵山，道光三年（1823年）叶峻嵋等倡建。
清末，实行变法，书院也在变革之列。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谕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颁《奏定学堂章程》。同年，徐州道桂嵩庆在云龙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近代意义的中学堂——徐州中学堂，拉开了现代教育的帷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徐州道袁大化将徐州中学堂移至督学试院，原云龙书院旧址改建铜山县官绅公立高等小学堂（云龙公学）。与此同时，徐属各县书院亦分别改为中、小学堂。至此，在徐州延续数百年的古代书院制度宣告结束。
二、 云龙书院的发展与贡献
云龙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徐州义学。雍正十三年（1735年），知府李根云在徐州义学的基础上升级为云龙书院。自1721年徐州义学创办，下逮1917年云龙书院被乱兵焚毁，共存在196年。期间，叶长扬、陈祖范、王峻、梅予援、张欣告、郑璜、王钦霖、张敦瞿、鲁一同、汪元治、刘庠、胡壬源、冯煦、成肇麟、于受庆、邓嘉缉等一批文化名流先后掌教云龙书院，给当时的徐州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促进了徐州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交流。经过清代近两百年的持续发展，云龙书院成为享誉徐淮地区的最高学府，涵育了一大批国学名儒和文化精英，是徐州城市发展演进中的珍贵文化记忆和重要文化符号。
云龙书院从创立到初具规模，再到基本定型，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云龙书院早期发展阶段：知州姜焯举办义学，开创徐州教育新局面。
云龙书院的前身是一所义学，创办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状元李蟠在其《书院义学记》中明确记载为知州姜焯所创办：“郡侯姜公治徐九年，教养兼施，家给户饶，孝弟力田之风，骎骎近古。群谋于云龙山麓，辟土建堂数间，为饮射读书之地。” (29) 乾隆《铜山县志》亦载姜焯“于云龙山创立义学，捐俸延师，所成就甚众，徐人士至今追思不置云” (30) 。而乾隆《徐州府志》则记载为：“康熙六十年，徐属同知孙国瑜始置义学。” (31) 《清一统志》、同治《徐州府志》沿袭乾隆府志之说，都以为孙国瑜首创义学。两说互有出入，给后人带来了很大困惑。实际上，李蟠作为当事人，他的记载是准确无疑的。王峻《徐州府志》刻意淡化姜焯，也是事出有因。但因政治因素，移姜焯之功为他人之功，这点对于姜焯，对于徐州义学来说，都是不公平的。今天，我们抛开时代因素，还原历史真相，可以确认，徐州义学确为姜焯所创办。
姜焯（1659—1744），字曦陆，岁贡生，山东昌邑人，曾任济南府陵县教谕，康熙五十一年升任徐州知州。由于姜焯之前任过教职，深知学校建设的重要性，因此格外关注文教。任徐期间，重修学宫，增建泮池、尊经阁、敬一亭等等，激励学风。由于官学有名额和身份限制，无法满足民间更多读书人的需求，因此，创办义学、普及教育，势在必行。所谓义学，一个“义”字见其性质，是依靠地方公款或地租设立的蒙学，招生对象多为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其中。
徐州义学开办后，姜焯捐建斋堂、捐置学田，安排徐州学正刘植敬负责日常教育工作。公务之余，姜焯亲自授课，逐篇批阅学子课艺，为徐州带来了一股文明之风，从此“晨夕鼓箧，匡坐谈经，负笈从游者日以众，弦诵之声闻于远迩” (32) ，可见义学倍受欢迎，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徐州义学的创办，为之后云龙书院的创建和徐州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姜焯办学有功，人们常把徐州义学及后来的云龙书院称作“姜公书院”。民国时期，尽管云龙书院废毁，但在1927年加拿大来华传教士盛世音的著作中，仍有姜公书院的相关记载，足见徐州人民对姜焯的感念之深。 (33)
第二，云龙书院早期发展阶段：乾嘉时期，云龙书院两次呈现人才辈出盛况，为徐州教育腾飞奠定基础。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开禁创办书院。同年，徐州升州为府，云南赵州人李根云出任首任知府。李根云利用府学升格之机，首先完备文庙体制设备，改州学为府学，并把康熙年间开办的义学升格为书院，因地取名，是为云龙书院，并从江南延请名士叶长扬前来讲授。从此云龙书院跃出学林，载入史册。
从历史的发展纵向而言，云龙书院创办以前，徐州地区“地处冲烦，地多荒歉，书院义学，有司多视为迂缓不急之务” (34) ，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云龙书院创办后，学风为之一振，文教事业重新有所起色，在乾隆、嘉庆两朝80多年内，徐州先后两次出现了人才辈出的兴盛时期。至今仍被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大批文士学者、社会名流，很多就是从云龙书院走出来的。
首先是石杰任知府，陈祖范、王峻主讲云龙书院的时期。乾隆初期，经济繁荣，文风鼎盛，正在迈向康乾盛世的顶峰。适逢其时，一向关心文教的石杰回任徐州知府，先后聘请陈祖范、王峻掌教云龙书院，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教学方法，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求学，中兴了彭城文脉。
陈祖范、王峻提倡古学、提倡诗教，培养出以丁泗吉、汪廷璠、邓菼为代表的一大批地方贤达，活跃了乾隆前期的徐州文坛。这一时期的云龙书院生员，在经学、文学、语言学、书画金石之学等多个方面都卓有成就。以铜山人丁泗吉《彭城纪盛三十韵》为例，即可管窥当时的徐州文坛盛况：
山水彭门结秀遥，一时才子各分嚣。秋潦激湍张锡五，春草平芜冯佐朝。
鲁玉惊才摇海岳，汝峰妙技落天雕。浑金在冶陈中似，健鹘摩空邓允饶。
独画双蛾夸赤绂，全通八角数灵昭。一腔不倒张君烈，半面如羞吴老潮。
抽思季眉钻苦海，吐词玉雅食甜苗。崔家箧内金砂拌，张氏毫端醉梦摇。
兴到士元闻咤叱，神来淑也看娇娆。咏残帖括作霖猛，剥煞名流听竹骄。
伦纪鼻头悬酒盏，佩苍肘后挂诗瓢。拔前贡后韩随柳，生北员南宋对姚。(https://www.daowen.com)
元范才锋鸡里鹤，蕴含文笔鼠中貂。短权长范名高砀，迂李狂张势压萧。
子上根从南越发，奏庭魂在西江飘。图南紧趁陶庵步，枚卜高扬大士镳。
经国宏猷声赫赫，天朝廪禄论哓哓。儒医有子成三足，殿撰凭孙建一标。
锥出念东皆动魄，花开梦白尽成妖。东南朱子如双到，大小梁生拟二乔。
病惜后山魔未扫，魂悲龙友赋难招。宏南安灶儿能跨，元圃斫轮子更超。
理绪恨无唐宰舌，再楹喜抗聚庵腰。蝇蝇堪笑维新鄙，艾艾还嫌成纪佻。
觅偶龙宾问西子，论交应谷说唐尧。腕残蒋叟思犹壮，目丧唐髯气未消。
万古冶容天锡擅，千秋巧笑殿方调。徐藩西席献铜钵，石府东床品玉箫。
几个幽燕威尚在，一班王谢望初翘。人文屈指浑难尽，伫看凌云上九霄。 (35)
《彭城纪盛三十韵》作于丁泗吉晚年（约乾隆十二年后）。他在诗序中云：“积雨不开，萧斋兀座，遍拟同人，遂成韵语。非敢言诗，聊以纪盛云尔。”丁泗吉曾在云龙书院师事王峻，协助编撰《徐州府志》，亲历了当时的文坛之盛，这在其人生当中难以有二，故作诗以纪其盛。全诗420字，以洗练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嵌入众多人名、字号、籍贯、家世，涉及相关人物近60人，如朱迈、张念祖、蒋佩、施兆麟、申泽泓、杨浩等知名人士，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也是一篇高度浓缩的乾隆初期的徐州文化史。名流辈出，既有康乾盛世带来的文化繁荣这个大环境因素，而云龙书院的创办，以及从江南请来名师大儒给徐州学子讲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后是鳌图任知府，张欣告主讲云龙书院的时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丁泗吉去世后，徐州文坛失去了领军人物，开始悄然沉寂。据蒋士桓《丁靖山传》记载：丁泗吉曾在家开馆授徒，远近前来求学者众多，摩肩接踵。一经丁泗吉的指导，成绩远超同流，有所成就者累累相望。丁泗吉去世后，则“学者漠然无所向矣” (36) ，几十年间偶有一二文学之士，但影响力终归有限，不能延续曾经的辉煌。
这一时期的云龙书院仍在运转，因没有知名山长和著名学子，相对黯然。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淮徐道康基田以“书院旧制未称” (37) ，重新改葺云龙书院，将书院发展推上了历史新高峰。
云龙书院改葺后不久，徐州府学教授王元勋推荐其同乡后辈兼同学好友张欣告来徐掌教书院。张欣告，初名钦告，字凤衔，号肃堂，本宝山横港人，后迁嘉定。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庚子恩科汪如洋榜举人，数上公车不第，乃潜心经籍，著有《肃堂诗钞》 (38) 。张欣告约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前后来徐，掌教云龙书院近30年，是历任山长中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位。稳定的师资，也是书院正常发展的必要保证。特别是嘉庆三年（1798年），鳌图任徐州知府，下车伊始，先到云龙书院为诸生讲解经义。鳌图在任期间，捐修文庙，增添书院膏火。在鳌图和张欣告的共同努力下，徐州文教再度振兴，相较乾隆初期的文坛盛况，此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举及第人数陡增，扭转了自乾隆中叶以来数十年内素少科目的落后局面。
道光《铜山县志》载：鳌图在徐州期间，云龙书院生员“相继登科第者七人” (39) 。此期有七人先后中举，目前能确认的有五人：嘉庆六年（1801年）傅运昌，嘉庆九年（1804年）周绳祖、张正酆，嘉庆十二年（1807年）孙化龙，嘉庆十五年（1810年）刘彦儒。另有拔贡夏英培、王勉，岁贡程善庆、程誉庆、崔之峻、徐泰、卞勇、朱秉衡、潘愉、马家驹，以及生员韩德升、萧琛、王鲲化等人，都曾游学云龙书院，且在各自专业领域卓有成就。
这一时期的人才之盛，较之乾隆初期持续更久，影响了嘉庆、道光两朝。如道光时期最具盛名的孙运锦，就和上述之人多有交集。书院教育与学术变迁和文化发展，固然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演进之中，而与杰出学人的学术实践，尤有关联。
第三，云龙书院后期发展阶段：同治、光绪时期，两江总督曾国藩关怀资助云龙书院，书院大放异彩。
鸦片战争以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全国范围内的文教一度停滞，徐州也不能例外。同治年间，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关怀下，重振徐州文教，徐州地区又迎来了一次人才辈出的高峰时期。
今人研究云龙书院发展史，常把关注目光聚焦于晚清民国时期。这一时期从云龙书院走出的生员，如书法家王学渊、吴源溆，学者祁世倬、王嘉诜，书法家张伯英，铜山县第一任民政长（即县长）韩志正，北洋政府陆军上将徐树铮，革命志士周祥骏等人，他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谓璀璨夺目。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这里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即废科举后，传统读书和入仕制度的通道被骤然切断的同时，却给了无法以功名为依托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以上诸人早年在云龙书院所受到的实学教育及具备的综合素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易取得卓越的成就。而将云龙书院办成学子潜心读书、德修学讲之学府，曾国藩、桂中行等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为“剿捻”而一度驻节徐州。他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快刀斩乱麻，干脆利索地处理沛县湖团纠纷后，从中划出湖田四十顷作为云龙书院学田，冀以保障书院经济来源。同时，还推荐其得意门生刘庠出任云龙书院主讲。刘庠在云龙书院授课期间，与阳湖（今江苏常州）方骏谟一起主持编纂同治《徐州府志》，于徐州一方，育人众多，影响颇大。
桂中行，广西临桂人，出任徐州知府期间，关注徐州文教，修葺扩大云龙书院，多次来到书院为生员讲解经义。同时，有感徐州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而“其诗传者绝鲜”，于是组织冯煦、王亦曾、陈环、王凤池等人，“上溯有明，逮及今世” (40) ，逐县采录徐州明清诗歌，历时四年，编纂《徐州诗徵》八卷，成为保存徐州诗歌与历史文献的重要载体，奠定了徐州诗歌发展的里程碑。
各级官员对云龙书院建设的关怀和重视，使得云龙书院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进而可持续地发展，这是云龙书院存在发展的关键。可以说，如果没有主政官员的热心关怀和实际帮助，这些事情都是难以办到的。
图13-2 ［民国］云龙山西半面风景（含云龙书院全景）（选自云龙书院展陈）
云龙书院是徐州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兹列举晚清、民国时期有云龙书院背景的书家、画家如下：
王凤池，候选教谕，风雅之士，工书善画。
李兰阶，贡生，书法擅长汉隶，画擅折枝花卉。
葛绳鉴，增生，工篆隶。
王学渊，光绪癸巳科举人，工小楷者，嗜法帖。
张从仁，庚子辛丑恩科举人，书法家。
张伯英，庚子辛丑恩科举人，书法家、学者。曾任北洋政府副秘书长，书法家和碑帖鉴定家，编修《黑龙江省志稿》，编纂《徐州续诗徵》，编印万寿祺《隰西草堂集》，著有《小来禽馆诗稿》等。
张育蕃，诸生，工画。
苗聚五，岁贡生，工画。
王嘉诜，贡生，候补通判，学者、诗人、书法家，主编民国《铜山县志》，著有《养真室诗存》。
吴源溆，光绪乙酉科拔贡，庚子辛丑恩科举人，工书，学唐碑。
杨振举，诸生，精字学、韵学，著《古音辨》一书。
葛其琛，光绪甲辰岁贡生，书法家。
王劭勤，诸生，王凤池子，诗人、画家。
钱食芝，诸生，原籍江苏句容，工画。
叶道源，号心蕖，同治庚午科举人，书法家。
朱方曾，字矩臣，同治癸酉科拔贡，工书。
张永伟，字子英，诸生，工书画，书学北碑，笔力颇健。
张仁厚，字幼卿，河南候补通判，书画家。
李翔鸿，庠生，工书。
杨允升，字迪生，光绪癸卯举人、光绪甲辰进士，能书擅画。
赵绍生，光绪癸卯举人，书法家。
李汝鹤，光绪己卯科举人，光绪癸未科进士，书法家。
司香谷，诸生，擅长山水花卉。
由此可见，云龙书院不仅是当时的教育平台，也是当时的文化高地，引领了清代、民国时期徐州地区上层社会文化的潮流。
徐州号称“五省通衢”，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有着特殊的地位。云龙书院的产生和发展，为徐州地区传送了新鲜的文化血液，为近代徐州文化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书院的初建到推广普及，徐州人民作出了大量贡献，他们积极响应号召，捐钱捐地作为书院膏火，保证了书院的持续发展。另外，各地的文人名士也在这里播撒心血，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留给了徐州学子，促进了徐州文教事业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云龙书院对徐州地区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